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梦给别人盖房子 做梦给别人家装修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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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详情介绍：
- 1,“千万工程”启示录之二：融合之路，城与乡双向奔赴
- 2,重庆，女子卖房时候遇到一个奇葩买主，对方只给了2万定金就要求给他钥匙先装修！买主被拒后将女子告上法庭!
- 3,解梦
- 4,黄平：让我们破“墙”而出
“千万工程”启示录之二：融合之路，城与乡双向奔赴
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联丰村王祥里
早上6时，首班101路公交车迎着朝阳，从嘉兴市区大新路站准时发车。全程约60分钟，经南湖景区、中央公园，驶向余新、凤桥等镇村。
“以前我们挑着担子，坐公交去城里卖桃。现在城里人坐公交进村赏花、采摘、吃农家乐。”水蜜桃成熟季，紧邻101路三星村站的种植园里，村民应华兴喜气洋洋接待着一拨拨客人。
城与乡的“握手”，在此写下生动一章。20年来，以统筹城乡兴“三农”为导向，浙江深入推进“千万工程”，不断缩小城乡差距。眼下，农村“20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30分钟公共服务圈”等基本形成，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3年的2.43缩小到2022年的1.90，均衡水平领跑全国。
今年初，浙江部署实施县城承载能力提升和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进一步将“城”与“乡”放到一起谋划、一体推进。经历了华丽蝶变的广袤乡村，还“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吗？“千万工程”如何重塑城乡关系？探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浙江如何跑出城乡融合发展新速度？近日，我们来到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差最小的设区市嘉兴，触摸城乡互动的脉搏。
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153060，蹲点期间，嘉兴人对一组数字津津乐道——
15分钟内，所有镇村可上高速；30分钟内，直达各县（市、区）中心；60分钟内，市中心与周边城市互通。
从城乡路网密度，看出城乡融合进度。嘉兴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邓建华说，2004年在全国率先发布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以来，当地推动交通、供水等基础设施同规同网，统筹养老、医疗等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农村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秀洲区新塍镇火炬村，距市区15公里。以前，1960名村民做梦都想住进城里。如今，大家说：“给钱都不愿搬。”
柏油路直通村口，商超开进村里，图书馆就在党群服务中心2楼，还建了文化礼堂、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城里有的我们都有，城里没有的我们也有。”村党总支书记张秋生感慨。
说到底，城乡发展失序，根源在于过往的“重城轻乡”理念。能否融合发展，关键看能否重塑城乡关系。
“千万工程”作为统筹城乡的“牛鼻子”工程，坚持农村和城市地位平等，历史性地改变了城市建设政府出资、农村建设村民和集体自筹的传统，走出了建设新农村与推动城镇化矛盾的误区，也改写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城有乡无、城多乡少、城高乡低”二元对立格局。
不仅从根本上重塑理念，推动城乡无缝对接，浙江还从制度上撕开口子，拉平城乡待遇差。
曾经，一纸户籍代表身份，造成教育、就业等资源和福利的城乡差别。2008年，嘉兴实施新政，正式取消农业、非农业划分，户口上的身份标识统一转成“居民”；2013年开始，德清启动户籍制度配套改革，逐一消除住房保障、社会救助等公共政策的城乡差异……
摸清农民想什么、农村缺什么，系统摆布城乡关系，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这一来自“千万工程”的启示，今天依然可以指引我们提升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
更难得的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城乡并轨之时，浙江没有把农村变城市，而是在体现乡村风貌、注意乡土味道的前提下，统筹城乡发展。这是20年来浙江实施“千万工程”的重要原则。
乍看南湖区凤桥镇联丰村，有咖啡馆，有沥青村道，有智能垃圾分类驿站，现代气息十足。深入其间，又能发现桃花岛景点打造遵循自然肌理，粉墙黛瓦的民居沿村落地形勾勒，小桥流水鲜花环绕，一派浙北田园风光。村党委书记李正峰说:“望得见风景，看得见乡愁，乡村是农民的美好家园，也是城市的美丽花园。”
事实上，正因乡村特色和传统文化的保留，在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日益提升的当下，农村全面发展迎来了契机，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打开了窗口。
嘉兴市高标准农田航拍
盘活乡村价值
告别火炬村，我们来到秀洲油车港镇胜丰村。这里有江南典型的漾塘湿地，还汇聚了糖糕版雕刻技艺、造船技艺、农民画等三项非遗。
近年来，当地挖掘自然人文优势，打造西千亩荡、糖糕馆等景点，结合养鱼、种菱农耕方式，开辟生态园区、直播基地等。眼下，胜丰村成了周边市民休闲游玩首选，2022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5592元。
“城乡融合，不只以城带乡，还要以乡促城、城乡互补。”邓建华说，其中关键是盘活农村的“有”，让每寸土地、每处山水充满魅力，并显示出真正价值，进而改变农村被辐射、被输血的命运，推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实践表明，浙江不仅善用体制机制，比如宅基地“三权分置”、GEP核算等改革，赋予乡村资源与城市资源同等权益，还能尊重发展规律、发挥市场优势，打开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自由流动的通道。
义乌城西街道五一村敲响了宅基地资格权跨村竞拍第一槌。村里通过公开拍卖，“售出”3500平方米宅基地资格权。市域内31户农村居民以每平方米3.29万元均价竞得，享受宅基地建房、抵押等权能。何有银等村民自愿退出部分宅基地资格权，获得不菲收入。
放眼浙江，从宅基地竞拍，到集体经营性土地入市，从闲置农房产权质押，到林业碳汇收储交易，一个个创新之举，让农村资源从“死权”变“活权”、从“死价”变“活价”，助力“同权同价同责”的城乡统一市场构建，也为民宿、文旅等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以绍兴闲置农房盘活为例，目前累计引入社会资本119亿余元。
得益于新业态蓬勃发展，乡村的存在满足了城乡居民不断增长的享受型生活需求，“城市有乡村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在浙江变为现实。
当前，推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向“千村未来、万村共富”迭代升级过程中，浙江各地还在持续创新激活乡村价值的方式。比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强村公司、“两山”合作社等，让农村成为市场主体，拥有了更大能量。
海宁盐官镇桃园村里，强村公司收储土地、完善设施，浙江塔莎园艺有限公司“拎包入住”，资源盘活效率大大提升。村党委书记金正华说，未来，伴随人才、技术、数据等发展要素“下沉”，农村特色资源“上行”，城乡关系将更密切，互相依赖、互为市场、共生共荣。
海宁市盐官镇桃园村新村点
用好系统观念
办好农村的事，不能局限于农村，要把农村和城市看作有机整体，统筹协调、系统推进。这是20年来浙江推进“千万工程”得出的经验。
以完善医疗服务为例，2021年海盐创新医共体建设，除了打造87家村（社区）卫生服务站，与9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2家县级医院结对，还建立县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实现医疗资源、人才等全域共享。眼下，海盐县域就诊率突破90%，入选2022年度全国基层卫生健康工作优秀案例。
把城乡当成“一盘棋”规划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时，浙江十分注重多目标平衡，打出“组合拳”，塑造大变革。
秀洲农房改造集聚，火炬村是试点。建设安置小区时，当地同步探索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创新进城农民登记备案制度、发展乡村产业。村民不仅能就近就地就业，还保留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股份分红等权益。眼下，98%农户自愿“上楼”、集中居住，实现了农民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
当前，从浙江到全国，明确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从城市化，到城镇化，再到新型城镇化，透露城乡发展战略的不断转型。这意味着，我们要对县镇村关系进行系统梳理，要进一步做强县城，发挥聚集、辐射、带动作用。
这些领域，浙江各地已有探索。比如安吉，衔接美丽县城、风情小镇、景区村庄规划，打造黄浦江源、昌硕故里、白茶飘香等风景带，形成众星拱月、星罗棋布的全域美丽格局。
还有平湖，以农业经济开发区建设为支点，陆续招引200多个涉农主体，集聚土地、科技、人才等要素，实现了传统种养单一模式向一二三产全产业链升级，带动周边村庄发展和农民增收，为各类资源如何在县域配置放大、向乡村顺畅流动带来启示。
城与乡，人类生产生活的两大空间形态。“融合”二字，是缩小差距的过程，是城乡互动的过程，也是身处其中的每个个体不断现代化的过程。
站在高起点上，重塑城乡关系，畅通城乡循环，构建城乡命运共同体，我们期待浙江翻开城乡融合发展新的篇章。
潮新闻 记者 沈晶晶 谢丹颖 王雨红
来源： 潮新闻
重庆，女子卖房时候遇到一个奇葩买主，对方只给了2万定金就要求给他钥匙先装修！买主被拒后将女子告上法庭!
重庆，女子卖房时候遇到一个奇葩买主，对方只给了2万定金就要求女子给他钥匙先装修！女子怒斥对方做梦，105万的房子你给2万就想拿走房子可能吗？可没想到买家把女子告上法庭，索赔20多万！女子：本来以为他奇葩，没想到套路我！
陈女士把房子挂在了中介那边，不过别人出的价都让她不满意。直到她接到了男子小余的电话。（来源：重庆天天630）
小余说自己是中介公司的业务员，对陈女士的房子很感兴趣，愿意以105万买下陈女士的房子！
这个价格虽然比陈女士预期的要低，但陈女士急用钱，就同意了。不过她告诉小余，要买她的房子，必须要先准备35万的首付款，让她把房子解押，然后她把房子过户给小余。
小余说跟女朋友商量下，然后过几天打来电话说35万准备好了，让陈女士来中介这边签合同！
不过这个时候，小余才告诉陈女士，真正的买家是他的女友，他想把房子写他女友的名字。而且房子买来是当婚房，他们急着结婚，所以希望签完合同的当天，陈女士就要把房子的钥匙交给他，让他们先装修。
陈女士觉得没问题，只要给钱，合同跟谁签都是签，于是就同意了！
然后中介负责人就拿出了一份合同，上面写了定金2万，付款33万。尾款70万通过银行按揭支付！
陈女士觉得是中介提供的合同应该没问题，于是没细看就签订了合同！可是签完合同以后，小余摊牌说今天没有准备好35万，让陈女士先给他房子的钥匙！
陈女士很生气，说：“你干嘛骗我？给2万就想拿我房子的钥匙，你开什么玩笑？”
可小余却指着合同说，上面写了“签约当天卖家要交出钥匙”，你要按照合同规定给我钥匙！
陈女士说：“我们说好的是你给我2万定金，然后给我33万首付款我才交出钥匙的！‘可小余说：“合同根本没有约定签约当天就要给33万首付款，只约定当天给钥匙！”
陈女士气坏了，小余是中介公司的员工，合同也是中介公司帮忙填写的，她怀疑自己是被套露了，于是和小余发生了冲突！
几天后，在中介负责人的调解下，双方又签订了买卖补充协议，约定18万首付款在一个月内付清，然后按揭审批通过后再付15万。
陈女士觉得对首付款的时间有了约定，这下没问题了，于是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可是一签完，小余又催着她给钥匙！
陈女士问小余什么意思？小余说，补充协议对于房屋的交付时间并没有涉及，换句话说，原合同对房屋交付的约定依然有效，所以在我付清首付之前，你要把钥匙先给我啊！
陈女士无语了，她留下一句话，不给首付我是不会给钥匙的，于是就走了！但她没收到后面的款项，却等来了法院传票！小余要求陈女士赔偿20多万！
陈女士傻眼了，仔细看了合同后才发现合同中有约定，只要逾期交房超过15天，卖家就要赔偿总房款的20%！钱没收到，就要赔偿20多万，陈女士欲哭无泪，找到调解员帮忙！
可是调解员和她来到中介公司，负责人却说小余已经离职！而小余和他女友的电话一直没人接听！
陈女士怒斥中介负责人，这就是一个圈套，为什么合同对她如此不公平？
负责人说，合同中约定“签约当日交房”是他们双方协商的结果，也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达。至于最初的合同中没有约定买家支付相应款项的具体时间，是因为中介有义务确认房子的产权！
调解员提出质疑，说房子的产权调查不是应该在签订合同之前做好吗？
负责人解释说，签约当天查产权的系统出了问题，小余又急着签订合同，陈女士也保证房子是她的，所以就让双方先签合同，但不敢催着小余打首付，就没在合同里注明打首付的时间！
后来产权查清楚了，他们已经在后续的补偿协议约定了首付的付款时间，所以作为中介公司他们没有责任！
而调解员再次提出质疑，说小余没有按照补充协议支付后续款项，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负责人说，那是因为陈女士没有安装合同约定当天交出房子的钥匙，他们猜测陈女士可能是认为成交价格太低不想卖。所以，是陈女士没配合买卖交易的后续工作，理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份合同是否有效呢！陈女士的本意是让小余付2万定金，然后付33万首付款后，她给钥匙！但合同只约定签约当天就要交出钥匙，显然违背陈女士的真实意愿，且对陈女士不公平！
根据《民法典》第496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也就是说，中介一方要告知陈女士这条规定并得到陈女士认可才能认定合同有效！而陈女士对合同产生了误解，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合同无效！
法律依据：《民法典》第147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那么，你对此事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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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梦
关于梦，从小到大听了很多的民间版本，传播这些版本的都是家里的长辈或是来家里串门的邻居婶子大妈。
上小学的时候，邻居刘婶几乎天天晚饭后来我家串门，带着毛线活儿，操着一口原装的鲁西南土话。她是随军家属，解决了农转非的户籍，摆脱了农活，但是没能摆脱裹脚的婆婆，她们一起从吃煎饼的老家来到了海滨小镇。
老式的婆婆是有足够的权威的，即使媳妇也挣工资了，在家里也休想和不挣工资的婆婆比高低，这是刘婶每天挂在嘴边的烦恼。白天在工厂放飞自我，晚上面对攒了一肚子数落的婆婆，刘婶必须找寻安放自我的落脚点，于是串门就成了她的第二职业。
由于习惯了啤酒厂生产车间机器设备运转的高分贝音量，刘婶在家里聊天也用要盖过机器声的嗓门拉家常。以前的老式居民楼隔音不好，房子也小，虽说我在另一房间学习，但是刘婶讲的故事顺着门缝一字不落地都听进耳朵里了。这些故事里有婆媳纠纷，有妯娌之争，还有黄大仙显灵......什么鸡零狗碎的都有，讲得最多的就是梦。刘婶解梦是有敬畏感的，有很多的禁忌，比如梦是反的，越是惊悚的梦寓意生活越安详，而越快乐幸福的梦则寓意现实越坎坷......
那个年龄的我，特别害怕做美梦，有时候看了一部开心的电影都害怕做梦也开心，担心现实会不会有麻烦。哪怕被恶梦吓得一身冷汗，醒来可以安慰自己“梦是反的”。越是害怕做梦，梦里的情景越清晰可见，做梦困扰了我很久。后来刘婶就秘授一个解梦的办法：把枕头朝外翻转，梦里所有的不好都翻出去了。自从有了这个法宝，我的日子过得轻松多了，不管梦里发生了什么，醒来只要用刘婶的秘方一弄，就万事大吉，所有的惊恐瞬间消失，欣喜生活如此美好。
这个秘方一直被我封存屡试不爽，常常窃喜。昨日，听喜马拉雅讲书《荣格自传》，这位世界级心理大师说，梦就是现实的投影和潜意识。刘婶的秘方从此失灵
从此 日日是好日
黄平：让我们破“墙”而出
黄平：让我们破“墙”而出
——“新东北文学”现象及其期待
一个迟到的故事
行超：黄平老师好，据我所知，您是最早提出“新东北作家群”这一概念的学者，并且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位“80后”的东北籍作家为主要代表。最近几年，在文学界和大众传媒领域，“新东北文学”作为“东北文艺复兴”的一个方面，被越来越多的人反复提及。可否谈谈，您当时是基于何种观察，发现了这一群体、提出了这一概念？
黄平：我第一次接触到“新东北文学”，是在2015年第2期的《收获》杂志上，读到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请大家注意一个背景：双雪涛和郭敬明都是出生于1983年，2015年既是《平原上的摩西》发表的年份，也是郭敬明《小时代》电影最后一部上映的年份。在2015年，郭敬明的销量和社会影响力，是双雪涛的百倍以上。在《平原上的摩西》出现之前，对于“80后”文学而言，那是一个“小时代”，青春文学是压倒性的。
“青春文学”对于“自我”的高度关注，在世纪之交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问题在于，“青春文学”在后来的发展中，有些沉溺于指向内心世界的自我书写，呼应着一种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占有式个人主义的出现，有一种自恋甚至于自私的味道，对于“发展”“效率”“竞争”“成功”等话语框架中的失败者，是陌生、冷漠且不公正的。
我举个例子，“青春文学”中没有下岗工人，下岗工人的孩子和“小时代”中的同龄人，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在“青春文学”流行的岁月，我在家乡辽宁所见的，是和那些小说不一样的青春。不需要读什么理论书，生活的直观会告诉我，有两种乃至于多种“青春”。我所见的是茶渍的陶瓷杯、烟渍的军大衣、响个叮当的二八大杠、滋滋带着电流声的工厂喇叭、布满铁锈的机器、大院里的荒草，还有漫天的大雪与泥泞的街道。对了，我第一次见到“上海”，是在我爸工厂发的旅行包上，印着外白渡桥与和平饭店，用花体英文写着“Shanghai”。
这个旅行包我们家后来用来装雨衣，成捆的雨衣。读中学的时候，我陪我妈一起在马路边卖过雨衣。蒙蒙细雨中，在路边铺一块塑料布，摊开五颜六色的雨衣，煞是好看。当然后来发愁穿不完，各种颜色的雨衣换着穿也穿不完。读大学的第一年，我还曾经是“南极棉”在吉林大学的代理，吉大是我和双雪涛的母校。大家还记得1999年的“南极棉现象”吗，吉大的代理广告就是我写的，从宿舍楼下到电线杆子上都有。我当时有个BP机，上级代理很容易找到我，这个BP机是因为我是当地的高考状元，教育部门奖励的。这是我的青春，我没时间伤感和忧郁。所以我读到《平原上的摩西》会很震动，我第一次感受到我所熟悉的生活，被作家极为准确地写出来了。
后来我写了那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在2017年初发表后，成为较早关注双雪涛、关注后来被称为“东北文艺复兴”的评论者。但我在此并不是矜然自得，好像自己有什么独家发现。这股潮流今天已经有目共睹，像班宇《逍遥游》、郑执《仙症》等作品先后出现，一浪又一浪，将这股潮流不断推向高峰。
2019年11月，在辽宁师范大学召开了一个“东北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张学昕教授作为组织者，王德威教授、宋伟杰教授等等在海外的学人都有参与。我在这次会议前赶出来一篇会议论文《“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后来发表在母校的学报上，《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这篇论文第一次提出“新东北作家群”这个概念，主要指双雪涛、班宇、郑执这些作家。我后来也陆续发表过对于班宇、郑执的研究，2022年春天，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书《出东北记》，汇集了这些文章。这大概就是我这几年做的相关工作。
行超：您刚才谈到的个人生活经历很鲜活，也很打动我这样同样成长在北方城市的“80后”。作为一名东北籍的批评家，您对于东北生活的书写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我注意到，在您的《“新东北作家群”论纲》中，不少理论发现都是基于个人的记忆和切身体验。事实上，几位“新东北”作家，他们的写作很大程度上也是从自我经验出发的。您如何概括他们写作的整体特征？
黄平：自我经验往往是青年写作者的出发点，无论是“青春文学”那批优秀作家，还是“新东北作家群”，都是一样的。就像我刚才聊的，两拨作家的自我经验不太一样。强调一句，这里没有谁高谁低之分，你16岁坐地铁上学，我16岁坐“倒骑驴”上学，没有高低之分。大家知道“倒骑驴”么？一种三轮车，蹬车的人在后面，前面是木板车厢，海绵坐垫。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三轮车中的出租车，也是路边扬召，请师傅载人和装货都可以。十年前我知道坐地铁的瞧不上坐“倒骑驴”的，我年轻时第一次坐地铁还有点激动，觉得终于和现代生活接轨了。我那时候还受虚荣的小资文化影响，不好意思说我坐过“倒骑驴”，我得把“倒骑驴”修饰成一种有助于健身的、后侧单轮驱动的自行车，得听起来一股北欧风，让人感觉瑞典、丹麦满大街都是。这几年随着“东北文艺复兴”尤其随着网络的下沉与平民化，可能有所颠倒。当然主要是很多坐地铁上班的朋友，终于发现自己其实是“社畜”，所谓事非经过不知难。
大家可能觉得我唠叨地铁和“倒骑驴”的不同，就是讲个段子。不是，我认真地说，习惯了“倒骑驴”一览无余的开阔视野，坐在三轮车上的这个“自我”，不那么容易走向成功学的原子化自我。阳光照在脸上，汗水滴在地上，路边无论是水果摊还是煎饼馃子摊，都是同学家长支的摊，你不用信用卡也可以先消费后付款。你生活的这个世界，一草一木是和你相关的。要是觉得我这么讲没什么理论深度，我就翻译成下面这句话，就像海德格尔讲的，“共在”和“此在”水乳交融。对了，海德格尔可能会喜欢东北，有和他的家乡相似的黑森林，有吃起来相似的酸菜和肘子，也有他魂牵梦绕的和英美现代性不那么一样的共同体。
所以不奇怪，青春文学作家不习惯写自我以外的他人，比如他们不写上一代，最极端的是《小时代》，资本家老爹出车祸死了，留下一笔遗产给“我”花。而“新东北”这批作家的写作，心里始终有父母辈一代人。像《平原上的摩西》和《逍遥游》，真正的主人公都是小说中的父亲。更不必说郑执在催人泪下的“一席”演讲中，将《仙症》等作品献给英年早逝的父亲，也献给盘亘在“酒鬼乐园”中的父辈，献给愁肠与白发，献给铁路与暴雪。下岗悲歌歌一曲，狂飙为君从天落。什么是“东北文艺复兴”？这就是“东北文艺复兴”。
故而，讲写作的特征，仅仅囿于文本是看不穿的。“新东北作家群”的作品，是一个迟到的故事：20世纪90年代以“下岗”为标志的东北往事，不是由下岗工人一代而是由下岗工人的后代所讲述。这决定着“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大量从“子一代视角”出发，讲述父一代的故事。诚如贾行家所言：“我一直很偏执地记录这些人，甚至到了他们自己都忘记自己的时候。”但这种记录不是镜子式的现实主义，他们作品中不是只有一面镜子，而是有两面镜子：“父一代”的命运是一面镜子，“子一代”的生活是另一面镜子，东北文艺复兴的文学，就在这两面镜子不断地彼此映射之中，生成一种寓言式的结构。对了，我多年前提出的“子一代”这个概念，现在似乎成为描述“新东北写作”的常识性概念，我对此备感荣幸。
有形的与无形的“东北”
行超：那您认为今天的“新东北”作家，与以萧军、萧红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以及迟子建等前辈东北作家相比，有什么不同的文学价值？或者说，“新东北”之“新”主要体现在哪里？
黄平：几代作家都是好作家。我讲的“新东北”这个“新”，倒不一定是相对二萧的新，也不一定是相对迟子建这一代作家的新，主要是针对之前的“80后”写作、之前的当代写作的“新”。
这种“新”的体现，文艺一点讲，或可以用《“新东北作家群”论纲》里这段煽情的段落：“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在主题和美学风格上都是一次召唤。召唤历史的连续性，召唤小说的道德使命，召唤真正的艺术。同时，基于对于类型小说叙述的挪用，乃至于小说所外在的故事性和道德感，这种召唤可以穿越文学场，抵达到所有的读者。文学与现实，技法与道德，艺术与市场，一切分裂的都在重新生长为一体。这将不仅仅是“东北文学”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变化。
如果像咱们现在聊天这样，通俗地翻译一下：“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其一是有读者，小说销量可观，影视改编不断。怎么做到读者越来越多，而不是读者越来越少，是当代文学生死攸关的问题。具体到小说家个人，可以名山事业，可以傲世轻物；整体上的当代文学创作，不能自甘边缘，而是必须赢得读者。其二是有艺术，语言、结构讲究，别具艺术匠心。仅仅有读者，网络文学也能做到，但要是说通俗性和艺术性的合一，双雪涛、班宇、郑执他们的小说做得非常好。其三是有担当，写进历史的文学作品，从来不仅仅依赖文学自身。这批作品普遍有着感人的悲怆，流放者归来，坐在历史的废墟中，隐忍缄默，一脸风霜。在这高贵的沉默中，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并不夸张地说，这批作品不仅仅改写了我们对于东北写作的印象，更是改写了我们对于东北的印象。
行超：坦白讲，文学界对于“新东北文学”这个概念其实也存在质疑的声音，比如有人认为，“新东北文学”的几位作家对于自己的地域身份并不十分认可；“新东北”作家的言说对象有限，不足以构成“作家群”，等等。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黄 平：我也听过不少质疑。试着回应一下吧，平常也没有合适的机会。我就用问答体展开，清楚一点。
批评的观点说“新东北文学”的几位作家对于自己的地域身份并不十分认可。我的回答是这些作家当然远不是局限在地域中的作家，但出生于东北，写东北成名，最好的作品都和东北有关，这些是基本常识。这种情况下不是“新东北作家”，难道是“新巴黎作家”或“新纽约作家”？我知道“世界文学家”显得更洋气，跟苹果手机或特斯拉似的，听起来像是远销海内外的国际品牌——说实话这种思维跟当年指责下岗工人愚昧落后的那帮朋友很像了。而且作者本人的看法和评论家本人的看法，没有直接的关系。评论家和作家是平行的铁轨，看起来相向而行，但终究是两条路。任何理论概念能否成立，最终在于评论家能否自圆其说。
批评的观点说“新东北”作家的言说对象有限，不足以构成“作家群”。我的回答是哪怕就比核心作家群，双雪涛、班宇、郑执，没数错这是三个人，比二萧多一个。您会说还有端木蕻良还有谁谁谁，诚实点说，很多读者是不是不认识这个“蕻”字？您上次读端木蕻良老师的书是什么时候？就算拉大圈子看，“新东北作家群”同一拨的还有贾行家这样同样优秀的作家，还有最近几年的谈波、杨知寒等等一批老中青作家，人数也不少。再说，作家群也不是打群架，三五个不算群的话，不知道多少个才算，国家物价局应该对此出台一个明确的规定。
还有批评的观点说“新东北”不准确，应该是“新辽宁”，更准确是“新沈阳”。我没细致查过，不知道能不能进一步缩小为“卫工街道作家群”。要是这么论的话，“老东北作家群”也不能用“东北”这个说法，也少了不少城市代表，长春或大连可能都不同意。改成什么合适？哈尔滨作家群？文学上的概况，不是查户口。要是查户口我所在的上海最麻烦，作为移民城市，很多海派作家都不是出生在上海，是不是他们或她们写的就不是上海了？对了，大家查查狄更斯是出生在哪里的，影响人家成为伦敦文学的杰出代表了么？
回到正题，“新东北文学”的“东北”，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东北大地，面对着相似的难题，共享着相近的风格，自然会化育出相通的文艺。我其实听到的最真实的批评，是抱怨说怎么天天讲“新东北”，我们这里也有很多好作家啊，怎么没人提新某某作家群？这是高看我这种平庸的评论家的本领了，引人注目的文艺风潮之兴起，关键点在于契合时代情绪，不是一二评论家的鼓吹。我要是有写谁谁火的本领，我准备下一篇评论一下我的小说，看看能不能把自己填进去，今后东北文艺复兴，三杰改成四杰——初步判断这个工作挺难的。
走向“文学+”的未来
行超：近几年，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改编为多部影视剧，班宇担任文学策划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热播，郑执也有几部作品实现了影视化改编。可以说，这几位作家都通过影视的方式，真正实现了“破圈”。传统文学与现代传媒的互动，您个人也一直在做积极的探索。您怎么看待今天的文学传播，以及在这种环境下的文学生态？
黄平：我个人觉得没必要画地为牢。文学和影视，本来就是“亲属”关系。就文学内部来说，纯文学与类型文学之间，也没必要老死不相往来。相反，全球的潮流来看，纯文学与类型文学反而在互相融合。刚才你提到《漫长的季节》，6月18号我还请《漫长的季节》制片人、导演、编剧等主创团队成员来华东师大交流，当天是上海梅雨季的第一天，暴雨倾盆，但我们学校最大的报告厅水泄不通。这也是我对于“破圈”的探索吧，我觉得《漫长的季节》就是东北文艺复兴领域用镜头写出来的“长篇小说”。
所谓“圈”，不妨以涟漪为喻，投石入水，一圈圈荡漾开来。我是庸俗之人，我觉得一般的思维，都是希望荡漾得越远越好，最好铺满整个湖面。大家津津乐道的任何一本世界名著，哪怕是用跟读者有仇的方式写出来的，都比三五千册的销量高。还是刚才说的，一个人孤芳自赏令人尊重，但一个行业孤芳自赏，那这个行业就离崩盘不远了。
所以今天没必要讨论文学是否要传播，任何一个作家内心最深处都是希望自己的读者更多而不是更少，如何矜持也难以掩饰。我真诚建议作家同行更积极地拥抱新媒体，走向“文学+”，探索更加契合这个时代的叙述方式与传播方式。但我对此并不乐观，我了解到有的文学期刊甚至还认为作品上网会影响销量，还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对抗思维。我也知道大家担心在这个过程中高雅的艺术变得庸俗了，确实可能变得庸俗，也可能不一定，但是天天在温室里自怨自艾是没什么出息的。
行超：从“新东北文学”说开去，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新东北文学”兴起不久，自岭南一带而起的“新南方写作”也逐渐成为文学界的热点。同样是地域写作，您觉得这二者有何异同？是否具有对话的可能？
黄平：我将“新东北”和“新南方”视作从地域出发的写作，区别于地域写作。我读过“新南方”倡议同仁的大作，比如杨庆祥将“新南方”划为我国的海南、福建、广西、广东、香港、澳门，同时也辐射到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习惯上指称为“南洋”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很多“新南方写作”热议作家，我也很熟悉。像《潮汐图》的作者林棹，曾经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也是我们“华师大作家群”又一位年轻的代表。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我也通读过，非常惊艳，差不多是这两年阅读体验最好的短篇小说集。其他新南方作家，我也都认识，不一一例举了。
以“新东北写作”为参照，对照性地来讨论“新南方写作”。第一点是边界，“新东北写作”的地域边界很清晰，但“新南方”指的是哪个“南方”，边界还不够清晰，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界，同一个区域内部也不够清晰，所以庆祥等评论家还在继续区别“在南方写作”和“新南方写作”；第二点是题材，“新东北写作”普遍以下岗为重要背景，但“新南方写作”并不共享相近的题材；第三点是形式，“新东北写作”往往采用“子一代”与“父一代”双线叙事的结构展开，以此承载两个时代的对话，但“新南方写作”在叙述形式上更为繁复多样；第四点是语言，“新东北写作”的语言立足于东北话，但“新南方写作”内部包含着多种甚至彼此无法交流的方言，比如两广粤语与福建方言的差异，而且多位作家的写作没有任何方言色彩；第五点是传播，“新东北写作”依赖于市场出版、新闻报道、社交媒体、短视频以及影视改编，“新南方写作”整体上还不够“破圈”。故而，在思潮的意义上，“新东北写作”比较清晰，“新南方写作”还有些模糊。
我这么比较，不是说“新东北写作”比“新南方写作”成熟。未定型的反而有更多可能性。庆祥等将“新南方”视作一种气质，视作异质性的、多元流动的书写，以此区别于“北方文学”——庆祥也提到过“新东北写作”在他看来还是“北方文学”。我尊重这种讲法背后的旨趣所在，“新南方写作”的气质，王德威教授概括得很漂亮：南方之南，潮汐起落，山海撞击，华夷夹杂，正统消散，扑面而来的是新世界、新发现、新风险……我们见证界限的跨越、理法的逾越、幽灵的穿越。
尽管“新东北”和“新南方”气质不同，但二者有各种各样对话的可能。在我看来，它们都是青年文学，都对应于社会结构变化。“新东北”表面上写的是父辈命运，实际上是在浇胸中块垒。而像陈春成的小说，每一篇都离不开“梦”，每一篇都有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的二元对立，主人公只做一件事：通过幻想逃逸出压抑的现实。离开疫情这几年的历史无意识，是无法解释陈春成小说为什么如此热销的。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将青春文学还原为新概念写作，一个“新”字，串起前后继起的三场风潮。新概念写作，都市恍惚迷离，沉溺于青春期的幻梦；新东北写作，工厂寂静荒凉，冷峻于子一代的宿命；新南方写作，想象奇异瑰丽，逃逸于人世间的沉重。三场前后交错的青年文学潮流，最集中的文学代表，是郭敬明、班宇、陈春成。我们可以具体比较作家的文学高低，但从文学板块的变动来看，谁又不是历史的人质？
顺便说一句，庆祥是我的老同学，我们俩在人民大学的宿舍，我住408，他住409。“新东北”和“新南方”相距不远，就隔着一堵墙。我们且不讨论破圈而出，让我们破墙而出。（行 超）
来源： 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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