湖广会馆的灰塑与长沙取名由来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湖广会馆的灰塑，以及长沙取名由来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文章详情介绍：
桐庐俞赵嘉欣园：康有为设计 东阳人营造
嘉欣园主体建筑俯瞰图
桐庐县富春江镇俞赵村是户数逾千、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大型传统古村落，村里有座中西合璧的“嘉欣园”，占地1900余平方米。鲜为人知的是，这座建筑由康有为设计，由东阳人营造。
嘉欣园的主人俞英耀已于1937年去世，他的孙子俞庭璋年逾八旬，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家族文化。据他介绍，此园建成后，东阳人落户俞赵村，俞赵村现任党支部书记俞勇梁，就是这位东阳工匠落户俞赵村后的第四代孙辈。
嘉欣园的“洋灰”装饰艺术，又称“灰塑”
“子联店王”结识康有为
俞姓是俞赵村的大姓。嘉欣园的主人俞英耀，字子联，出生于1871年，曾经担任过桐庐商会的会长。清末民初，桐庐街上不少产业都属于他所有，俞赵村几乎大半个村都是他的产业，至今村中“俞氏宗祠”所在的老街上的店铺，原先都归属俞英耀所有。俞英耀也因此得到了“子联店王”的美称。
俞英耀还首创了桐杭轮船公司，担任公司董事长，成为了将近代交通引入桐庐的先行者。在业界，俞英耀有“儒商”之美称，他平日里喜欢舞文弄墨，国画、书法皆颇有功底。晚清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上海为“强学会”进行募捐。俞英耀此时正在上海经商，听到这个消息后，他慷慨解囊，捐献出了300大洋。后来，张之洞将俞英耀引荐给了康有为。从此，康有为这位风云人物与富甲一方的俞英耀相识，并结为好友。
康有为亲为嘉欣园设计
康有为曾经先后三次到俞赵做客，他对桐庐山水尤其是俞赵赞赏不绝，曾谓：凤凰山如展翅凤凰形象逼真，符合“有凤来仪”之兆。据说，康有为甚至有意将凤凰山作为身后埋骨之地。为此，他还提议俞英耀在村后的秀峰山麓建庐。于是俞英耀就请康有为取题庐名，康有为相地择址，取庐名为“渔山樵水之庐”，题厅匾“嘉乐堂”，据堂名及《楚辞九歌》“君欣欣兮乐康”之词，题园名为“嘉欣园”，落款为“俞英耀先生好行其德，晚筑园百余亩，杂植嘉花美木以自娱，乙酉三月南海有为题”。可以说，“嘉欣园”的名称把康有为和俞英耀的深厚情感和政治抱负都浓缩于其中。
不过，此匾额中的题名时间并非嘉欣园建造时间。因为当时时局动荡，加上俞英耀与康有为结识后，一直资助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至国外前还向俞英耀借了3000大洋，因此俞家资金短缺，俞英耀将建庄园之事暂时放下。俞庭璋说，康有为借银时还留下了借据，收藏在俞英耀的第七个女儿俞杏初处，包括7封来往信件。
因此，嘉欣园当为题名在前，建造在后。另外乙酉年为1885年，此时康俞两人尚未相识，有人质疑乙酉或为己酉（1909）之误，但190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所以谜团至今未解。
作为清末推动变法维新的政治家，康有为早年曾经接触过西洋教育，到过许多国家，对于西洋建筑风格颇有了解。因此，他力劝俞英耀在设计嘉欣园时将西洋建筑风格融合进去，并建议可参照杭州胡雪岩故居的建筑风格。康有为还专为俞英耀设计了一幅规划图，并附有《嘉欣园记》。据俞庭璋回忆，此图上方为秀峰山，右为凤凰山，山麓为农庄。图左边是康有为亲笔撰写的《嘉欣园记》。此图被俞英耀留给了后人，可惜在“文革”中不知去向。
贵富师主建嘉欣园
1920年，在上海做生意的俞英耀和朋友一起买了外国银行发行的“六合彩票”，结果连中3个头奖，获得了巨额资金，嘉欣园建造之事被提上日程。
但是，对于这座由康有为设计的庄园，该由谁来把蓝图化为现实呢？此时的俞赵村内，来自东阳六石后石（今六石街道夏溪潭行政村后石自然村）的木匠把作吴贵富正带着工匠建造木结构雕花建筑。在现今标注为“俞家19号”的古建筑内，俞英耀遇到了这位东阳工匠。当时，吴贵富已经为俞家营建了多座类似的厅堂建筑，令人刮目相看。
在俞英耀的陪同下，吴贵富前往杭州，参观了胡雪岩故居和胡庆余堂，在康有为的规划基础上，重新细化方案，于1921年动工建造，到1924年竣工。
整座嘉欣园外观为方正的矩形，以高过主屋脊的齐顶封火墙包围。正门为青石制作的石库门，门额雕刻小篆“渔山樵水之庐”。入门是门厅，廊下设有船篷轩。主房五间三进，正中三间为前厅，系两层穿斗式砖木结构，厅堂上方悬挂康有为题写的“嘉乐堂”匾额，厅前走廊亦设船篷轩，厅堂柱子“外圆内方”，即靠近走廊的前大步柱子为圆柱，厅内为方柱。后堂屋柱为四方形设委角线，门上方有康有为题写的“秀峰山麓”。整座建筑以左右厢房连接，雨天行走其间不湿鞋；前厅后堂均设有两天井，形成“四水归堂”之势，院内安放石雕长方形鱼池。整座建筑结构合理，功能完备，依据地势逐层抬高。细细观察，会发现整座建筑各房间的层高、开间均较传统民居要大，比例合理，增加了采光面积；加上地面不是传统的“三合土”，而是刻有吉祥纹样的“洋灰”（即水泥）地面，因此利于保持干燥，阴雨季节也不会返潮，居住其间极为舒适。
除了在空间建制上中西合璧，嘉欣园的装饰也走同样风格。
其中式装饰以木雕为主打艺术，两条设有船篷轩的走廊顶部，均安装有木雕象鼻梁（虾梁），以“百鸟朝凤”为主图案，两只凤凰左右相对，形成“凤求凰”之势；各种禽鸟和花卉环绕周身，花团锦簇，与东阳传统民居内以狮子为主图案的象鼻梁形成了鲜明差别。走廊前柱上安装有木雕“牛腿”，以镂空雕、半圆雕、平面浮雕等技法，雕刻人物、山水、花鸟、狮子等，其中人物雕刻风格为“画工体”，雕刻精细，形象逼真。
西方风格装饰主要体现在外墙上的罗马线和罗马柱，这些装饰都用“洋灰”堆塑勾勒而成，其中罗马柱头上的图案又用中国传统花篮造型，代替西方的洛可可风格花卉，勾勒尤其精致。整座建筑围墙顶部为红蓝两色罗马线，以代替东阳传统民居的墨线锁壳勾勒；屋顶四角还装饰有“洋灰”制作的“莲花灯”。
据俞庭璋介绍，建造嘉欣园时，吴贵富师傅特地回到东阳，招募了一批木雕工匠，因此园中的木雕较之村中其他行木雕装饰的民居更为豪华精美。
嘉欣园是典型的庄园，主楼“渔山樵水之庐”高墙耸立，边上还有规模庞大的附属建筑，包括偏房5间、佣工房8间，加上一排作坊用于制造米酒、酱油、豆腐等，销往上海。因此建成以来，桐庐文化界也有质疑：为什么不是在环境优雅之地单造一幢耧，而是要建造几百余亩面积的庄园？经俞庭璋考证，认为庄园是西方的农庄模式，而清末时代的中国农村是地主与佃户构成的落后小农经济体制，因此此园的规划体现了康有为和俞英耀等人对社会变革的愿望。为什么将主楼设计成前厅为中式、后厅为西式的风格？联系康有为和俞英耀选址嘉欣园的时间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康有为“公车上书”光绪皇帝的次年，百日维新前夕，光绪皇帝强烈想借鉴西方君主立宪做法，所以嘉欣园并非简单的中西结合建筑，其内在有着对社会变法的强烈愿望。而以吴贵富为首的东阳帮工匠们，完美地演绎了这一思想，缔造了富春江畔特独的建筑文化传奇。
父女情深“复制”嘉欣园
吴贵富主持建成嘉欣园后，又先后在桐庐茆坪村和建德江南村各主持建造了一座微缩版的“嘉欣园”。
原来，俞英耀育有11个女儿4个儿子。在后来分家析产时，三子和幼子分到了嘉欣园主楼的前厅后堂，其中三子就是俞庭璋的父亲俞淮卿。与此同时，爱女心切的他在每个女儿出嫁时，都在其夫家为女儿建造一幢房子，作为“陪嫁”。嘉欣园未建前，已有4个女儿出嫁，俞英耀为她们每人建造了一幢传统风格的砖木结构楼房。
待四女儿俞佩兰出嫁时，嘉欣园刚刚建成。于 是，俞英耀想到了为她建造同样风格的“庄园”，并继续请吴贵富把作。因为面积局限，此楼仅前后两进，中间是青石板铺设的天井，构成“回”字形。其与嘉欣园不同之处在于装饰更加华美。俞庭璋说，这是因为俞佩兰的公公胡儒艺是安徽人，更喜建筑装饰。所以，此楼正立面除了石库门，还用“洋灰”堆塑出传统中式两层门楼，飞檐翘角；房屋外墙四角装饰方形委角线立柱。墙头装饰“洋灰”罗马线，下垂中式“花篮”，精工细作，高超的工艺水平令人叹为观止。而内部的木雕装饰沿袭嘉欣园的图案，但在门前梁、枋上的木雕装饰更加丰富；二楼还外挑木质阳台，以供赏月。整座建筑洋溢着浓郁的女性气息。
关于这位行“洋灰”装饰的泥水师傅，茆坪村里还有个传说：当时胡儒艺派驻了工头现场管理，这位东阳泥水师傅身穿土布衫，貌不惊人。工头见了，以为是帮忙的小工，极为不屑，就让他去一边踩泥。这位泥水师傅倒也不抗议，乖乖到一边踩泥了。没想几日后，俞英耀来到茆坪探亲，见到这位在踩泥的师傅，慌得连脚上马靴都来不及脱下，就冲上前去把他拉出来。当俞英耀了解前因后果后，马上吩咐将这位师傅的工钱提高到每日3块大洋。工头听闻此事，极为惊愕——毕竟，当时一个帮工一年的工钱也不过3块大洋，此位师傅一日收入就顶过帮工一年收入。
因为胡儒艺“派衍安文”，此楼被命名为“文安楼”。“文安楼”建成于1925年，造价为3万大洋，而东阳“洋灰”师傅的工资就达千余大洋。
1937年，一代儒商俞英耀溘然去世。次年，在日寇侵华的炮火中，俞英耀即将临盆的三儿媳躲避到“文安楼”，诞下了嫡孙俞庭璋。仅育有一女的俞佩兰请求将此子过继给她，获得首肯。未想回到俞赵后不久，俞淮卿英年早逝，俞庭璋成为三房独苗。俞佩兰于是过继了出生于1942年的另一位侄子俞民君，如今俞民君还和妻子一起守护着文安楼。
另一座仿嘉欣园建造的建筑物位于江南村，新中国成立后因建造水电站，此楼被淹于水底。
一代儒商挽留东阳工匠
回过头来再说建造嘉欣园的工匠吴贵富，俞英耀实在爱其手艺，于是在此园建成后，盛情挽留他长住在俞赵村。为此，财大气粗、为人慷慨的俞英耀特意把位于俞赵老街上的一幢房子，赠送给了吴贵富，让他把家小都搬迁过来，在此安家。
这真是俞赵版的“特殊人才引进”！
以吴贵富壮年到俞赵从艺推算，他出生之年应在一百五六十年前。当时一同落户俞赵的还有他儿子，出生于1905年的吴维政。他继承了父亲的木工手艺，参与建造了俞赵和周边村庄的许多木结构传统民居，当地人称其为“维政师”。吴维政育有3个子女，长子吴文都、二子吴文才先后出生于1945年前，也继承父业从事木工技艺，现仍居住在俞赵。女儿吴香珠，许配给俞赵村中曾获毛主席批示的“七个好干部”之一严如湛的次子严世功为妻，所生一子严勇梁现任村党支部书记，并力主嘉欣园修复工程。
“以贵富师为代表的东阳建筑工匠们非常了不起，他们不仅发挥和体现了东阳精致的木工木雕才艺，并透彻领悟且十分到位地实施了康有为先生的嘉欣园规划设计，而且在此基础上作了创造性的提升。尤其是鬼斧神工的木雕和出神入化的堆塑工艺，大大丰富了嘉欣园和文安楼的文化内涵。他们对中西建筑文化的演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俞庭璋激动地说，他们的家族永远铭记着东阳工匠的功绩！
东阳日报 记者 吴旭华/文 记者 陈林旭/图
长沙：小确幸之城是如何出圈变网红的？
入夜后，东瓜山的红色霓虹灯牌闪烁。巷子里的长沙刚刚醒来。
从白沙路入口进入裕南街，不到10分钟便可走完整个东瓜山夜市。它由三条汇聚的小巷构成，“东瓜山肉肠”是夜市心脏。小摊无店无顶却永远排着长队，支在两根电线杆间的招牌毫不起眼，倒是排队的人群成了最惹人注目的“招牌”。队伍有时会横在三岔口的交汇处，把通道切割为两半。为了疏通车行过道，老板不得不时不时走出来，把队伍往路沿赶。晚上10点过后，并不宽敞的空间里仍然人来车往。
长沙人喜好夜食。在长沙人口密集的社区都有类似的小吃夜市，规模或大或小。东瓜山原是棚户区，肉肠的走红带动了整个区域的饮食氛围，更多小吃店铺入驻东瓜山，亮灯的街巷越来越长，最后形成了一个方圆不到500米的夜食区域。
肉肠旁边的丹丹热卤也是东瓜山夜市的老门店。深夜降临，下楼觅食的东瓜山街坊便会前往熟识的老店，点一份热卤、炸串或者烧烤，拌上一碗闪着油光的猪油拌粉。
丹丹热卤最主打的菜品“热卤四合一”卖了十几年。收银的大姐通常会推荐最流行的四样：猪耳、牛肉、韭菜和素捆鸡。卤水焯过一遍后，再拌上蒜泥、碎花生和自制调料，是为热卤四合一。
店主黄姓夫妇原来在益阳老家有一家餐饮店，后来迁居长沙，开了这家热卤店，取名为“丹丹热卤”。夫妇俩退休以后交由儿子黄勇打理，现在交给女婿王东诚接手日常经营。
丹丹热卤的王东诚每到节假日都要接待大批外地食客直到深夜。
每周星期五和星期六的夜晚是王东诚最繁忙的时段，排号的食客让他顾不得停歇。此前，店里的食客多为本地人。近两年，随着游客增多，店里半数为外地食客。
特别是到了星期日，下午3点开门营业后，店里大多是来自江西和广东等附近省市来过周末的游客。他们掐着下午开店的时间前来，吃过热卤以后便驾车，或者乘1到3小时高铁，返回到自己的城市。
从一个小吃摊走红发展到整条街成为打卡地，东瓜山某种程度上成了长沙近两年人气变迁的缩影。
对长沙人来说，最近一两年，这个城市最为明显的变化是游客倏忽间变得多了起来。一到周末和节假日，黄兴南路和解放西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就会变得水泄不通。在小吃摊汇聚的黄兴路步行街，一位负责垃圾处理的工作人员告诉《第一财经》杂志，黄兴路步行街的垃圾产量在近两年至少比以前翻了两番。
而关于长沙走红最出圈的证据，还得数今年国庆因橘子洲景区超过最大承载量、超级文和友日日排号过万而屡上热搜。
凭借湖南卫视超强的娱乐影响力，长沙一直都是话题中心，但过去它很难称得上旅游中心。此前，在大部分游客——甚至长沙本地人——心中，长沙更接近于一个去往张家界、凤凰古城的中转站。而现在，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旅游目的地。
“怎么这里也开始打卡咯？”
10月6日的早晨，长沙下着小雨，天气阴冷。一位操着长沙腔“塑料普通话”的阿姨站在坡子街上的肆姐面粉店外，面对夹杂着各地方言的队伍叹了口气：“怎么这里也开始打卡咯？”转身离去。这声叹息里透露出关键信息：长沙打卡地越来越多。
与打卡紧密相连的关键词是网红，这也是许多人今年对长沙新形成的印象。国内有许多公认的热门旅游城市，但网红与否得参考另一套维度——人们是否热衷晒“打卡”。现在的长沙显然符合这个标准。微博上有个着名调侃：“这个国庆，我在朋友圈里去了42次长沙。”
为了解长沙今年在人们心中的网红程度，我们在11月中旬做了一个小调查。在投票的1425人中，有75.51%的人认为长沙今年可称“网红城市”，认同比例高过重庆、成都，排名第一。
在他们中，87.51%的人觉得长沙今年的人气更胜以往，有82.58%的人留意到身边有许多人去了长沙旅行“打卡”。而在68.07%的非长沙受访者中，50.31%的人今年自己也到过长沙旅游。
在长沙市天心区夜间服务中心一位主要负责人看来，长沙在今年的走红可能要得益于抓住了疫情后复工复产的机遇。
长沙虽然靠近武汉，并没有受太多疫情影响，长沙市相关部门预估疫情仍在可控范围，2月底起就逐渐放开了对餐厅、酒吧等营业场所的管控。“我们去考察过一些兄弟城市的商业街，那个时候，人流量恢复还是很缓慢，但是五一商圈已经很热闹了。”这位负责人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长沙宽松的环境吸引了一批来自周边城市的游客。长期禁足在家，人们渴望复苏和消费，长沙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氛围。随后的月份，各大航空公司推出“随心飞”机票，也促进了旅游复苏。长沙一时成为热门地点，“随心飞”可兑换的机票一票难求。
庄壮壮是东航“随心飞”的消费者，他加了两个“随心飞”搭伴的微信群，群友会在群里结伴出行。8月的一个周末，庄壮壮就和3个群友一起飞到了长沙。他来长沙的初衷是听朋友说，这里好吃的多。
出发前，庄壮壮没有做太多详细的攻略，围绕五一广场大致圈定了几个地点。对于他来说，长沙之行，主要是为了吃。
和他一样，在我们的调研中，美食是去往长沙的游客提及最多的体验目的。但打卡目标集中，也意味着排队是不可避免的。“区域里大众点评排名前面的餐厅基本不用去，全部要排队。”庄壮壮说。
最为夸张要数茶颜悦色。他特意数了一下，在同一条路上，几百米的路段一共分布了8家茶颜悦色。“每家门口都排了几十号人，至少要等半个小时以上。”这家长沙本地的茶饮品牌曾因有闲鱼用户愿意花钱找人“代喝茶颜悦色”而受外界热议。在线下的真实场景中，不少年轻人去了长沙后都会在两天里喝上6到8杯，甚至更多它家的奶茶。
另一家着名排队大户就是那个会排到2万多号的超级文和友。它在距离黄兴南路不远的海信广场里，内部空间是一整个楼的做旧社区，全面复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老长沙的店面、招牌、楼梯，乃至路口。从饭馆到博物馆——6分注意力用来吃饭，4分注意力用来走“迷宫”游览——这在全国餐饮界都是一件具有开创性的事情。
长沙超级文和友内全面复刻了八九十年代的老长沙风貌，每年吸引大量游客打卡。
天心区政府那位负责人觉得，这种夸张正是长沙吸引人之处，他称这种特质为对冲性。“文和友外面看来是五星级，里面却破破烂烂；茶颜悦色一个区域里十几家，家家都排队，出了区域又一家都没有。”
我们在调查中请受访者就好吃、好看两个维度对重庆、成都、长沙、西安四座网红城市打分。其中，长沙是好吃和好看程度相差最大的。好吃远高于好看。这种特点背后有一定历史原因。
1938年，文夕大火曾经让这个城市付之一炬，如今的建筑均在当年的废墟之上重新建立起来。长沙作为一座2000年未易址的古城，却没有什么遗留下来的古迹，现有的旅游景点大多和新中国的建立相关。但另一种历史是不会消失的，那就是味觉。在历史悠久的湘菜文化熏陶下，吃的魅力在这座城市被放大。
长沙房价不高，当地人消费欲旺盛，对吃喝不含糊，因而形成了一片餐饮品牌发展的沃土。《第一财经》杂志今年10月梳理过中国各城市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结果发现，长沙在全国各城市中位列第九，是中西部唯一一个进入前十的城市；而在人均年消费支出超过3万元大关的城市中，除了长沙和武汉两个中部城市，其余15个均为东部沿海城市。
站在旅游的角度，好吃无疑是一座城市重要的加分项。此前着名的网红城市重庆、成都、西安都有各自的招牌美食，现在，它也成为了长沙的“引流”入口。尤其是在茶颜悦色、文和友、三顿半这些面目清晰的长沙本地品牌走红后，这种魅力值在追求社交货币的打卡人群中进一步放大。加上长沙地理位置居中，交通便利，适合四方游客“快闪”一份小确幸。
长沙一下子出了好几个有全国影响力的时髦品牌，许多媒体都觉得可能是湖南广电的资源辐射和人才输出加持了长沙品牌的发展。但茶颜悦色创始人吕良觉得，这事不妨反过来看，其实是当地人的气质决定了湖南卫视的风格。所以，当地的品牌也会带上这种长沙气质。
比如“接地气”。接地气之于媒体体现为娱乐大众，之于餐饮行业就是便宜。茶颜悦色的一杯奶茶只要十几元，文和友菜单上大部分的菜品在30元以下。不论来自全国哪里，体验一下都不会感到有负担。
长沙餐饮界这种接地气的源头，或许可以从夜宵江湖寻找答案。长沙的夜市餐馆以提供小吃为主，数十元的消费便可以让食客大快朵颐。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在于长沙人对夜市馆子价格敏感，为了保持竞争力，餐饮馆子只得想办法压缩成本，保持价格稳定。
丹丹热卤的四合一，40元人民币可以挑选两个荤菜和两个素菜，10年前就是这个价格。但黄勇和王东诚一直没敢给热卤四合一提价。王东诚称，提价会有压力。“长沙人可能一个星期吃五六次夜宵，每次大几百也消费不过来。”王东诚说。
离丹丹热卤不到20米距离的盟重烧烤，也是长沙的网红馆子之一，店里的人均单价维持在60元左右的水平。
5年前，师毅和3个合伙人开了这家以湘西小串为为特色的烧烤店。师毅是个典型的长沙“满哥”，信奉“槟榔加烟，法力无边”。他自称不是一个好学生，年少时期沉迷于网吧和网络游戏。到了养家糊口的年纪，就索性与年少时代的几个玩伴合伙开了这家烧烤店。
2017年，长沙市政府计划修缮都正街。师毅挑中了这里的新店址，在一个正对路口的T型区域。为了庆祝都正街门店开业，师毅想出的迎宾办法是让食客赛跑，四人为一组，从老东瓜山门店夜跑到新店——哪组队伍先跑到终点，当天的所有消费便可以免单，而没跑赢的队伍只能吃到师毅安排的菜单。
开业当天晚上，报上名的一百多号顾客狂奔在长沙街头，庆祝这家新店的开业。长沙的餐饮店老板爱想这种不着边际的点子，食客也很是买账。人们常常称这种东西是湖南卫视式的草根“娱乐精神”。但师毅自称这是一种“古怪”。长沙人热衷这种标新立异和“古怪”的幽默感：好玩是最重要的事情。
比起高大上的商业逻辑，长沙品牌总是乐于放大产品好玩的那部分。三顿半创始人兼CEO吴骏告诉《第一财经》杂志，“长沙是一个比较懂得玩的城市，出圈的本质是让更多人可以一起玩。”
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丁俊杰认为，长沙吸引人之处正在于接地气。丁俊杰主要研究城市品牌和城市形象领域。他说，许多城市在宣传形象时都喜欢突出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但这些其实难以让人共情。在他看来，一座城市真正网红元素，往往都不是政府主导的政绩工程，而是“自己长出来的”。有烟火气，才会令人有亲近感。
长沙的新面旧面
长沙也有正在变得高大上的一面。
师毅曾经就读的第31中学，如今原址已经铲平，建起了一座高楼，也是现在长沙最为活跃的商业区域：国金中心（以下简称IFS）。2018年5月，IFS正式开业。与以大熊猫装置闻名的成都IFS类似，两个巨型的KAWS人偶是长沙IFS最明显的标志。
长沙人陈兴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他记得，这一片区域围起来修了很多年。他读高中的时候就听到传言说这里要修长沙最高的楼盘。但直到他去美国读书、工作前都没修完。2018年，等他从美国回到长沙探亲的时候发现，这里建起了一座巨大的购物中心。
IFS出现前，长沙人的商场消费仍以传统的百货商场为主。地产顾问公司戴德梁行一位前高管曾对《第一财经》杂志分析，IFS的开业对于长沙来说，是从百货业态过渡到购物中心的标志性事件。
“以前来长沙消费就是说吃夜宵，没什么高级的东西。所以引进IFS当时也是迫切需要一个中高端的业态，来符合消费城市的形象。”长沙市规勘院的研究员冰钦说。
IFS占地超过7万平方米，体量庞大，入驻品牌覆盖了低端、中端和高端的消费全链路。在靠近蔡锷中路的东端，集聚了爱马仕、巴黎世家等一线奢侈品品牌，西端入驻的则是价格亲民的快时尚品牌和潮牌。根据冰钦给出的数据，IFS的重点辐射范围达方圆11公里，相当于能辐射整个长沙市主城区。
长沙是典型的单一核心城市。以解放西路和黄兴南路、黄兴中路为轴线的五一商圈区域聚集了王府井、平和堂、友阿春天、海信广场等众多老牌和新兴百货商场。五一商圈是长沙市的市中心，也是整个城市的商业中心。
五一商圈是长沙最具人气的商圈，集中了长沙大部分的“网红”精髓。
客观来看，长沙的商圈集中，游客容易扎堆在五一广场打卡。因此一到节假日游客涌入时，这里更易出现汹涌的排队画面，使人形成长沙“人多”“网红”的印象。
而IFS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于更进一步加强了五一广场的辐射能力，使人气更兴旺。
戴德梁行长沙商业策略负责人谢芝认为，IFS年轻化的风格也在刺激五一商圈其他商场的改变。“IFS吸引年轻人过去，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其他商场的客流造成分流影响。而这些商场如果要吸引年轻的客流，必定要做一些改变。”谢芝说，“内在来看，比如印象汇就增加了一些网红酒吧，来吸引年轻的消费者。”
但新势力崛起往往会打破旧格局的平衡。“像东塘，原来在没有IFS的时候，对周边的辐射能力还是很强的，但IFS过来以后，东塘周边的商业区也是有点慢慢衰落了。”冰钦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这个城市在悄然变化。“长沙的城市形象，包括五一商圈部分建筑体的立面，都在做新一轮的更新。”谢芝说。
老长沙人冰钦感知到的另一个变化是，金满地、下河街这些地下批发市场的衰落。
在冰钦成长的2000年代，面向高中和大学生群体的金满地曾是潮流诞生地。除去价格低廉的服饰，那里也是隐藏的小吃街区。而卖南食百货的下河街，是1990年代“万元户”的诞生地。现在它已拆除，原址上新修了湘江中路地铁站，原有商户已经迁移到中山路。随着生活水平的代际更迭，这些有年代感的消费区域逐渐没落了。
但念旧又会玩的长沙人找到了另一种方式留住“过去”。
文和友在2010年以夜市摊起家，发展到杜甫江阁店时已经小有名气。彼时由于旧城改造，刚火不久的文和友被迫寻找新址。文宾和翁东华两位创始人并不想搬离坡子街区域，正一筹莫展，海信广场给了文和友7层楼的发挥空间，距离旧址不远，店面正对湘江风光带。
文宾成长于坡子街，翁东华成长于西长街，都是长沙老街区。随着住户的一家家搬离，两人都感受到老长沙氛围的消弭。两人合伙一敲定，想把新店做成老社区的感觉。就这样，做设计出身的翁东华开始带着团队去长沙各处踩点，记录长沙老社区的形态，并且四处收购旧的物件、家具和器皿。于是，就有了超级文和友的诞生。
超级文和友是一个全新的产物，这一空间也在改变周围环境，“海信广场在以前可能是更偏轻奢、家庭类的风格，现在也在随着超级文和友的建筑调整，往更年轻、更潮流的方向发展。”谢芝说。
从超级文和友狭小的入口进入，内部的复古氛围与咫尺之外的外部商业空间形成强烈的反差。它是旧的，但又是新潮的；它是新生事物，却又在怀念过去。长沙新时代和旧时代的更迭张力也在这种冲突感中显现出来。
有性格的城市
长沙的视觉元素、文化符号和相对宽松的环境，加上成熟的传媒产业链条，让它成为一个自带传播性的城市。
去年9月，在哔哩哔哩视频网站，一部以长沙市坡子街派出所民警为核心的纪录片《守护解放西》走红。为了方便隐藏拍摄，团队把派出所的一面墙打通，又在所里装了20多个摄像头。故事也都围绕民警的办案日常、审讯来展开。“在全国很多派出所都有醉酒闹事和情感纠纷。长沙人的脾气相对来说更外放，观众看起来更有代入感。”《守护解放西》总导演肖姝说。
肖姝拍了多年政法类故事，派出所发生的事大同小异。但长沙人的个性给了栏目组发挥的空间，因为表达外放，也更有娱乐感和表现力。肖姝认为，如果这个节目在其他城市拍摄，可能并不能取得《守护解放西》这样的播出效果。“我们就是从长沙这样一个比较有趣的口子切进去，讲任何派出所都会发生的事。”
第一季节目在去年11月完结后，坡子街派出所门外的景观墙也成了打卡地，有不少观众来拍照，甚至给坡子街的民警送礼物和奶茶。
“五官丰富”“符号丰富”，是丁俊杰对长沙城市面貌的感受。他认为，在城市形象传播中，有性格不是坏事。当地的人有意思，会让人感觉去那里也很有意思。
而要论传播城市性格带来的正向效益，没有人能估算湖南广电系统对整个长沙的第三产业影响有多大。
文和友最初也是以小夜市摊起家。做电视节目的媒体人录节目通常要到深夜，节目录完以后便会相邀吃宵夜，就是这样，文和友被一群广电媒体人挖掘，邀请录节目，然后被更多人知道。
无独有偶。师毅回忆，最初一次顾客量大幅增长是在做客《天天向上》之后。节目组有工作人员光顾过盟重，随后有人来询问师毅是否愿意参加一场全国烤串大赛的节目。就是这场节目，盟重烧烤被更多的观众知道。湖南餐饮的出圈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电视节目的传播。
长沙懂自我营销不奇怪。毕竟，文化产业是长沙超千亿的支柱产业。为了承接产业的发展，湖南省政府还曾以湖南广电为基底，建立起马栏山视频文创园。他们提出的设想是——“北有中关村，南有马栏山”，要建造“中国V谷”。V是video的V。官方建立园区的想法在于以视频、IP产业带动5G、AI等高新技术的升级，从而进一步带动零售、餐饮、旅游等产业的发展。入园的除了芒果超媒，拍摄《守护解放西》的中广天择也是园区内上市主板的企业之一。
网红城市背后的政府
有人士分析，正是因为长沙的房价不高，供贷压力小，因此提供给了长沙人更多的消费空间，从而刺激了本土品牌的创新。
天图投资管理合伙人潘攀则认为，长沙是一个中国城市发展模块里的最大公约数模板，这给了长沙良好的消费环境。所谓的最大公约数指的是长沙整体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代表了中国最广谱的人群，即城市里的中产阶级阶层。
“消费市场很活跃，里面有大量品牌的创新和竞争，因此像茶颜悦色这些品牌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潘攀对《第一财经》杂志说。“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政府为创新消费做了很多配套的东西，给了企业快速成长的环境。”
“超级文和友那么大一个体量，在其他城市，可能都没办法诞生。一方面，这么大的空间，消防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另外它都是老式街道的还原，和我们印象中城市追求的高大上、光鲜亮丽、整齐划一相悖。很多城市规划者可能接纳不了。”丁俊杰说，“超级文和友能在长沙出现，政府一定做了很多工作，但它隐在了背后。”
长沙的夜经济是政府在背后用功的又一体现。
长沙是属于夜晚的城市。白天的街头平平无奇，到了夜晚，落灰的广告牌却散发出生命力来。霓虹灯、投射、激光，错落的字样共同构筑了夜晚的有机感。司门口、南门口和解放西路的街景最为晃眼。
前述天心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第一财经》杂志，长沙有超过半数的消费在夜间发生。
根据公开资料，至少从2017年起，长沙就在推动夜间经济的浪潮。当年12月，在湖南省文化厅和长沙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下，长沙发布了中国第一份以“夜间经济”为主体的产业报告。此后，这个词眼在公开场合被官方频频提起。
长沙曾多次尝试“营销”它的夜晚。2010年，为了推广旅游产业，长沙市政府曾定于每周六晚在橘子洲头燃放烟花，每次持续15分钟。这一政策持续了数年。直到2017年，出于环保原因，由每年的53场调整为每年只在固定节假日燃放。
今年七夕节，长沙司门口路段的红绿灯信号变成爱心形状的照片走红于网络，它也拍摄于夜间。
“长沙很接地气，新的潮流和思想容易生根和发芽。”他说。“承托夜间经济的，既有经济形态，也有社会治理、文化因素等等，才能形成整体的氛围和场面。”在夜间的繁华之外，夜间城市的治理，比如依法经营、延时交通、人员调度等等，都是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需要有关部门解决的问题。
现在，许多城市都在争做“网红”。丁俊杰说，从城市发展角度，这是一种必然，因为网红意味着吸引年轻人，对年轻人有足够吸引力的城市才有未来。
但同时，丁俊杰也认为，成为网红打卡地只是过渡性概念，不是一个长久性或者持续性概念。“一个城市对年轻人从创业到成家、从生活到工作各方面的持续发展，是不是能做到支持，这才是决定城市吸引力的。”
如果在一个长沙人的群里讨论长沙的网红话题，他们往往感叹几句茶颜悦色门口夸张的队伍，然后就转头开始聊起了交通、物价、教育等不太吸引人的话题。对于住在一座城市里的人，这或许才是生活更值得关心的一面。
根据湖南省统计局2017年发布的一份长沙市新入职人员就业现状调查报告，在调查的103家单位中，湘籍人员占据总数的83%，外省人员占17%。其中大多数受访者都毕业于湖南省内的高等院校。但网红效应似乎正在起作用。在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今年11月发布的《中国34城市民准入榜》中，长沙位居第15位，去年新增常住人口为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第一。
能否在把人从北上广深或其他省会及东部沿海城市吸引来并落地生根，是长沙更长远的功课。
“长沙很舒服，供房也没有压力。但是回去没有合适的工作。”陈兴对《第一财经》杂志说，他在美国从事数据分析和风控相关领域的工作。他称，有关的大公司会把分公司设立在广州或者深圳。在金融和互联网领域，长沙仍然缺乏吸引人才的有效竞争力。对他来说，长沙暂时还是一个“回不去的家乡”。
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为代表的制造业是长沙的王牌，但第三产业短板明显。湖南省统计局2017年发布的《长沙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研究》报告显示，长沙的第三产业仍低于全国和省会水平。报告称，长沙经济总量与广州、成都、杭州等城市的差距主要体现在金融、信息服务、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偏低。
政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推动制造业高端化，以及推动信息服务和生物医药企业的发展。技术是它的下一个标的。
为孵化高新技术企业，长沙近几年在城市外围兴建了不少产业园，位于河西的麓谷是其中一个。陈兴颇感惊讶的是，在他小时候的印象里，麓谷就是片“不毛之地”。但去年年底回国，他路过麓谷时，这里多了很多办公楼盘和小区。并且，饭点的麓谷也开始堵车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庄壮壮、陈兴为化名）
【这里是重庆】重庆黄鼎臣医务所再考
编者按：黄鼎臣，中国致公党第七、八届中央主席。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底他来到重庆开设医务所，担任新华日报社卫生顾问，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等同志的领导下，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民主革命活动。1942年他在医务所与同乡陈其尤（致公党第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届中央主席团成员、召集人，第五、六届中央主席）重逢，积极促成陈其尤等致公党人与中共合作，抗战后期在南方局帮助下与陈其尤、伍觉天等人为恢复致公党活动而努力。重庆黄鼎臣医务所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承担了中共联系民主人士的联络站与致公党活动地的双重任务，在多党合作史和致公党党史上的都具有重要意义。黄鼎臣医务所地址的确定，同时对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实践地、中国民主党派的重要发祥地的重庆无疑也增加了新的证据。
重庆黄鼎臣医务所再考
作者：童明 致公党广州市委会党员
致公党广州市委岳朝阳副主委曾于2020年撰写网文《黄鼎臣诊所前世今生》，对致公党中央提出的黄鼎臣医务所旧址——重庆林森路303号进行了初步的考证。本人在听岳主委党史课和阅读该文后对此事产生了浓厚兴趣，赴重庆对抗战期间《新华日报》有关黄鼎臣医务所的信息进行了排查，发现重庆黄鼎臣医务所曾几易其址。随后又查阅了其他与此有关的档案资料，对迁址原因有了进一步了解。近期，本人对查阅的档案线索进行了认真地梳理分析，形成本文与大家分享，并提出建立黄鼎臣医务所纪念馆的设想。
重庆黄鼎臣诊所的持续时间
1932年底，黄鼎臣从苏州军人监狱释放后，他先是回到南方，开始挂牌行医，辗转到澳门、桂林、昆明等多地，以行医掩护其开展革命工作。约在1940年底至1941年初，他来到重庆，在重庆朝天门附近的林森路303号租了两间房子开办诊所，开始了在重庆长达四年的行医生涯。
目前，在《新华日报》上可以查到的最早黄鼎臣医务所广告是1941年2月5日，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初十。可以设想在黄鼎臣在1940年底到重庆后，一是立即与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二是尽快开设诊所，利用诊所掩护开展革命工作。他找到重庆林森路303号后，经过春节节日期间几天的准备，立即到《新华日报》刊登了医务所开张的广告，这个时间与其他文献上记述的黄鼎臣到达重庆的日期也基本契合。
1946年初，黄鼎臣离开重庆回到广州，后续我们将另文叙述。重庆黄鼎臣诊所在《新华日报》上的最后一次刊载日期是1944年10月14日，这个时间距离史料记载的黄鼎臣离开重庆的时间尚有较大出入，显然这个时间不足以判断重庆黄鼎臣诊所在重庆期间的时间下限。在重庆档案馆所藏档案中，一份黄鼎臣为和成银行职员种痘的通知（图一）的时间是1945年3月14日，这说明至少在1945年3月，黄鼎臣医务所仍在正常运转。但在1945年9月出版的《重庆电话号码簿》上，黄鼎臣医务所的电话号码42178被登记在华懋公司贸易部的名下，则可推测在1945年3月之后、9月之前，医务所结束了运营。
图一：黄鼎臣为和成银行职员种痘的通知
重庆档案馆档号：03000001003970000036000
重庆黄鼎臣医务所的地点变迁
黄鼎臣刚到重庆后，是选择了林森路303号作为医务所的，但这个地点并没有用很久。在1941年3月2日的《新华日报》广告中，黄鼎臣医务所的地址变更为“道门口莲花街七号华懋公司楼上”，这也是莲花街七号这一地址首次与黄鼎臣医务所联系上，而在此之前，最近一次的登报广告是1941年2月20日，地址仍是林森路303号。这说明在1941年2月底3月初期间，重庆黄鼎臣医务所搬了家，从林森路303号迁去了莲花街七号的华懋公司楼上。
莲花街这个地名今已不存，经查，1950年重庆市道路调整，把莲花街和半边街、三元庙街、陕西街、大十字扩建后合并更名为陕西路。这一条路从清代开始就是商贾云集之地，尤其是原来莲花街路段，紧靠朝天门码头和湖广会馆，热闹异常。华懋公司就在这里盖起了自己的办公大楼，一栋三楼一底的四层建筑，这在当时的莲花街上非常显眼。显然这是开设诊所的好地方，不仅吸引了黄鼎臣，还招揽了其他医生在此开设诊所（图二）。如此看来，黄鼎臣应该是把林森路303号作为重庆医务所的过渡地点，而将莲花街7号视为最理想的目标地点。
图二：张国利医生在华懋公司开设诊所
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3440002001190000012
当然，选择了华懋公司后也并非一帆风顺。作为陪都的重庆，从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遭受了日军长达6年零10个月的轰炸。1941年更是巅峰，5月3日、4日，日机轰炸重庆市中心区，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重庆市中心大火两日，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3991人死亡，2323人受伤，损毁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6月5日，日机对重庆进行轰炸时，许多市民为躲避轰炸进入位于市中心的大隧道中避难，然而由于人数过多导致洞内发生呼吸不畅以及窒息等问题，引起了人员的骚乱，再加上一些管理上的疏漏，上万（有官方和民间两种说法）避难民众因通风不畅导致窒息，同时又发生推挤践踏，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隧道惨案，史称“大隧道惨案”。
正是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下，1941年7月14日，黄鼎臣医务所搬到了山洞云顶旅社（遗址在今沙坪坝区中梁山上），直到1941年10月20日才重新搬回华懋公司大楼。
图三：刊登在《新华日报》上的黄鼎臣医务所搬到山洞云龙旅馆与搬回华懋公司的广告。
在这里仍有个小问题，莲花街的华懋公司是一栋四层楼的建筑，而《新华日报》上的广告只是写了“华懋公司楼上”，那么，医务所到底是在几楼呢？
多篇回忆黄鼎臣的文章中提供的信息有几个关键词：（医务所）距离朝天门不远，华懋公司楼上租了两间房，陕西街附近。但都未说是在几楼。幸运的是，笔者检索资料，寻到一张当年黄鼎臣申请购买麻醉药的申购单（图四）。上面详细记载了黄鼎臣医务所的寄达地址：莲花街7号三楼。至此，黄鼎臣医务所的地址与楼层已经基本厘清。
图四：黄鼎臣医务所麻醉药品订购单
重庆档案馆档号：003000010000
黄鼎臣医务所旧址位置及现况
莲花街华懋公司当年的门牌号是莲花街7号，该建筑建于上世纪初，砖木结构，仿西方古典建筑风格，面阔16米，进深33.5米，建筑面积约2144平方米，占地面积约536平方米。屋顶为筒瓦铺面，砖柱砖墙，基础为石作，室内墙体为夹壁墙，建筑南北纵向中央有两处小天井，拱形门及窗均为砖砌，券门上方有精美灰塑。
该建筑先为华懋公司所有，后为刘义凡府邸。1950年莲花街并入陕西街后，门牌号变更为陕西街115号。1954年公私合营改造，刘将此房卖给了重庆食品公司。2008年该建筑以“刘义凡旧居”名称纳入重庆市首批优秀近现代建筑名录。2013年因修建东水门大桥，该位置规划立交转盘而被拆除。
图片来源：《重庆近代城市建筑》作者：欧阳桦教授
（重庆市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总队公益专家）
红色标记位置为原黄鼎臣医务所所在地
图片来源于冰锅摄于2011年
令人欣喜的是，重庆市政府有意在原址附近异地复建华懋公司大楼。重庆黄鼎臣医务所作为见证中国致公党在重庆与中国共产党牵手合作的重要地点，也是酝酿中国致公党重组和筹备召开“三大”的重要地点，如果在华懋公司大楼复建时能保留一方空间，设立纪念馆将这段历史予以展示，无论是对中国民主党派重要发源地的重庆还是对中国致公党来说，都将是极有意义的。
（本文撰写得到致公党广州市委岳朝阳副主委的指导和修改，以及重庆文保总队总干事“冰锅”吴元兵的大力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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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历史-湖南，湖南和长沙的名称由来
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地分九州，湖南地属荆州。春秋时期，属罗国，后被楚国吞并。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后，国分36郡，在湖南设有黔中郡和长沙郡。湖南的东部为长沙郡，湖南的西部及贵州省的东部、重庆、湖北的小部分为黔中郡。
公元前206年，汉朝建立。汉初封吴芮为长沙王，为诸侯封国，又先后设零陵、贵阳、武陵三郡。三郡不但包括湖南，还包括今天的贵州省东部以及广西、广东和湖北的小部分。东汉改长沙国为长沙郡。汉武帝曾分置13州，湖南属荆州。三国时，湖南分属吴、蜀两国。晋代以及南朝的齐、宋、梁、陈，均曾设置湘州。
唐代时，湖南地区分属江南西道、山南东道和黔中道，计有15州50余县，人口近200万。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始设“湖南观察使”。从这时起，史书上就有了“湖南”这个地名。“湖南”之名从此开始，宋、元、明、清一直沿袭至今。
美丽的湖南风景
公元9世纪中叶的五代十国时期，马殷在湖南割据，国号“楚”，前后55年。宋代设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当时即简称湖北、湖南，荆湖南路大体与今湖南相当。
元代分全国为11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这是省制的起源，其中的湖广行省包括今湖北的一部分和湖南、广西。明代仍设湖广行省，但只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省会在武昌。直到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才设“偏沅巡抚”，作为治理苗疆的最高长官，半年驻在贵州的偏桥镇，半年驻在沅州。
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将偏远巡抚改驻长沙。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改偏远巡抚为湖南巡抚，实际上就是湖南省，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如从康熙三年算起，湖南建省至今有340多年了。
现在湖南设13个地级市：长沙、衡阳、株洲、湘潭、邵阳、岳阳、益阳、常德、张家界、郴州、永州、怀化、娄底；1个民族自治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22个县（县级市、市辖区、自治县）。省会设在长沙。
湖南地图
长沙是湘湖文化的发源地，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世人寻古探幽的好地方。
长沙是一座具有近3000多年历史的“楚汉名城”，它的历史几乎与“湖南”一样古老。长沙这个名字，历史上最早出现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长沙已经成为楚国南部的一个经济、文化、军事重镇。秦统一中国后，设有长沙郡。
汉高祖刘邦为表彰开国元勋吴芮，封他为长沙王，并开始修筑城垣，长沙成为诸侯国的都城。自唐起，长沙就一直是湖南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直到今天。
为什么会取名为长沙呢？这还真有些玄妙，据说，是因天上的星辰而得名的。古天文学根据天空方位可将天上星辰分为二十八宿，分别各立一方，每个星座与地上某一地区对应。根据景象定位，星辰二十八宿中国的轸宿位于荆州之地（古时长沙属于荆州），轸宿旁边有个附属于它的小星，叫长沙星。长沙星对应的地面，就成为长沙。故长沙又名“星沙”。
美丽的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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