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怎么过清明了以及藏族名字怎么起的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藏族怎么过清明了，以及藏族名字怎么起的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文章详情介绍：

• 1,通俗西藏史（一百九十）——吐蕃对河陇的统治
• 2,特稿_ 从喜马拉雅到南国之滨，一位藏族移民管理警察的寻梦路
• 3,藏族、西藏、藏语及民族关系
• 4,甘肃省的名字是如何产生的？甘肃历史文化有哪些？

通俗西藏史（一百九十）——吐蕃对河陇的统治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咱们讲到了沙州之围，这期咱们接着讲。

大历十二年（777年），河西节度使周鼎因为向回鹘求援，“累年不至”。

他心里清楚，沙洲城破只是早晚的事。

只有弃城东归，才是保命的唯一希望，所以他准备焚城而去。

但就在他派河西兵马使阎朝带人勘察路线时，阎朝用计杀了周鼎的亲卫，又用弓弦勒死了周鼎，“自领州事”。

那么阎朝为什么敢杀周鼎，他又为什么要杀周鼎呢？

当时吐蕃已经攻陷了凉州、甘州、肃州、瓜州，唐朝在河西的统治已经乱套了，官命也没那么金贵了，真正好使的是大家族的势力。

阎姓肯定是沙洲大族，张议潮起兵驱逐吐蕃的时候，有一位首领名叫阎英达，时任沙州副千户长，之后出任瓜州刺史、墨离军使。

虽然我们不清楚阎朝与阎英达是什么关系，但阎朝代表沙州豪门的势力，确定无疑。

也就是说，周鼎焚城而去的决定，触动了本地大族的核心利益。

那么他东迁的计划，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呢？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当时沙州有个官员名叫宋衡，他是名相宋璟的小儿子。宋璟为人刚正清明，但儿子们的教育实在不咋地，各个贪赃枉法、行为不端，都是酒色之徒。

宋衡是不咋地当中的翘楚，史称“荒嬉粗险”。天宝九年，宋衡因贪赃被贬沙州。不知道是不是从此痛改前非，累功做到了河西行军司马。

他身为关中人士，自然是东迁计划的实践者和先行者。

他带着二百多家眷东奔回唐，结果全部被吐蕃人捉住。

吐蕃人久闻宋璟的大名，得知宋衡是宋璟的儿子后，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贤相也，落魄如此，岂可留乎。遂赠以驼马，送还于朝，大历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骑尽室护归。”[1]

您想想宋衡的队伍只有二百多人，都被吐蕃逮住了，沙州城内往少说也得有几万人。

因为按《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沙州城内的豆卢军“管兵四千三百人，马四百匹”。以敦煌的自然环境来说，没有四五万人养豆卢军的士兵都费劲，更不用说还得养着南来北往的各国使团了。

这么多人浩浩荡荡的东归，吐蕃人怎么可能不察觉？！

再说了这么多人一起走，能选哪条道路？

河西走廊上有水源的地方都是原来唐朝的州县军镇，现在都被吐蕃占领了。这种常规路线肯定不能走，那就只能走非常规的路线。

河西走廊上非常规的路线，还能往唐朝去的只有一条，就是向北穿越大漠。

河西走廊以北穿越沙漠的路，本来有两条：

一条是从威威（凉州）出发沿腾格里沙漠的南缘，到达东北方向的灵州。吐蕃占领陇右后，河西与关中就靠这条道路联系；

另一条是从酒泉（肃州）出发，沿黑河向北，到居延海再向东，横穿整个巴丹吉林沙漠。从居延海到灵州的直线距离也有五百五十公里，路上完全没有水源补给。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安西使臣取回鹘道归唐，被迫继续向北绕，一直绕到了振武军（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才回到了唐朝。

安西使臣的队伍也就是百八十人，他们能绕这么大圈子回国。敦煌城里好几万老幼妇孺，他们能绕这么大圈子回国吗？

所以周鼎的计划根本就不行。

另外还有一点，周鼎和宋衡是派驻的官员，也就是流官。

他的家肯定不在敦煌，所以他们有破城归家的冲动。

但敦煌的大家族可不想“破城归家”，敦煌就是他们的家。

您放火烧了，我们的家咋办？

再说了，古代大家族的财产主要是土地，您拍屁股走人了，难不成我们还能把地也搬走？！

就是这个原因，阎朝勒死了河西节度使，自领州事。不但没遭到抵触，说不定沙州居民还拍手称快。

再有一点，周鼎能想出举城东迁的招儿，估计也和吐蕃的政策有关。前面咱们说过，吐蕃在占领河西州县的时候，曾经围三缺一，允许河西百姓逃走。

估计在大历十一年前后，吐蕃军队并没有严密围城，也是想挤走唐军保留这座河西重镇和佛教圣地。等到阎朝主持州政，摆出一副死守的态势后，吐蕃才开始围城攻打。

之后八年，沙州一直在苦苦支撑。

尤其是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吐蕃攻势更加猛，归沙州管辖的寿昌县（今阳关镇附近）、石城镇（新疆若羌县）、播仙镇（新疆且末县）相继失陷，沙州通于阗的丝路南道被切断。[2]此前，吐蕃已攻陷伊州（新疆哈密），刺史袁光庭杀妻子后，自焚而死。

至此，敦煌周边的所有道路都被吐蕃截断，沙州真的成了一座孤城。

就在此时，情况出现了一丝转机。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代宗驾崩，唐德宗李适继位。他认为内靖方镇比抵御外辱更为重要，于是对吐蕃采取了和平的外交策略。

同年八月，太常少卿韦伦护送扣留的吐蕃使者及俘虏五百人归国。

赤松德赞一开始都不相信，等韦伦达到后，他非常感动，说：“我心中有三恨，不知大国有丧，未能派人吊唁，此一也；不知代宗建陵，未能送礼，此二也；不知皇帝舅圣明继立，已发众军，三道连衡。今灵武之师已闻命召回，而山南之师已入扶、文，蜀师已趋灌口，追且不及，此三也”。《册府元龟·卷九八〇·外臣部·通好》

赤松德赞说的三路大军里并没有打沙州的部队，但寿昌、石城镇、播仙镇确实在此年失陷，甚至伊州也有可能在这一年失守，估计这些都属于“追且不及”的范畴。

韦伦出访以后，唐蕃开始走向了一小段和平岁月。这种和平的气氛，还是双向奔赴的。

唐军在剑南俘虏的吐蕃士兵，在德宗的命令下赐衣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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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唐朝派万年县令崔汉衡持节，带着僧人出使吐蕃。

我们之前讲过，赤松德赞曾于767年派拔·赛囊、拔·桑希等人出访唐朝，求佛经和“沙门之善讲”，当时唐朝只给了佛经，没给僧人。

这次李适让使臣带着僧人去了吐蕃，并且规定两年换班，轮着去吐蕃讲法。

吐蕃这边也投桃报李，唐将刘文喜反叛，遣其子入吐蕃为质而求援，被吐蕃拒绝。

吐蕃对沙州的攻击也暂停了下来，甚至有可能撤除了围困。

因为在建中三年(782年)，阎朝通过回鹘道将杨休明、周鼎、西州刺史李琇璋、瓜州刺史张铣等人的遗骸送到了长安。

《旧唐书·德宗本纪》记载，“（此）皆陇右牧守，至德已来陷吐蕃而殁故，至是西蕃通和，方得归葬也。”

建中四年正月十五日，唐蕃会盟于清水，划定了双方的控制地界。沙州的归属，并未在盟文中言及，不过另有一条规定：“盟文有所不载者，蕃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并依见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马处，不得新置，并筑城堡耕种。”

按这个规定，双方各占的城池维持现状，不得再行攻打。沙州虽然是块飞地，但依然归唐军驻守。

建中四年四月，吐蕃还把此前被俘的将士和僧尼等人送到沙州，“凡八百人，报（建中）元年之德”。

这段难得的和平阶段，是沙州能坚持十一年的重要原因。

但我们也得清楚，唐蕃清水会盟只收休战，并不意味着战争终止了。

这种状态有点像现在的朝鲜半岛，两边陈兵三八线相互对峙，也就是没开打而已。

所以，吐蕃军队肯定不会允许粮食之类的物资运进沙州。

到了唐德宗的兴元元年（784），沙州城内的粮仓见底儿了。

阎朝想了个注意，他打开官仓，以一端绫换一斗麦的价格，向大户募粮。

城中豪门踊跃交易，数日便筹得大批粮秣。

阎朝登城高呼：“民且有食，可死守也！”

要知道，战争时期斗米千钱是很正常的情况。唐史里就有多次记载，长安城内粮价飞涨，斗米千钱。

所以，动乱时期粮食是等价黄金的硬通货。

可在敦煌城内，阎朝拿出绫换粮食，结果大户踊跃兑换。

这说明大户们认为战争态势不会持续很久，依旧抱有希望，这反过来说明，唐蕃局势的和缓给了大户们信心。

就这样，沙州又撑了两年，到了唐德宗的贞元二年（786年）。在这一年里，唐蕃关系再次恶化，吐蕃又开始围城攻打。

此时，城中的粮食再次耗尽，可沙州期望的援军依旧杳如黄鹤。

阎朝被迫与吐蕃谈判，以“毋徙它境”为条件，尚绮心儿答应了，阎朝开城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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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河西走廊尽数沦陷，唐军在不断西退，孤立无援的局面下，苦苦支撑了22年。

吐蕃占领沙州后，基本兑现了承诺，没有纵兵掠夺，也没有外迁人口，还任命阎朝为“部落使”，协助管理沙州民政。

但很快吐蕃统治者就发现，阎朝的影响力太大了，拥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能力。为了夺去阎朝手中的兵权，又不想太露痕迹，吐蕃人想了一个办法。

赤松德赞亲自下书邀请阎朝到拉萨见面，阎朝知道此行风险莫测，但也只能答应。阎朝的妻子儿女来到沙州的一所寺院，举行了一次祈福仪式，然后全家前往拉萨。路上吐蕃人买通了阎朝的随从，在他的靴子里下毒，毒药通过皮肤吸收，阎朝的身体渐渐虚弱，最终毒发身亡。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虽然吐蕃在河西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但却依旧尽量避免和当地豪族正面冲突，而是通过拉拢的手段，使其协助推行统治。

这种拉拢大族的行为，不仅限于阎朝一门，相似情况也发生在张氏、阴氏、索氏、李氏等河西大族。

其中，河西阴家的经历颇有代表性。

阴家自称出于南阳新野，自隋朝以来便活跃在沙州地区，到吐蕃占领之前，已是有名的敦煌大族。

阴伯伦的祖父阴瑗嗣，官至检校豆卢军事、兼转运支度等使、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开国侯。

其父阴庭诫为唐朝高平府左果毅都尉、赐紫金鱼袋。

阴伯伦本人则是唐朝的游击将军、丹州长松府左果毅都尉、赐绯袋、上柱国。

在沙州围城期间，阴伯伦辅佐阎朝抵御吐蕃立有战功。

吐蕃占领沙州后，任命阴伯伦为“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并赦免了阴家的十一税。

这使阴氏一门，坐拥良田万亩，杏桑万株，还拥有四座庄园和无数的牲畜。

但阴家毕竟是汉人世家，即便在吐蕃统治下家族繁盛，却不能抹去汉奸之名。到阴伯伦的长子阴嘉政晚年时，胸中块垒实在无法消除，但又受制于人无可奈何，只能转向佛教寻求慰藉，他与其弟一同在敦煌莫高窟开掘功德窟，以减轻心中的负罪感。这便是有名的敦煌第231窟。

于此类似的家族很多，吐蕃占据河西期间，鸣沙山上凿石之声不绝，画师烛火昼夜不息，很多供养人都是与吐蕃合作的河西大氏族。

其中，张氏家族的成员张谦逸，官至沙州大都督，为唐人所能担任的最高官阶。

张谦逸死后，官职父死子继，张议潮续任为沙州大都督。

公元848年（唐宣宗，大中二年），张议潮同沙州副都督安景旻、沙州副千户长阎英达，共同举起了归义军大旗。只一日，便驱逐了吐蕃守将，收复了沙州城。

可见拉拢河西望族，确实起到了巩固统治的作用，但只要吐蕃控制能力下降，这种方式的破坏力，也一样非常巨大。

吐蕃对沙州大族的拉拢，只是其统治手段之一。

在其统治河西的几十年中，对原有制度进行了大幅修改，简单点说就是两条：制度游牧化，生活吐蕃化。

贞元六年(790年)，吐蕃将沙州的汉人编成了“沙州汉户部落”，开始用部落制取代唐朝的乡里制。

一开始这种制度还比较简单，在初期（786--790年），仅设了乡部落、僧尼部落和道门亲表部落。

乡部落就是将唐朝的沙州十三乡建制改为部落。

僧尼部落是把寺院中的僧尼单独编籍，自成部落。

道门亲表部落是由道士、女官及其亲属组成的部落。

到了吐蕃统治的后期（820--848年），部落设置又出现了变化。

汉人被划分成阿骨萨、悉董萨、悉宁宗三个汉人军事部落和一个通颊军部落（唐胡混杂部落）。这种变化意味着，吐蕃军队开始吸收河西走廊上的各族居民。

这一方面说明，吐蕃在极尽所能的挖掘军事潜力；

另一方面也说明，吐蕃对汉人的蕃化改造比较满意。

吐蕃对河西各州的统治时间长短不一，其中最长的凉州达97年（765—681），敦煌的时间最短也有62年（784—848）。

但这也是好几代人了啊，按二十年一代人算，最短的敦煌也有四代人了。

吐蕃在占领河西后，着力推广藏文化，消除汉文化的影响。他们强迫汉人穿吐蕃服饰，改变原有的风俗习惯，准许汉人在正月初一穿汉服祭祖。

这就是《新唐书·吐蕃传》里记载的“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

唐朝设立的“州学博士”、“乡贡明经”、“科举考试”全部废除，取缔了州县的官私学校，实行吐蕃本土的教育模式——寺学。并将藏文作为官方文字广泛使用，改变原有汉族天干地支纪年方式，推行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的蕃式纪年。

应该说确实收到了效果，有很多第三代、第四代的汉人，接受了吐蕃人的身份。

晚唐诗人司空图写过一首《河湟有感》，描写了吐蕃统治下汉人的状态：

一自萧关起战尘，

河湟隔断异乡春。

汉儿尽作胡儿语，

却向城头骂汉人。

这其实也可以理解，就像去了美国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人，虽然还长着一张亚洲脸，但骨子里已经是个美国人了。

不过吐蕃统治的时间还是有点短，而且当时唐朝的文化处于强势地位。所以心怀故土的人还是比较多。这点跟现在不太一样，现在是美国文化处于强势地位，所以地球上最爱美国的一群人，生活在美国的大洋彼岸。

在河西还是有大量的汉人心向唐朝，

《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使臣刘元鼎出使吐蕃，“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 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己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

每次读到这段，我都会想起范成大写的《州桥》：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当时范成大面对的是汴梁的宋人，刘元鼎面对的是陇右的唐人，但情感都是一样的。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根，这个根就是故乡！

不管你走多远，不管你看到多少外面的风景，这个根都永远不动。

有人说感觉家乡甜美的人是渺小的，把世界任何地方都当成家乡的人才强大。

我倒是觉得，如果心里没有了故乡，走到哪儿都是漂泊！

其实有关吐蕃在河陇地区的统治，国内有很多研究成果，内容远比我们涉及的内容多得多。毕竟吐蕃统治的几十年里，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改变。

如果大家对这些内容感兴趣，我可以推荐几本书：

杨铭老师的《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赵晓星老师的《敦煌落蕃旧事》、陆离老师的《敦煌的吐蕃时代》、宁可，郝春文老师的《敦煌的历史和文化》。

看过这些书以后，你会对这段复杂的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买不到实体书的小伙伴，可以在群里@我。

参考消息：

[1]、《唐河西节度使西迁和吐蕃对敦煌西域的占领》_魏迎春、郑炳林；

[2]、《安史之乱后西域形势及唐军的坚守》_王小甫；

特稿_ 从喜马拉雅到南国之滨，一位藏族移民管理警察的寻梦路

西藏，坐拥危耸的皑皑雪峰、辽阔的高原牧地，令无数人神往。而拱北边检站有一位年轻的民警普琼，他从喜马拉雅山脉翻山越岭，只身一人来到南海之滨的珠海。

今年的清明假期，普琼依然在拱北边检的一线岗位上度过。若不是他端坐在国门一线的三尺验证台上，看上去黝黑瘦小又有些腼腆的他，一定会淹没在拱北口岸茫茫的客流之中。对，他看上去也许并不起眼，但当你走近他，却能发现他身上满满的故事。

喜马拉雅之子：生于藏，长于藏

普琼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藏族大男孩，他的家乡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萨迦县赛乡的一个小村落——德吉村，距离珠海4000多公里。从他家出发，要先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到日喀则，再坐三个小时的火车到拉萨，从拉萨贡嘎机场再转机共花费七个小时到达广州，然后再坐三个小时的大巴才能到达珠海。

雄关漫漫风雨雪，山峨巍巍乃堆拉。在这个海拔4300多米的地方，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错综复杂的交通，只有蓝天白云下性情朴实厚道、肤色黝黑的人们，只有群山拔地而起和一座座传统藏式两层高的土房。村里只有不到100户人家，普琼就是在这里成长起来。

这里距离中国与印度、尼泊尔的边境线都只有200多公里，普琼的祖辈就从中印边境迁徙而来。小时候，他常常坐在小板凳上，听爷爷讲在中印边境巡边的故事。

爷爷常说：“我们祖国的边境线很长，多数地方人烟稀少，但绝不能让外来者侵入半步，这是一个国家的尊严。”小普琼并不能完全听懂爷爷的故事，但却在心中埋下了保家卫国的种子。如今，他长大了，爷爷不在了。而他，成为了珠澳边境线上的一名移民管理警察。

寻梦之路：翻越世界屋脊

2017年6月，中印边界曾一度处于对峙局面，波及普琼的家乡。所幸，最终这场对峙以和平落幕，但这让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普琼久久不能平静。他坚信，祖国越是强大，就越要守好边境线。没过多久，他从网上看到公告，广东的一个边检总站对口招考藏语专长的移民管理警察，他知道，实现梦想的机会来了。

普琼背着家里人报了名。他过五关斩六将，一切都很顺利。单位政审的时候，他知道瞒不住了，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阿爸阿妈。阿爸阿妈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他又是阿爸阿妈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舍得让儿子离开故乡去一个遥远又未知的地方，可普琼执意要去。阿爸狠狠掐灭刚点燃的香烟，气得转身就走，阿妈急得直抹眼泪。

那一夜，阿爸阿妈彻夜未眠，普琼亦是。第二天，阿爸阿妈把他叫到身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孩大不由娘，你决定了，阿爸阿妈支持你。去实现你的梦想吧，记得常回来看看。”

普琼背起了沉重的行囊，没敢回头看凝望着他的阿爸阿妈。等到上车后，他才透过车窗，望着圣洁的雪山渐行渐远，蜿蜒的山路遮住了故乡的模样。

一人在外：远离故土为初心

翻越千山万岭、踏过雪地草原，普琼几经辗转来到了南海之滨的珠海。

远离故土，一人在外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坎，就是新警入职必经的两个多月的军事训练。珠海的环境与西藏相比实在相差太大了。因为时差和醉氧，他常常会感到昏昏欲睡；因为闷热潮湿，他身上总是会长疹子。再加上饮食方面的不适应，他很快就吃不消了，不到一个月就瘦了十几斤，高强度的训练更是让他伤痕累累。

夜深人静时，他总是想起阿爸阿妈，想故乡清晨的酥油茶，想蓝天下黝黑的乡亲，想夕阳下在山腰间铁马追赶的时光……但他也想起了自己的梦想，想起了阿爸阿妈临行前的嘱托，他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成为了同事眼中的“拼命三郎”。

起名吉祥助运好听响亮大气寓意好

去年9月，入职培训结业，普琼第一次穿上警服，对着镜子立正敬礼试了又试，帅气得很。结训后，他被分配到基层一线。

面对繁杂的业务、语言的障碍，上大学之前连汉语都说不好的普琼，如今要经常同讲粤语和英语的旅客交流，这简直比登天还难。“笨鸟先飞”，他只能硬着头皮比别人多付出，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业务和语言。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2月，普琼查获一宗内地车辆企图冲闯关案件，并因此荣获个人嘉奖，在同批入职的新警里，他是第一个，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

普琼的两个愿望

今年初，拱北口岸再次刷新全国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纪录。面对汹涌的客流，独立上岗不久的普琼有些不知所措。怕旅客责备他验放速度太慢，更怕自己业务上出错，他努力克服自己的紧张情绪，完成了一次大考。

清明小长假，拱北口岸客流量再次爆棚，而他却从容了许多，还时不时地跟回乡祭祖扫墓的港澳旅客说“雷猴（你好的粤语发音）”“慢慢行（慢走）”。

“我女朋友还在西藏，她是个美丽的藏族姑娘。”说到自己的女朋友，普琼有些羞涩，但马上又有些惆怅：“不过我们已经有快一年没见过面了，只能通过电话和视频缓解思念之苦。”他说他现在的愿望有两个，一个是入党，另外一个就是能尽快见到亲爱的阿爸阿妈和挚爱的女友。

投身警营，普琼圆了儿时的梦，和很多驻守边关的移民管理警察们的一起，在雪山，在边疆，在沿海，在草原，用责任与坚持书写着属于他们的青春年华。

“扎西德勒！”普琼会向过往的旅客送上自己定制的祝福。“扎西德勒”在藏语里是“吉祥如意”的意思。藏族没有过清明节的习俗，但他还是想起了自己过世的爷爷：“小时候每次和爷爷爬到山腰间，斜射的阳光照耀着群山，蜿蜒的山脉把人的视线延伸到很远的地方，那是一种比一万年还要久远的印象。”

【采写】刘艳婷 周萌

【作者】 刘艳婷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

藏族、西藏、藏语及民族关系

一段时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凭据舆论话语权优势，不断捏造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的弥天大谎，炮制“新疆人权问题”。近日又以谎言为基础，制定并实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对新疆极尽虚假宣传、恶意诽谤，进而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妄图延缓甚至阻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其结果注定是徒劳的。但其中隐含的攻击套路（逻辑）值得西藏从事民族团结工作的同志们加以重视。以免出现不知所以、头脑中空的青年人受到蛊惑和怂恿，走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邪路。如果仅将民族团结“应该如何”讲清楚，不断把“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比喻反复运用，实际上还可能造成某种情况的逆反心理。陆益龙指出当代青年的心理成熟有延迟趋势，要改变面向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脱嵌问题，必须把社会上可能存在的“不正确”概念进行深入剖析和批驳，揭露错误概念产生的基础，让青年人明白“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开展这项工作，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几个错误概念有，“西藏=藏族人”“藏语=藏族”“谈各个民族之间要团结的前提就要先强化民族身份”。下面我们就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对这三个问题进行阐述分析。

藏族，不是一个历史民族概念而是一个民族识别概念。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大体可划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至1954年。经过实地考察和科学研究，首先认定了包括藏族在内的38个少数民族。

第二阶段：1954至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对183个族体研究，新确定了15个少数民族。

第三阶段：1965至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65年认定了西藏珞瑜地区的珞巴族。使我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增加到56个。

第四阶段：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至今。主要进行民族成分的恢复、更改和对某些族体进行归并工作。据统计，自1982年以来，全国恢复、更改民族成分的人数在120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这期间某些其他民族的人被认定成了藏族，我们对此进行更改；同时，有些藏族被认定成了其他民族的人，我们对此进行恢复。这些人，不是数字，是真实存在的人。我们在说“藏族人”的时候，包不包括这些人，他们是否认同我们就“藏族人如何如何”之类的言论是需要大家注意的部分。

接下来，就是要说一下“西藏人”概念。西藏是个行政区划概念，西藏自治区范围内生活着藏族313.8万，其他少数民族6.7万，汉族44.3万。无需赘言，地理意义上的“西藏人”更不仅仅是指藏族人，是包含回族、纳西族、门巴族、珞巴族、汉族等在内的所有生活在西藏的人的共同称谓。“我们西藏”的说法，主语到底是指谁呢？当然同时，藏族人也不仅仅居住在西藏，相当数量的藏族人生活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实际上在全国各地都很容易找到藏族身份的人。“大杂居、小聚居”就是我们国家的民族分布现状。总结而言：藏族和西藏双向均无法画等号。

“西藏人”更准确地说，是个户籍概念（归口公安局管理），“藏族”则是个民族身份概念（归口民宗局管理）。西藏人概指那些户籍在西藏自治区的各族同胞，泛指在藏长期工作生活和经商的各族同胞。藏族则专指身份证民族栏标注为“藏族”的同胞。民宗部门对民族的认定既基于历史事实也尊重个人意愿，对于父母民族成分不同的家庭，父母可自愿为子女选择民族身份进行登记。除公安、民宗部门外，任何人都无权作出身份认定事宜。

目前，这两个概念非常清晰和容易区分。一些年轻人动辄以 “我们藏族”和“我们西藏”做主语发表所谓体现群体共性的概括性言论，如果不是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那就是心怀恶意。抖音名“其美”的年轻人，很“随意地”将藏民族的“生活习俗”与“信仰”二字加以挂钩和混淆，把内地民众对“西藏”的不了解和刻板印象（Racial Stereotypes）夸大成恶意混淆视听，就很容易被敌对势力加以利用（像BBC类）来攻击我民族政策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我们必须加以警惕与厘清的。

所以，“藏族”和“西藏”前面要慎用第三人称前缀，自觉抵制使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复数的前缀。没有任何场合、任何人需要使用，也不会获授权使用“我们藏族”和“我们西藏”如何如何的。这种说法带有迷惑性和危险性，要加以警惕。

随着西藏落户政策的不断放宽，以及各民族间通婚情况的普遍化，民族身份理应变得更加淡化。极少数年轻人的错误言论反映出其成长过程中历史观和民族观的缺失，我们要加大对西藏自古以来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的研究与教育，不要“总是绕开问题讲、避开难点讲。只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立足于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全面客观看问题，就不用担心在政治上出问题。要给教师充分的信任，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第二，藏族与藏语的关系。首先并不是所有藏族人都讲藏语。抛开相当数量选择参加自治区二类课程招生考试的藏族学生和自小没有在藏语环境下生活的藏族人不谈，单就青海宗喀地区的“家西番”而言，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与藏族相似却又讲汉语的群众的真实存在，为各族群之间“和而不同”的共处模式起到了积极的典范作用。当然当今民族交融时代的主题不再是“汉化”，而是中国境内各族群的共同现代化。

其次，讲藏语的也不一定是藏族人。 墨脱县达木珞巴民族乡、芒康县纳西民族乡、错那县麻玛门巴民族乡，生活着相当数量的珞巴族、纳西族、门巴族群众，他们说藏语、写藏文，甚至有的要去天主教堂祷告，名字叫做“保罗”和“玛利亚”。这充分叙说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和现实，藏语是语言和地域性的，本身没有特定民族属性，正如很多彝族、白族、土家族年轻人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俄罗斯族大妈用东北话（方言）聊天，塔吉克族也没有说塔吉克语——民族和语言不是一一对应，本就是地理文化常识。这一点一定要理直气壮讲清楚。

第三，加大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防止民粹主义。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就必须要首先强调各自的民族身份吗？不是。马克思在吸收和批判前人理论基础上强调“共同语言、共同地域是民族形成的两个必要条件”。历史上，由于地理上山川阻隔，交通上人员交往不便，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了诸多族群（远超56个）。建国前，百年中国战乱频仍国力日衰，族群迁徙不断，部分族群融合，部分族群逃到更加偏僻崎岖的山区，数代繁衍致原有族群印记渐逝，建国后的民族认定就是当时对历史和现实的充分尊重基础上做出的。70年来，国家国力日隆，取得了百余年未有之大成就，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当初从服饰、习俗、语言、文化认同等角度考量做出的认定标准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随着建国7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普通）公路大动脉、高速公路大动脉、（普速）铁路大动脉、高铁大动脉，各支线机场的建设，中国再也没有走不出的大山、进不去的村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概念的范畴在不断拓展，如今就连“十八洞村（苗族）”“悬崖村（彝族）”这样的由于躲避战乱形成的村落、族群都已经全部脱贫成为旅游景点，我们可以预期“族群”这个因地理地域产生的概念也会随着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不断淡化、融合，最终以“中华民族”整体屹立在世界东方，而相当数量的民族特征只能从身份证件上寻找。

中华民族是一体，各民族身份是多元的具体表现，一体多元是二者的辩证关系。中华民族意识的内涵应是56 个民族的群众自觉认同中华民族而不自外于中华民族。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我们在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时，应该把中华民族认同摆在更高位阶。要谨防以弘扬自己所属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名，隐性地实施民族优异性的夸大宣传、不实宣传。其表现包含但不限于：民族的服装具有“优于”其他民族的特点，且具有“高尚”的审美追求；民族的饮食是“超乎寻常”地合乎人体需求与健康；民族的语言是“几千年前”创造的“最美的”语言等等。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一定要基于历史事实和新时代要求，56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不断发展的，都在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部分进行融合创新，过分强调某一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其本质就是排他性的民粹主义。

在西藏，藏族是“多数民族”，回族、汉族、门巴、珞巴、纳西等其他民族是“少数民族”，我们谈民族团结更要十分注意把握宣传口径，防止把主语默认成“汉族”，宾语默认成“藏族”，导致形成一种“二元民族”对话的假象，把“合唱”说成“对唱”是不负责任的，也是有害的。

甘肃省的名字是如何产生的？甘肃历史文化有哪些？

甘肃，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省份，位于祖国的西北边陲，以甘肃河（据说是此地的农耕时期主要农作物干旱决定的）命名，省会是兰州市。那么甘肃省的名字，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详细讲述甘肃名字的由来以及它的历史文化。

第一部分：甘肃名字的由来

甘肃省的名字的由来，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史记》中记载：“甘肃，亦曰优秀，其地原秦地。秦都咸阳，列郡留守，全国之北为河，该河相连，出见。省初，李广为太守，恭谦治厉，所着远者，流传后世。”这段历史记录告诉我们，早在春秋时期，原来的秦地中已经存在着甘肃这个区域，而甘肃这个名字是来自当时的郡名，其实际意义具有争议，有些历史学者认为它来自西夏族语，意为“树材为耈”的意思。

在隋唐时期，甘肃的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隋朝时期，甘肃地区被划为东河州，唐朝时期则以河西走廊为中心，设立瓜州、肃州、静宁等卫，成为了中央王朝治理西北边疆的基地。在明朝时期，甘肃分为宁夏、青海、甘肃三个地域，其中甘肃地区则属于陇右卫，涵盖了今天的甘南、康南、河南等地。至清朝时期，甘肃成为一个独立的省份，而且是清朝的首批设立省份之一。

第二部分：甘肃历史文化

甘肃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甘肃地区就有了黄河流域的文明史迹，如南北河文化、汉龙湾遗址、骊山遗址等。而在甘肃境内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藏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和发展，如甘丹寺、拉卜楞寺、色达大峡谷等，成为了西北地区最为重要的宗教中心地。

甘肃在汉代时期，是重要的丝绸之路上的驿站，这条古代的商业道路不仅带来了很多财富，而且也将各种文化特色带入了这个地区，如佛教、波斯风格的建筑、穆斯林伊斯兰教文化等，这些都形成了甘肃历史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此外，甘肃还是中国重要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代表。在甘肃境内，汉族、回族、藏族、撒拉族、东乡族等多个民族在这里和平共处。甘肃白族是甘肃民族中的一个小分支，是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独立的民族，甘肃当然也有它们的文化传承，如建在临夏的白族神泉寺、白族民间舞蹈等等，都是它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结

甘肃省的历史和文化，就是一部丰富多彩、跌宕起伏的历史巨著。从遥远的史前时期，到后来的王朝藩镇，再到现代的独立省份，甘肃这片热土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记忆。而在这些历史的背后，甘肃人民孕育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艺术，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甘肃名字的缘起是地理、历史和文化的结合，希望我们能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挖掘和发掘更多的值得我们学习的甘肃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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