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年是哪几年和陈姓狗年男宝取名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狗年是哪几年，以及陈姓狗年男宝取名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文章详情介绍：

• 1,犬和狗有何区别？走狗曾是“体面人”的代名词？说说狗的冷知识
• 2,几几年生的人，早年劳碌、中年发财，大富大贵是天意
• 3,“十二生肖”不是纯正的国产货？
• 4,从古到今，狗在人们心中低贱了上千年

犬和狗有何区别？走狗曾是“体面人”的代名词？说说狗的冷知识

狗是十二生肖之一，也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动物。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历史上狗狗的“奇闻异事”：怎么区分“犬”和“狗”？“狗拿耗子”曾是狗狗的职业？“走狗”曾经是“体面人”的代名词？一起和文史君来遛遛历史深巷里那些狗狗吧！

犬和狗一度是相互纠缠不清的两个概念。对于犬字，《说文解字》有“狗之有縣（悬）蹏（即蹄）者也。象形。孔子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凡犬之属皆从犬。”

文物学者王世襄曾详细解说：“十八个脚趾的为‘狗’，二十个脚趾的为‘犬’。”后者在后腿上比狗多了两只不着地的脚趾，也称作“后撩儿”。

（“犬”字形演变）

而对于狗，《说文解字》有“狗，叩也。叩气吠以守。从犬句声。”“狗，犬也。大者为犬，小者为狗。”这里以大小标准对狗和犬做了区分，但还是有些含糊。《尔雅》一书则以毛发的生长状况为指标，认为“（犬)未成豪，狗。”毛都没长齐的只能算是小狗。清代训诂学者郝懿行注道:“狗，大通名。若对文则大者名犬，小者名狗…今亦通名犬为狗矣。”这一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狗的饲养普遍化流行，人们对于“犬”和“狗”的区分也就变得不那么在意了，这种对动物的称谓区分的简化同时也体现在牛、马、猪等其他动物身上。此外，狗走入了人们的生活，忠心护主的习性俘获了人们的芳心。相对于“犬”，“狗”这一具有“幼小”的意思，更显亲呢的称谓，更合人们的心意。至战国时期，虽然在书面语上“犬”与“狗”的使用频率相当，但实际上“狗”已逐渐有了异军突起的苗头。

（《非人哉》中的哮天犬形象）

据考古实物证明，约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中已有了狗的身影。狩猎采集时期的狗，主要协助人类从事狩猎活动。至后世这种人狗相处模式仍有历史留存。

《吕氏春秋·不苟论·贵当》讲述了这么一则故事：齐国的一男子，誓要做“黄金猎人”，但长时间遭受了“零业绩”打击的他，终于领悟到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于是乎，他转而回家种田，攒钱给自己买了一条猎犬，终于成了狩猎行业的大佬，过上了“猎犬在手，猎物我有”的快乐生活。

（《吕氏春秋》书影）

当然，进入农业社会后，狗就很少用于“打江山”而是“守江山”了。这一转变在《吕氏春秋·士容》也有所反映。说是齐国有个相狗界的“伯乐”，一次邻居托他相狗，他仔细挑选了一年，终于相中了一条狗中上品。邻人如获至宝，欢欢喜喜的去了，但几年过后，邻居抱怨道，这狗一只耗子都没逮着。相狗的人解释道，这是狗中的“千里马”，是打猎的好帮手，如果要让它去捉老鼠，需要把它的后腿绑起来。邻人照做，果然如此。可以猜想，故事中的狗大战老鼠时，还是有几分“无敌是多么寂寞”的落寞吧！

从上文我们可以得知，此时的狗是民间“捉拿”老鼠的主力军。其实，不仅在民间，皇室之中也有狗的身影。《里耶秦简》的秦始皇改制诏书有“王犬曰皇帝犬。”“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秦始皇确立皇帝制度后，皇室中的犬也有了“皇室犬”的荣誉称号。这里的“皇帝犬”说明当然不是用来捧在手心上的宠物，它的身份多样，但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它“皇家捕鼠器”的角色。

秦仓吏依律养鸡，但由于“狸执鼠，而不可脱于庭者，为捕鸡也”。早期的猫仍控制不住自己的想要“吃鸡”的食欲，相比之下，狗的职业素养就高多了，不仅防老鼠，有时还能防人。无怪乎《睡虎地秦简.仓律》有“用犬者，畜犬期足”的记载。在《史记•李斯列传》中“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更加坐实了狗的捕鼠地位。

汉承秦制，到了汉代，狗的“皇家捕鼠器”地位依然不可撼动。至三国时期，曹操麾下的丁斐还被喻为“善捕鼠”的盗狗。至唐宋，情况发生了变化，商业的迅速发展冲淡了官方养鸡的必要性。此外，科举制的完善，极大地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加之大量佛经的传入，这一系列因素使得文献的保护问题成为重中之重。慢慢的，猫的优势展现出来了，它小巧灵活，捕鼠战斗力强，逐渐成为了新一代捕鼠专业户。狗拿耗子，也就变成了“多管闲事”。

原始社会时期，猎犬是“会下金蛋的母鸡”，养狗带来的效益是非常可观的。但进入农业社会以来，狗从“不可动产”变成了多功能使用“工具”，可以肯定的是，狗的地位已不复当年。

《史记》中范蠡曾有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一“狡兔死，走狗烹”的意象映射着人类社会的的复杂政治斗争。回归语句本身，曾经狗是捕猎“狡兔”，帮助人类在自然中艰难生存的好伙伴。随人类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生存已非难事，人们更觉得“人定胜天”。

（范蠡 雕塑）

汉初，汉高祖论功行赏，为萧何争功。在大殿上问道：“诸君知猎乎？”众臣对曰：“知之。”又问：“知猎狗乎？”答曰：“知之。”汉高祖解释道：狩猎中，能够追捕到兔子的是狗，但发出命令指示野兽藏身之处的是人，他的大部分臣子都是捕猎之“功狗”，唯独萧何是那个“发踪指示，功人也。”并表示对萧何举宗数十人跟随他打天下的义举感激。这里将功臣分为“功狗”“功人”的一番辩论，充分的体现了人之作为人的优越感。

（关中民俗 “狗撵兔”）

狗从“伙伴”降级成为“工具”。最终，狗作为“肉食”难逃人们的口舌之欲。早在先秦时期，狗肉就已被列为祭祀圣品了。《礼记·曲礼》载：“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刚鬣，……犬曰羹献。”《说文解字》也有中“献，宗脯犬名羹献，犬肥者以献之。”饲养肉狗是祭祀前的重要准备。

基督教中葡萄酒和面包代表着特殊的献祭含义，而狗肉被选做祭品的理由，也与古代人的观念有关。古人视狗为纯阳之物，用犬作祭可以消弭灾祸、辟邪防疫。在《史记·封禅书》中有，秦德公在夏伏天宰狗祭祀，作为预防毒瘴的手段。在汉代的民俗中，也有用狗血辟邪的习俗。

自然，狗肉的美味也是令人食指大动的重要原因。对于狗肉的烹饪和食材搭配，古人很有一套自己的规矩。《周礼·食医》记载：“凡会膳食之宜……犬宜粱……”此外，在《礼记·月令》中载有天子的食谱指南——“听说，秋八月，麻籽和狗肉更配噢！”

进入农业社会后，狗也有部分作为猎犬，继续“从事”狩猎活动。在统治阶层，汉代蓄有皇家猎犬，并司人专职照料，唐代也有为皇室蓄养的猎犬。此外，狗的叫声响亮，这一特点被古人充分利用，狗因此被纳入官方守卫体系。泰安岱庙所藏夏张东汉墓出土的壁画中，亭与犬的守卫形象已经初步联系在了一起。说明，早在汉代，亭徼等地方一级治安管理单位中就已有了“警犬”的存在。至唐代，《资治通鉴》记载，唐昭宗年间，朱全忠曾在军队驻扎地“四面设犬铺，以犬守之。”《宋史》中也有在战场上用犬守御金兵的记载。

（《那人那山那狗》剧照）

当然，狗除了要参与这些人类掀起的战争，偶尔，它们还要为人们而与自己的同族战斗。《汉书》记载了汉武帝“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上大欢乐之”。和斗牛类同，“狗咬狗”也是部分尚武之人的暴力趣味。上行下效，民间的斗狗之风也不少见。至汉灵帝时期，“熹平中，省内冠狗带绶，以为笑乐”，这时的娱狗活动已经有点温和过头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到了宋代，《萱花乳犬图》《鸡冠乳犬图》《秋葵犬蝶图》和《萱草戏狗图》等作品出世，狗则俨然成了画家笔下的宠儿。

（清代 郎世宁 《十骏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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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犬”到“狗”的称谓反映了狗在社会生活中的变化，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狗退守“江山”，却又在与猫的博弈中失去了捉老鼠的饭碗。“狡兔死，走狗烹”，尽管部分狗狗难逃我们的口腹，狗也终有一死，但或轻或重，那些锅炉里和努力从锅炉里爬出来为人类贡献自己的狗狗，也终归是死得其所了。

1.夏业梅：《常用词“犬”与“狗”的演变研究》，《现代语文：下旬．语言研究》2012年第9期.

2.李建雄：《秦汉时期官方蓄犬现象研究》，《农业考古》2019年第1期.

（作者：浩然文史·一笔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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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几年生的人，早年劳碌、中年发财，大富大贵是天意

天道酬勤的道理从古至今都不会改变，人活着很多时候不是为了富贵，而是为了能享受到从穷变富的这个过程，虽然并非每个人都能一路顺到底，但不去尝试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多大的可能性，像下面这几年出生的人，早年比谁都劳碌，但付出多，收获也很大，中年就到了发财的时候，大富大贵可谓是天意。

1971年，金猪

正所谓福猪带财，财生于水，而水来源于金，所以71年出生的人称为金猪命，他们生来有福，小时候往往衣食无忧，但到了初入社会的年纪少不得受苦，早年心智不坚，容易错信小人走错路，难免要折腾几番才能寻得人生正道。但中年后的运程不差，有了家室后钱财不外漏，早年受的苦中年能偿还，40岁后的生活往往是求财得财，甚至还能老来得子。

1973年，水牛

六道之中，牛相本就象征着辛苦，而出生在73年的水牛之人，一辈子辛苦，不是要犁地，就是要耕田，是劳碌不停歇的牛，一辈子下来亲缘少靠，挨过穷，吃过苦，但不得不说，73年出生的朋友极有后劲，穷也穷不久。因为73年生的属牛人极其和气利财，外冷内热的性格使得他们贵人运极佳，在最需要帮助的中年时期，最有贵人鼎力相助，中年过后无论是事业还是财运都风生水起，彻头彻尾成富翁。

1982年，水狗

正所谓，犬为看家护院之守护神，若生于家宅为吉，生于田泽为苦，82年出生的属狗人，就是命中带水的属狗人，生来亲缘薄，早早要当家，为人处事少不得费心劳神，早年很谨慎，但还是容易错信小人而漏财，劳碌的生活年年有。可82年生的属狗人极其有后福，早年的劳碌能换来一身的本领，付出的多了，总有真命贵人来相助，整个后半生都少有缺钱时，中年富贵可谓是天意。

1987年，火兔

正所谓，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之火，87年生的火兔人就有这样的潜力，早年的他们默默无闻，命苦不迭，做很多事情都得不到他人的支持，甚至不被人看好，但他们就是拥有比其他属兔人更加急躁的性格和顽强的性格，所以别人越是不看好，他们就越发的刻苦钻研，以至于中年厚积薄发，劳碌变逍遥，老天注定了他们的家道殷实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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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生肖”不是纯正的国产货？

■ 文｜大唐雷音寺 袁榭

去年春节前，我们告诉了大家：农历是咱老祖宗自创的吗？不是，是不怕死的洋人送来的！今年春节，我们再给大家补充条内容：“十二生肖”也不是纯正的国产货，来自上古的西亚与北亚。而且生肖纪年在中国通用的历史并不太长，与伊斯兰教入华的时间相仿佛。

古中国“十二地支”来自古西亚“黄道十二宫”

在当代天文史考证下，“古中国天文学西来”说虽然有失偏颇，但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的确，像占星学的“分野”、历法学的“闰年”，不消西亚人输送知识，古中国人也可以自发摸索出来。但天文、历法系统的基石性理念，西亚传至古中国的脉络与证明推理无可辩驳。没有古西亚的“黄道十二宫”，就没有古中国的“十二地支”、“太岁纪年”、甚至“二十八宿”。

论述“十二地支”与“十二宫”之同源最精到的，至今仍然是郭沫若在1929年出版的《释支干》。不论郭老的操守德行如何、公私生活怎样，他的金石考据学本行素养是海内独步、无可挑剔的。

郭老比较古中国“十二地支”与古西亚“十二宫”的方法很简单：“十二宫”的星座符号、古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读音，与“十二地支”的甲骨文图像、“二十八宿”的星图与甲骨文形态、“十二太岁纪年”的汉语读音相对照。结果几乎完全一致。

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

而古西亚“十二宫”初始的时间点是公元前45-23世纪、成熟时间点是公元前13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初创性举世公认，在使用甲骨文的古中国殷商时代之前。要说古中国“十二地支”不是沿袭自西来知识，实在难以服人。摘录一下《释支干》的具体考证，大家就能自行判断。

“太岁纪年”系统对应“十二地支”的十二个太岁年名，汉语名字的拗口和难解在两千多年来一直令人疑惑。

“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这一串念下来，两千年来的普通人只会有一个想法：“这是啥意思啊！”

但郭老的考证就可以解释，对应“十二地支”的十二个“太岁年名”，就是“十二宫”的古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单词读音转写而成。

比如“十二地支”中的“卯”，对应的“太岁年名”是“单阏”，甲骨文字作

或者

。而“狮子座”的符号是

，古阿卡德语的读音是 šarru。

并且“卯”在“二十八宿”中对应的是象征帝王的“轩辕”宿，古阿卡德语中的“国王”也读作 šarrum。从文字到语言到寓意，根本就没啥区别。

其他类似的，还有“十二地支”中的“寅”，对应的“太岁年名”是“摄提格”，在“二十八宿”中对应的是象征战争的“角”宿。而“处女座”在古阿卡德语中的读音是ishtar kak，意为“女战神伊斯塔尔之星”。

再比如“十二地支”中的“丑”，对应的“太岁年名”是“赤奋若”，在“二十八宿”中对应的是象征执法正纪纲的“亢”宿与“氐”宿。而“天枰座”在古阿卡德语中的读音是 zibanitu，意为“上天仲裁命运”。

这些都是古中国“十二地支”与古西亚“十二宫”的字音、古中国“二十八宿”与古西亚“十二宫”的寓意若合符节之处。如果读音、含义、字形几乎相同的两个词不算同一源头的话，那也只好摊手了。

古中国占星学与古西亚前辈重合处不止“十二地支”

说实话，怪不得从20世纪初到现在，无数学者都在鼓吹“古中国天文学西来”说。因为内容雷同处实在太多，而且雷同内容一排时序，大都是西亚在前、中国在后。

比如公元前6-7世纪的亚述皇家图书馆里的占星学泥板上，说“当火星逆行至天蝎座时，君主不能盲目放松警惕。在这凶兆下，君主不能轻易外出”。而公元前1-2世纪的《史记·天官书》里，称“火犯房、心，王者恶之也”。考虑到“心”宿、“房”宿都是天蝎座的主要亮星群，这时差五百年、地距几万里的两段占星卜辞，其实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古亚述占星学泥板

当然，这种雷同可以用“相似不一定同源”圆过去。毕竟亚洲大陆两端的古人看到火星运动轨迹的异常，说不定都会想到“皇上要死”，不一定有知识产权专利源头。但是“十二生肖”所依据的“十二地支”及其配合的“太岁纪年”，与古西亚的“黄道十二宫”，其雷同处就没法轻易糊弄过去了。

十二兽搭配地支纪年直到12世纪才在汉地生根

“十二生肖”，是十二兽图腾匹配“十二地支”的纪年系统。“十二地支”来自古西亚，就算不是板上钉钉，可供质疑的空间也不大。而十二兽系统虽然也有西亚源流，但对于中国人熟悉的“十二生肖”，北亚其实才是切近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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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确证的是，世界上古史上，使用十二兽计时的文化是由首创“十二宫”的古美索不达米亚诸文明开始，向外围逐渐扩散。

首先接受十二兽计时习惯的是古希腊与古埃及，然后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十二兽计时习惯传播到外伊朗与北印度的希腊化占领区。十二兽计时系统在印度扎根后，又随着佛教的传播途径从陆路传向中亚与北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十二兽计时系统的传播链末端才是中国，而且扎根散叶广为人接受的时间已经是中古末期的12世纪了。

直到公元4世纪，古中国的纪年系统还在通用“太岁纪年“，神兽图腾也是通过配属“太岁”与“地支”相关，动物与地支的关系并不完全明显直接。在晋代人的作品与语录中，“岁在龙蛇贤人磋”、“白鸡王酉，今太岁在酉”，都是佐证。

但受佛教影响更深的中亚与北亚诸游牧民族，直接借用佛经的十二兽计时系统来纪年。公元6-8世纪的突厥碑文中明确使用兔年、羊年、鸡年、虎年、猪年、蛇年、龙年等单一纪年单位。

公元6世纪中期的鲜卑贵族宇文护，其母亲的来信中称：“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虽然宇文护在北周与隋朝历史中很重要，但因为他的鲜卑北六镇出身，此人其实仍然是事实上的胡人。

直到唐、宋，十二兽纪年对于华夏文化人来说仍然是胡人的稀罕玩意。《唐书》在提到7-9世纪的“黠戛斯国”时，特地要注明“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宋史》在提到10世纪末的吐蕃时，也特地要注明“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若“十二生肖”当时在汉地足够普及，那么官方档案文献中不至于少见多怪地啰嗦这些。

对佛教与西来文化接受更深的辽国高官，直接在墓顶画上了“二十八宿”与“十二星座”的对应。

十二生肖在古中国足够普及的文本证据，至少要等到12世纪了。12世纪的头几年，有人向宋徽宗上书，称“十二宫神，狗居戍位，为陛下本命，请禁天下屠狗”。如果当时“生肖”、“本命年”等概念不够深入人心，不会有人胆敢拍这种脑袋挂腰带上的高风险马屁。

12世纪末，朱熹刁难学生，给的问题是“十二属相起于何时，首见何书”，学生“无以对”。如果当时十二属相不够家喻户晓，这种刁难也就毫无意义。而在当时，泉州、广州已经有清真寺了。

当然，有种族自豪感强烈的中国人，使劲想挖掘出生肖的本土根源来。有人抓住《诗经》中一句“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就称春秋前就有“十二生肖”，这个观点在清朝就被喷得无法回击：“拿这句就能断定‘午马’代表整个‘十二生肖’了？那怎么翻遍春秋文献找不着子鼠、寅虎呢？”

也有人拿各地出土的秦简上的占卜指南，称先秦就有“十二生肖”，根据是其中的《盗者》篇提到了地支与动物。但《盗者》篇是用来占卜盗贼长相的，提到动物是用来比喻盗贼长相，不是用来纪年。“鼠也，盗者兑口希须；牛也，盗者大鼻长颈；兔也，盗者大面头”这些卜辞要是能用来证明“十二生肖”纪年，按这种逻辑，2016年的生肖属相就是“窃·格瓦拉”。

别说，《盗者》篇的描述还真挺符合窃·格瓦拉老师的。

通过这通梳理，其实不难发现，不仅“十二生肖”在中国生根，得托古西亚与北亚外来输入的福。单论在世界占卜史上的渊源，“紫微斗数”系统得管“星座塔罗”系统叫二大爷。

从古到今，狗在人们心中低贱了上千年

宠，宀为房屋，房屋下养着龙。在古时，不是奇珍异兽，登不上宠物的殿堂。

卫懿公好鹤、太宗怀鹞、玄宗的白鹦鹉“雪衣娘”……明朝作为历史上封建帝王豢养动物的最鼎盛的时期，京城内建有虎城、象房、豹房、鹿场、鹰房等多处奇珍异兽的饲养房。

除非遇上伯乐，不然狗在古时就得有用，有用不外乎三种：打猎、看家护院、食物。

养狗初是为了打猎，诸如刘长卿的“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苏轼的“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十骏犬图》

最得力的打猎小助手是“细狗”，跑起来像离弦的箭一样。以此还形成了一种民俗活动“细狗撵兔”，以前是一种狩猎形式，现在成了一种娱乐方式，在秋季人们带着一群体型矫健的细狗去追猎兔子。

由狩猎转向农耕之后，狗的功能也转向了看家护院。把狗拴在门口附近，或关在前院，有人走近时发出警报，告知主人有不受欢迎的人闯进。

狗日夜看门无功也有劳，但在古时肉是一种稀有的肉类。这驱使人们吃狗肉，而且狗肉的地位还比猪肉高。

被吴国打败后，越王勾践在吴国卧薪尝胆、忍辱负重。为了快速组建一支复仇大军，越王为了鼓励大家生育，下达命令“生男子奖励二酒一犬，生女子奖励二酒一猪”。行军打仗，要的就是健壮男丁，可见狗肉的地位。

狗肉不上宴席，也是经过一段漫长的修正。最早的记录要追溯到魏晋南北朝，入主中原的基本都是游牧民族。狗是作为游牧名族的好帮手，帮助主人驱赶猎物和保护牛、羊群，所以游牧名族不吃狗肉。

到了北宋年间，当时的皇帝宋徽宗生肖属狗。大臣范致虚为了拍马屁，向徽宗皇帝上了一道奏章，他在里面写道：“陛下生肖属狗，所以狗是陛下的本命。现在到处是杀狗的和吃狗肉的，是对陛下本命的相克相杀。应当立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严格取缔屠狗宰狗这个行当，还要严格禁止老百姓吃食狗肉。”于是宋徽宗就下了一道圣旨不让吃狗肉，也不让抓狗。

也有说这一说法，传说黄狗曾经救过努尔哈赤的命，因而满族人不吃狗肉、不戴狗皮帽子、不铺狗皮褥子。由于作为清朝的统治者，自然也要求汉族人宴席上不能出现狗肉。

佛道两家都不主张吃狗肉，佛家主张不杀生，道家则 “以犬为地厌，不食之”，也不主张吃它的肉。这些社会背景，也都大大降低了狗肉的食用地位。

还有一种打狗散伙场的说法，意思是说把狗给吃了，大家就正式散伙，因此在喜庆宴席上没有人会用狗肉。

少数品种的狗可以作为玩赏的宠物，但是只有皇亲贵族才能资格养。

例如中国传统的北京犬，已经有四千年的历史。一直只允许宫廷饲养繁殖，供皇亲贵胄和朝廷重臣玩赏，在唐朝曾有偷运北京犬而被判刑的记载。

数百年来，反而是宦官们，负起保护北京犬纯正血统的责任，为它们制定了严格的育种标准。为了让它不想远走而总在皇帝周围活动，让狗的前腿弯曲；为了让犬落地无声，培育狗狗脚尖有羽状毛；为了体现北京犬的尊贵，狗狗的毛色需与皇帝的龙袍一致。

玩赏犬终究只是玩物，这是人们根深蒂固的想法。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为了不使北京犬落入别人手中，皇帝便下令杀死北京犬。仅有残存的5只北京犬被抢走带回英国，一部分贡献给英国女王。

连名犬都如此下场，可见狗在人眼中的地位有多低贱。

到了抗战和解放时期，易养活的狗成了贫苦老百姓追寻的榜样。贫苦农村生活条件差，孩子又多，小孩子的死亡率高。人们会给孩子取“狗剩”、“狗蛋”、“二狗”这样低贱的小名，希望小孩好养活，经得起摔打，经得起病痛。现在生活变好，这些名字大部分也只能从抗日神剧中看到了。

还有某一段时间，宠物狗被当成了资本主义的象征，养狗就是腐朽。由此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资本主义的清除运动，养宠物狗的人被公开羞辱，拖到街上看着自己的宠物狗被打死。

历史的车轮滚啊滚，终于给宠物狗们滚出了一条道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老百姓精神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养狗，把狗看作忠诚友好的伴侣。

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推出，大多数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孩子出门上大学，家里突然就少了一点生气，狗狗刚好填补了人们心灵上的空缺。这个时候，喜欢狗的人恨不得一人养几只狗，人送外号“爱狗人士”。

到了2009年，由于玉林举办的一次美食节活动中，一道“脆皮狗肉”获奖，狗肉遂发展成当地特色产品。2014年，广西玉林市政府在官方新闻网站发布声明：“夏至荔枝狗肉节”只是个别商家和民间的一种说法，其实并不存在这个节日。

狗肉节缘起不过几年，并不具备传统饮食文化的特点，玉林狗肉节并不是广西的民俗。与“父亲节”、“母亲节”一样，是一种商业炒作下带动的节日消费。在14年，因为节日的噱头，狗肉日消费量200多头，节日期间日均达到2000多头，至少翻了10倍。

冲突愈演愈烈，引起了各省和国外动物保护组织的激烈抗议和反对。连演员孙俪、杨幂、范冰冰、赵薇等也曾声援。但部分过激爱狗人士的反应，却把狗肉节越炒越热。

日常生活有些主人不文明养犬，出门不牵绳、不捡屎、任由狗狗狂叫打扰邻里休息，对养狗人的声讨越来越大声。在我写这篇的文的时候，小区里的狗又在对叫，你一句我一句地唱山歌。只能感叹幸好我们写稿的人都是夜猫子，那些要上班被吵醒的，是不是已经在骂娘磨刀了。

至此，“爱狗人士”已经变成一个贬义词，受到各方声讨。百度贴吧“爱狗人士”，已经被一群狗黑侵占。他们还有其他几个贴吧，以消灭狗为宗旨，打造狗黑文化矩阵。看完这些东西，感觉心灵受到冲击，一场狗主和狗黑的大战在悄无声息地酝酿着！

至于谁输谁赢，人们对狗的态度会不会有所改变，由新时代的狗主人来谱写。

从古到今，不论何时，宠物都蕴含着主人的感情投射。文人以物咏志，自然酷爱风雅之物；劳动人民珍惜自己辛苦所得，圈养狗狗看家护院；现在宠物狗的流行，则填补了快节奏生活下人们空虚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