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字起名字公司与天字开头的游戏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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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详情介绍：
泰州天字集团15年企业年会盛典圆满成功
泰州天字集团年会于2016-2-26日下午在泰州五星级酒店—泰州国家金陵大酒店圆满举办；集团董事长苏文武先生以及各店总经理负责人等对2015年各店所取得的骄人成绩作了详细的总结报告，并对2016年的做了详细的规划展望。我们热切希望天字集团16年业绩更上一层楼！
下面小编带大家看看今年的年会盛典现场，体验下天字集团的“高”“大”“上"吧!
主持人闪亮登场
现场员工及嘉宾高朋满座
苏文武先生做总结报告
各店总经理及负责人做单店年终总结
各店销售冠军上台领奖——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各店优秀员工上台接受表彰
个公司组织的文体娱乐活动，载歌载舞欢聚一堂
相声小品一应俱全，天字集团的能人真多啊
最后的项目是所有的集团老总负责人们为大家合唱的《相信自己》
寄语：我们希望天字集团带着15年的喜人业绩向苏总所展望的16年奋力拼搏，在16年的市场中占据绝对领先的地位。
陕西米脂：绿了山川，富了乡亲
“大国新村：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大步迈进，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生活越过越好，一幅村美民富产业兴的壮美画卷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人民论坛网推出“大国新村：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系列报道，讲好神州大地广袤乡村的振兴故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高西沟村，探访黄土高原上的绿色传奇。
松涛阵阵、碧波盈盈，千亩良田盘山卧，漫山林果点点红。
盛夏的高西沟，无数游客邀朋唤友，慕名而至，感受着生长在黄土高原褶皱里高西沟人的质朴热情，也惊喜着一个荒芜贫瘠的穷山沟到山清水秀“陕北小江南”的青绿蝶变。
位于陕西省北部、黄土高原腹地的高西沟村，是声名远播的和美生态村、水土保持示范村。这些年，高西沟村先后获评“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集体”“国家水利风景区”“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等多项荣誉。
2021年9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榆林考察时来到高西沟村，指出高西沟村是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板，你们坚持不懈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与时俱进发展农村事业，路子走的是对的。要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态治理和发展特色产业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有总书记的肯定，信心更足了！
初心如磐，履践致远。近年来，米脂县委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践行“两山”理念，坚持“生态振兴+”的发展思路，大力推广高西沟经验，埋头苦干带领老区人民发家致富，在生态治理的延伸线上，找到了一条特色产业发展致富路。
好生态是“金饭碗”，全力夯实绿色生态家底
沟沟峁峁，粮食寥寥。
曾经的高西沟，“山上光秃秃，沟里乱石头，年年遭灾害，十年九不收”，一场大雨下来，出山的路全变成了泥窝子，“早上汤，中午糠，晚上碗里照月亮”就成了这里的真实写照。
咬定青山不放松，高西沟村党支部四任班子三代人，矢志不渝治山理水七十载，创造了在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不再向黄河输送泥沙，而是输送清流的奇迹，带领高西沟人摆脱了贫困，奔向了乡村振兴、村民富裕的康庄大道。
“我们必须守护好来之不易的绿，让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
为了守住绿色家底，让绿意更浓，村里坚持林长和管护人员“入网入格”，订立了严格的管护制度：“破坏一棵树，必须补种两棵；毁林面积大，要报告相关部门进行严肃处理。”
“要入党，先种树！”村里新发展的党员必须至少栽种100棵树苗，并且保证存活率在90%以上，才算获得入党资格。
高西沟全村爱绿、植绿、护绿的新风尚蔚然成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西沟村党支部坚持“生态振兴+”的思路，带领全村人民巩固拓展生态治理成果，把绿水当资产，把青山当金山，近年来，在治理40座山峁、21道沟岔的基础上，继续坚持三分林地、二分草地、一分耕地的“三二一”用地模式，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坚持不懈补植补造空白区域营造林2000亩，补种疏林地柠条300亩，绿化道路7.49公里，栽植树木3.5万余株，完成50种山地树木引种，建成森林防火瞭望塔一座、森林防火预警指挥平台一套，目前全村林草覆盖率达70%，水土流失治理程度达78%。
“雨量增多”“天旱地不旱”的小流域气候已然形成，黄土高原绿色传奇正从浅绿向深绿挺进。
高西沟全貌（米脂县委组织部供图）
我问青山何日老，青山问我几时闲。如今，当您站在高西沟的龙头山顶上，定会领略一幅精致的生态图景——山上缓坡修梯田，沟里淤地打坝堰，弃耕坡地种牧草，建设水库浇农田，高山远山松连片，近村阳坡建果园，陡坡险坬种柠条，封山禁牧护林草，满目葱绿忘人间。
黄土地长“金元宝”，多点开花促进增收致富
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把论文写在黄土大地上。
2021年9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银州街道高西沟村考察调研。途经一片田地时，总书记临时叫停了车，走进田间，察看谷子、糜子、玉米长势，同正在田里干活的乡亲们拉起话来。
“总书记还说我们米脂的小米特别好，熬粥上面漂一层油，总是喝不够。”村民姬勤叶高兴地说。
米脂县是小米之乡，以“其地有米脂水，沃壤宜粟，米汁淅之如脂”而得名，是全国唯一一个以谷物命名的县城。
米脂县的黄小米（米脂县委组织部供图）
现如今，米脂县委和高西沟村立足小米产区地理优势，发展米脂小米优势特色产业，积极加强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产学研深度融合，系统推进小米园区、谷种繁育、小米实验室和有机旱作谷子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全面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日子过好咯，小米不用出门就有人收，卖价还高，以前想都不敢想！”说起新的销售模式，村民们笑开了花。
高西沟村摆脱了老传统，与时俱进探索起了“党建+互联网”的营销模式，引入电商团队拓宽销售渠道，成立“高西沟陕北直播基地”，加快现代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农业新业态，建立起了完整的产销体系，集体经济壮大也有了新路子。
高西沟村还建设了小米博物馆，全面展示米脂小米的悠久历史，释放米脂小米品牌价值，一个金灿灿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已初具雏形。
高西沟梯田（米脂县委组织部供图）
苹果产业是高西沟村的另一本产业致富经。“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现任高西沟村党支部书记姜良彪说起苹果产业总是豪情满怀。
2006年，姜良彪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会时，听到延安洛川发展苹果产业带动村民增收的经验，非常动心：“人家村子苹果种得好，村民人均年收入上万元，我们能不能拜师学艺？”
会后，姜良彪邀请洛川县的农技师来到村里。一番勘探调查，发现高西沟土层深厚、质地疏松，富含有机质且利于排水，加上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宜苹果种植。
2007年，高西沟开始尝试种苹果树，村民剪枝、套袋，更新改造老果园……不出几年，红彤彤的果子挂满山头，高西沟人尝到了苹果富农的甜头。
高西沟果园和防雹网（米脂县委组织部供图）
现在，高西沟的苹果建立起“公司+基地+农户”“党建+农户”的山地苹果产业经营模式，促成千亩山地苹果产业规模化生产，实现果园滴灌系统铺设和防雹网架设，强化科学管护，打造出“高西沟苹果”品牌，全方位实现山地苹果的提质增效。
56岁的苹果种植户高治宏感慨如今生活大变样：“我爹今年92岁，当年参加打坝、修梯田时，生产大队发了黑面馍馍，他舍不得吃，拿回来给我。如今生活变样了，我家里有40亩果园，种了苹果、梨、葡萄，这些年赶上好年景，一年能挣10万元。”
老乡们亲切地说：“黄蛋蛋，红蛋蛋，小米和苹果是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金蛋蛋！”
在高西沟村，一处蓝色屋顶的板房颇为抢眼。那是护林员高乃柱承包的羊场。
“300头白绒羊吃的都是我从村民手里收的秸秆。羊粪免费提供给果农当肥料，这样就能循环利用起来。”60岁的高乃柱头脑灵活，敢想敢干。
2022年底，在县政府资金支持下，羊舍、草料棚、化验室进行了改扩建，并添置了自动上料机等设备。今年羊场将实现半自动化养羊。
沟底碧水凝，疑似画中来。
1974年建成的高西沟水库过去主要用于防洪和灌溉。如今，这里发展起休闲旅游。
近年来，高西沟村依托自身生态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建成水土保持生态展览馆、苹果采摘园、盘山梯田观光点等景点。游客不仅可以体验田园采摘，还能住窑洞、尝农家饭。
走进村民高治周家的农家乐小院，一排窑洞清新整洁。他家用软糜子做的油糕，是吸引城里游客的招牌。
“总书记在村里的田边，提起软糜子和硬糜子的区别。现在一吃油糕，我就想起了那天下午的场景，甜咧！”
去年，高治周重新装修了家里的4孔窑洞，扩大了农家乐规模。“今年，我还要鼓足干劲，把农家乐的招牌打响。”高治周笑着说。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高西沟村党支部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去年以“留住乡愁”和壮大村集体经济为目标，打造了“高西沟记忆”项目，形成突出休闲、聚焦艺术的写生实践基地，满足游客的休闲娱乐需求。还有“你好，高西沟”项目，一个体现陕北农耕文化的农产品全品类展销展示平台，同时也是集休闲、简餐、线上直播、新媒体制作等于一体的游客乡村慢生活体验中心。
大量游客的到来，为高西沟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绿了山川，富了乡亲，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拓宽了致富路，鼓起了“钱袋子”。
2022年，高西沟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1711元，高出全县平均水平6210元。
强党建是“金钥匙”，补齐民生短板弘扬文明新风
2021年10月，米脂县成立了高西沟工作专班，和高西沟村党支部一道，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和民生发展。
米脂县委坚持“大高西沟”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坝一体化思路，带动米脂全县复制推广高西沟村生态治理模式。
围绕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战略目标，米脂县全域推进黄土高原生态治理，全面推广高西沟经验。如今，这里有桃镇申家沟村的有机小米、杜家石沟镇树山村的山地苹果、印斗镇马家铺村的有机桃子……高西沟模式正在惠及更多米脂百姓。
高西沟村在绿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
为了改善人居环境，高西沟村党支部实施了“五改”工程、“三清三治”行动，绿化、美化、净化了村容村貌。从改圈、改厕、改灶、改水、改不良生活“五改”工程，到清理垃圾、清理淤泥、清理路障，治理柴草乱堆、治理粪便乱倒、治理墙院破烂“三清三治”行动，农村生活大变样，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更足了。
野趣横生处，陌上缓缓归。今年六月初，高西沟工作专班精品文旅品牌创建有了新成果。合唱、小品、歌舞，村民们编导的“大地欢歌”村晚精彩纷呈，展现着现代新村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崭新的精神风貌。月夜微风，高西沟村民和游客们的笑闹声交织在一起，飘得很远，很远……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工作，要绵绵用力，下足功夫。
高西沟村党支部高度重视乡风文明建设，编制了高西沟乡村振兴规划，投运农村幸福院，修建文化广场，出台村规民约，开展移风易俗文明活动，加强开展道德模范、文明家庭等评选活动，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村入户，学习枫桥经验，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增强法律意识，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营造风清气正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为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和美乡村提供了全新模板。
如果放在四季如春的江南水乡，高西沟是不足为奇的，但如果是在黄土高原腹地典型黄土丘陵沟壑区，一个自然生态脆弱的穷山沟，七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绿水青山，探索出金山银山转化路径，这份坚守令人侧目，这份成功令人震撼。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走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中，高西沟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决担当黄土高原生态治理样板的光荣使命，按照“党建引领、生态为本、文化铸魂、产业富民、共建共享”的发展思路，挺膺在前，再接再厉，不断续写黄土高原上新的绿色传奇。（作者：李世杰）
来源： 人民论坛网
著名核潜艇专家黄旭华：中华民族必定如日出东方一般崛起
“聆听大家”系列访谈——著名核潜艇专家黄旭华：中华民族必定如日出东方一般崛起
黄旭华，男，汉族，1924年2月出生，广东汕尾人。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中船重工719研究所名誉所长。1958年起参加核潜艇研制工作，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了毕生心血。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总设计师突出贡献奖，被评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十大海洋人物”、“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
要想不再受欺负，中国得强起来
问：您曾说：“我的人生，就是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里决定的。”可否分享一下您弃医从研、科学报国的经历？
黄旭华：我本是想学医的，因为父母都是医生，后来事情逐步发生了改变。我小学毕业时抗战爆发，学校基本都停办了。当地的爱国青年组织了一个抗日救国宣传队，我们就跟着一起搞宣传，演了一部话剧《不堪回首望平津》。当时来的人很多，密密麻麻，广场上都挤满了。我们在台上演抓汉奸，底下喊“杀”“杀”，那时我就想大家对日本人恨死了，长大了一定要为国家尽点力。后来我到桂林念书，日本人炸桂林，那是满城狼藉、一片废墟。每次警报一响，就得出城躲进防空洞。如果早上发警报，晚上还没解除，就得在山沟里挨一天饿。每次我跟着大家从城里往外跑就一腔怒火，有三个问题始终在心里浮现：为什么日本人这么疯狂，想登陆就登陆，想屠杀就屠杀？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安居，一定要到处逃亡？国土那么大，我们跑来跑去，连一个安安静静读书的地方都没有，这是什么道理？我请教我的老师柳无垢，她给我的答复很简单，就是中国太弱了，弱国就要受人家宰割。于是我将原名“绍强”留给二哥使用，给自己起名“旭华”，意思是中华民族必定如旭日东升一般崛起，我要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做贡献。后来我到重庆考大学，和国民党空军航校的一位朋友交流了很多，这个时候我就彻底改变了。我认识到，要想不再受欺负，中国得强起来。我不学医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将来制造飞机保卫我们的蓝天，制造军舰抵御外国侵略。后来我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
别人问我对共产党是怎么看的？我说就是“山那边哟好地方”“没人给你当牛羊”
问：解放前夕，还在交大求学的您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学生运动，加入中共地下党。可否讲讲您的入党经历，特别是您对党的认识过程？
黄旭华：我在交大读书期间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山茶社”，通过这个组织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又组织了一个文艺社团“大家唱”，每周教大家唱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首歌对我影响很大，叫《山那边哟好地方》，歌词叫“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你要吃饭得做工哟，没人给你当牛羊”。这首歌让我感到，山那边是个好地方，这里的人过得非常愉快，安心搞生产，没有剥削，一片安宁繁荣。你问我对党对共产主义最初的认识，就是“山那边哟好地方”，“没人给你当牛羊”。
后来有一次，我们社里一位姓陈的同志跟我聊天谈了好多，说你对共产党是怎么看的。我说就是“山那边哟好地方”，“没人给你当牛羊”。他说你要加入共产党吗？我大吃一惊：“加入共产党？党在什么地方，我都不晓得！”他说：“你好好考虑，如果你想加入共产党，你写一个报告给我，我帮你递上去。”我问道：“你是党员吗？”他说：“我是地下党。”1948年冬天，我写了一个报告。直到1949年春节，“山茶社”一位叫魏瑚的同志，他说党批准你加入党。我入党是这样过来的。我对党的确也还没有更多概念，很迫切地想要增加党的知识。后来组织上派我去党校学习。我读了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等。我开始下定决心，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共产主义的理想需要我们一生去努力！
核潜艇研制过程充满挫折，项目上马下马，我没有动摇过
问：您又是怎样与核潜艇研制事业结缘的？
答：大学毕业后，我党政工团都走了一遍，最后还是要求回归科研，于是到了刚刚成立的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后来当上了设计二处潜艇科科长。1958年，聂荣臻元帅向中央报告，建议研制导弹核潜艇。海军跟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联系，把我调过去。当时只告诉我到北京出差，有些事需要帮忙，一到北京就把我留住了。我当时非常兴奋，因为对常规动力潜艇我就感觉一切都是新的，核动力潜艇那更是世界上尖端的尖端。能够从事这份事业，为国家服务，我非常激动。我一进去就下定决心坚持干下去。当时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并不具备研制核潜艇的条件。毛主席高瞻远瞩，说了一句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大大坚定了我的决心。在核潜艇研制过程中那么多挫折，项目上马下马，我都没有动摇过。
要反对原子弹，自己就应该先拥有原子弹；自己有了原子弹，必须要有执行第二次核打击的手段，这就是核潜艇
问：中国为什么必须要有自己的核潜艇？
黄旭华：居里有一句话：“要反对原子弹，自己就应该先拥有原子弹。”我加了一句：“自己有了原子弹，你必须要有执行第二次核打击的手段，这就是核潜艇。”为什么？有了原子弹，你声明不首先使用原子弹，那你把原子弹摆在地上让人家打也不行。必须拥有核潜艇，把原子弹埋在水底下。
讲到潜艇，两次世界大战，潜艇的威力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它潜入水底，隐蔽性强，给敌人的军舰和海上运输造成很大的威胁。据统计，一战中被潜艇击沉的海上运输船队占总损失的87%。一战结束后，大家对潜艇重视了，防潜的技术开始出现，潜艇在水下的隐蔽性大打折扣。就算这样，二战中被潜艇击沉的海上运输船队仍占总数的67%，交战双方被潜艇击沉的航空母舰达17艘。那个时候潜艇在水下靠蓄电池航行，而蓄电池能量有限，功率也不大，在水下速度很慢，全功率航行大概只能维持一小时，慢慢走可以维持一到两天，一到晚上它要浮起来，有一个通气管，启动柴油机，一边低速航行，一边给蓄电池充电。
二战结束后，大家逐步研究，终于找到了一个不需要空气的动力能源，这就是核动力。有了核动力，潜艇就有了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它不需要空气，能长时间埋伏在水下；第二，反应堆功率大，航速大大提高；第三，反应堆一次装载核燃料，全功率燃烧的周期是一周年，现在已经发展到跟潜艇的寿命同周期，也就是说装一次燃料就再也不用装了，这也就大大提高了潜艇的续航里程。美国1954年把反应堆用到潜艇，成功建了第一条核动力潜艇，在世界上引起轰动。这个核动力潜艇，是海军作战的杀手锏。如果装上了巡航导弹，它就是航空母舰和大型军舰的克星。如果装上了洲际导弹，那它的打击面可以覆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敌人首先对我进行核攻击的情况下，我可以保存自己，给他致命的核反击，叫做第二次核打击。和平时期有了它，就可以遏制敌人的核讹诈，保卫国家，维护世界和平。所以毛主席讲“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第一，我们中国需要核潜艇；第二，核潜艇技术困难，不是一下子就能搞出来；第三，表示我们的决心，非搞出来不可。
任何复杂的尖端技术都是在常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常规的综合和提高
问：美国发展核潜艇是“三步走”，我们采用水滴线型，将“三步”并作“一步”，并突破了核潜艇最为关键的核动力装置、水滴线型艇体等7项技术，被誉为“七朵金花”，可否介绍一下这个过程？
黄旭华：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常规动力潜艇经常浮到水面，艇的形状只要适合水面航行就行，核潜艇长期潜在水底，必须找一个适合在水下高速航行的技术。美国为此分三步走：第一步，艇体保持不变，集中全力搞核动力；第二步，造了一个常规动力潜艇，采取水滴线形，探索水滴线形在水下航行的性能；第三步，把核潜艇搞成水滴线型。
美国分三步，我们分几步？好多专家提出，美国比我们强得多，它分三步走，我们至少分五步、六步。但回头想想，人家已经走成功了，你不用再去探讨这条路是不是可行。从理论上分析，水滴线型的截面都是圆的，圆的周边最短，跟水接触的面积最小，产生的摩擦阻力也最小。但它的操纵性能如何，我们心中无底。我们造了一条25米长的仅容一人的小潜艇，没有任何记录仪表，看看在水底下怎么样。有一个常规潜艇艇长，他自告奋勇下去操作，在底下跑了好多圈，然后上来了：“好操作！”这时我们才彻底放心。
核潜艇长时间埋伏在水底，我们自然就想到要解决人的生活条件保障问题。第一个就是空气保障，所以我们“七朵金花”有一朵金花叫做人工大气环境。水面上它有导航设备，通过无线电、卫星等导航。在水底下，你不可能说我浮上来导航，那不行。怎么办？你首先要能发现敌人，知道它的位置，然后你的鱼雷才能发射。其中包括一个被动的一个主动的。被动的就是敌人老远有点声音我就发觉到声音，但是光发觉声音不行，还得知晓它的距离和方向。通过主动发出一个声波，用声波回来这个时间就能计算距离和方向。这个要求很高，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七朵金花”就是这样一朵一朵解决的，不是无中生有。所以尖端并不神秘。综合就是创造，综合能出尖端。任何复杂的尖端技术都是在常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常规的综合和提高。技术不发达的国家，可以由常规的基础上发展尖端。
我是总设计师，我不仅仅要为核潜艇的安全负责，更要为艇上170多个参试人员的生命安全负责到底
问：核潜艇是否具有战斗力，极限深潜试验是关键。1988年，64岁的您亲自登艇参与深潜试验，您为何要以身试险？
黄旭华：所有的潜艇研制完成后，都有一道严峻考验，这就是进行极限深潜试验。1963年，美国某王牌核潜艇深潜试验还未到200米就沉入海底，艇上100多人无人生还。这艘由里到外全由中国人白手起家研制的核潜艇，能否顺利闯过中国核潜艇研制史上第一次深潜试验大关，参试人员心中无底。个别人给家里写信，说万一回不来，有这样那样未了的事，请家里代为料理，其实就是遗书，宿舍里有人在唱《血染的风采》。带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去执行深潜试验，那是非常危险的。
我决定同他们对话。我说，随时随地准备为国家的尊严和安全献身，这是战士的崇高品质。但这次深潜试验绝不是要我们去光荣，而是把试验数据一个不漏拿回来。我们在设计上留有足够的安全余量，试验程序是由浅到深逐步进行，下潜绝不蛮干。在万无一失情况下，也可能存在意外危险，比如我们工作中有一丝疏忽，或者存在超出个人知识范围之外的潜在危险。说句实话，我既有充分的信心，又十分地担心。怎么办？我决定跟你们一道下去，共同完成深潜试验。好心人劝我，说艇上不需要你亲自操作，你的岗位是坐镇水面，何必冒险下去？我说我下去不仅可以稳定人心，更重要的是在深潜过程中万一出现不正常的情况，可以协助艇上及时采取措施，避免事故扩大。我是总设计师，我不仅要为这条艇的安全负责，更要为艇上170多个参试人员的生命安全负责到底。听了我的决定，艇长说，总师60多岁了，能和我们一道进行深潜试验，那不是夸海口的。
我们的试验进行得很顺利，大家坚守各自岗位，只有艇长下达任务，艇员汇报操作，以及测试人员报告数据的声音。而巨大的海水压力，使艇多处发生了嘎嘎的声音，确实令人毛骨悚然。试验成功了，上浮到100米这个安全深度，艇上的快报要我题几个字。我不是诗人，但也是一时诗兴，题了一首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这个“痴”字和“乐”字，就是我们献身核潜艇的真实写照。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我们把这四句话归纳为核潜艇精神
问：我们为何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把核潜艇这个尖端做成？
黄旭华：我国当时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比美苏英法等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大概落后了半个世纪，但在艇的外形、反应堆功率、航速、下潜深度、潜一次能走多长时间等方面，我们的第一条核潜艇比美国的第一条要好。举个例子。美国核潜艇在水下密闭空间能维持多久？他们原计划120天，最后做到83天10小时，我们说它是84天，回来时有几个官兵是用担架抬出来的。我们原想，我们技术没有美国先进，艇员的身体素质也比不上美国人，美国最多是83天10小时，我们能达到80天就不错了。我们是多少？我们真正做到了90天。所以当时我很兴奋，到码头去接他们。船到码头，我们跟艇上通话：“估计你们现在比较困难，为了保证体能、安全靠岸，我们另派一批艇员来接你们，这样安全有保证。”艇上就说：“谢谢你们，我们保证能安全靠岸，不需要你们接。”那个情形确实激动人心，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跑出来，没有一个需要担架。我当时特别高兴，我说：“好啊，我们拿到金牌了！”
总结我们的工作经验，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我们把这四句话归纳为核潜艇精神。中华民族是了不起的民族。只要有坚强的领导，只要下定了决心，要干什么事情，一定能够干成。两弹一星、核潜艇，哪一个不是这样！所以钱学森讲过一句话：“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毛主席讲了一句话：“还可能比人家干得更好！”
退下来后我给自己定位当拉拉队，给他们敲锣打鼓
问：身处核潜艇总设计师这样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岗位，您在管理上有哪些心得？
黄旭华：我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既当所长，又当总设计师，还要当党委书记。那时候实验任务特别重。我的做法是，要抓得起、放得下，大胆放手，让同志们干。我总是把副所长分工好，大胆放手，相信他们，这样我可以大量干我的工作。我不太主张大小事情都是领导一个人干，干不好的。对于技术上的问题，我主张多听同志们争辩，争辩越多越好。
问：从核潜艇总设计师位置上退下来以后，您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
黄旭华：退下来后，我给自己定位是当拉拉队，给他们撑腰，给他们敲锣打鼓，必要的时候可以当场外指导，但不当他们的教练。万一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忙出出点子，但是一句话，让他们放手去干。
我的父母学完医以后，就在汕尾海丰找了一个最穷最需要医生的地方工作
问：请谈谈父母的言传身教对您的影响？您和女儿们聚少离多，在对她们的教育上又有什么心得？
黄旭华：当年，我的父亲母亲在基督教会办的医院跟英国医生学医，学完后在汕尾海丰找了一个最穷最需要医生的地方工作。他们的医德，老百姓有三句话，叫做爱心、耐心、责任心。
我九个兄弟姐妹，除了最小的一个请了奶妈，其他八个都是母亲拉扯大的。那时我们家房子很小，夏天很热，一到晚上小孩就哭闹。不管怎么哭闹，因为母亲是产科医生，只要有人叫她去接生，她立马就去了。那么多年来，她接生没有出过一次事故。海丰很穷，好多人接生交不起医药费，我母亲老是说，不要想太多，小孩儿会叫人的时候，你抱过来叫我一声干娘就好了。她到底有多少个干儿子干女儿，她自己都不晓得。我们只晓得她一百岁大寿时，来了好多人，有头发白了的，有中年人，问他们都说自己是她的干女儿干儿子。我父亲是另外一种性格，他刚毅，正直，刚强。举个例子，日本人进来，要他帮忙做事，他不同意，日本人拿着军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跪下，他就是不干。
我在工作当中，如果有一点成绩，除了党的教育培养，都是受父亲母亲影响。所以我从小就培养孩子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毅力。我常常告诫他们，自己的路要靠自己去闯，不要人家扶。
母亲没有想到，被家人误解为忘记养育自己亲生父母的不孝儿子，原来在为国家做这个事
问：您离家研制核潜艇，才刚刚30岁出头；等到您回家见到亲人，已是60多岁的白发老人。30年中，您和父母的联系只剩下一个海军信箱，这是怎样一种考验？
黄旭华：我从小离家到汕尾中学住校，母亲就把大家叫在一起唱一首歌，叫《再相会》。此后每次离家，母亲都要找大家跟我们唱这首歌。我对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有很深的感情。我离家不是不想家，我经常想家，但我会自己去忍受。我往往想家的时候，就在脑子里暗暗地唱《再相会》。
我母亲再三想了解我在干什么事情，都没有得到答复，那么长时间母亲也不再问了。当时一方面是出于保密，更重要是工作紧张，所以我父亲和二哥去世时我都没有回去过。妻子再三跟我讲，你必须回去，你不回去会后悔一辈子，家里人也会埋怨你一辈子。好多同志也劝我，你应该向组织上提一提，请个假。我说我向组织上提，组织上一定会同意我回家，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我不愿让组织上为难。因此我还是自己承担，自己忍受。
1985年，《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报道《骑鲸蹈海赖神将》，这是中国研制新潜艇第一次见报，当时还没有提核潜艇。我当时意识到，保密的门在放开，应该找机会回趟家了。1986年11月，我到大亚湾核电站出差，回了趟老家。这是我30年后第一次回家。母亲见面后，她再也不问我在干什么了。母亲蛮有修养的，她认为不该问了，也问不出来。
直到1987年，作家祖慰在《文汇月刊》第二期发表长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讲述了一位核潜艇总设计师为中国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30年的事迹。我把这期《文汇月刊》寄给母亲，文章全篇没提“黄旭华”三个字，但写了“他的妻子李世英”。她没想到，被家人误解为忘记养育自己亲生父母的不孝儿子，原来是在为国家做这个事。虽然她也相信自己的儿子不可能不要家，但对他三十年不回家难免也有一点埋怨。她蛮激动的，她把子女们找过来，讲了这么一句话：“三哥的事情，大家要理解。”这个事传到我这里，我哭了。我很感谢母亲弟妹们对我的理解。1956年离家时母亲跟我讲，你少小离家，受尽了苦，那时候战乱你回不了家，现在解放了，父母也老了，希望你常回家看看，我是流着泪满口答应的，但是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三十年。我常常想，虽然我没有履行我在父母面前承诺的常回家看看的诺言，但我恪守了保守组织机密的誓言。好多人问我，忠孝不能两全，你是怎么理解的？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母亲最大的孝！
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事业，此生属于核潜艇，此生无怨无悔
问：回过头来看，您如何看待你们当年的付出与牺牲？
黄旭华：1974年我们总结自己的经验，有两句话：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同事，一个月38元钱，这样的工资拿了20多年，到改革开放后工资调整了，他们年纪大了退休了。我们刚到葫芦岛的实验基地时，一片荒芜，一年刮两次大风，一次刮半年。一个月只有三两油，最苦的一次半年没有一滴油。我们的伙食主要是苞米面，高粱还算高级品。我们的住地离工厂要爬过一个山坡，大概走50分钟山路。那时葫芦岛的天气是零下20度以下，常常到了深夜，一个电话过来，我们的同志掀开被窝，穿上工作服就走，绝不耽误工作，也没有加班费，根本没这概念。如果在晚上有一杯豆浆，大家就感到心里特别温暖。我们是这样过来的，没有人叫苦叫累。
好多人问我，你们搞尖端、搞创新、搞好多未知的东西，一路历尽沧桑，你们的人生用几个字可以说明吗？我说，我们的人生可以用两个字概括：一个是“痴”，一个是“乐”。痴，是痴迷于核潜艇，献身于核潜艇，无怨无悔；乐，科研生活极为艰苦条件下，我们是乐在其中，苦中有乐，苦中求乐，乐是人生的主旋律。我们是这样过来的。现在回想一下，当年确实艰苦，但当时没人叫苦，工作上有一点成绩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乐在其中。我们核潜艇战线的广大员工，呕心沥血，淡泊名利，隐姓埋名，奉献了一生最宝贵的年华，还奉献了终身。如果要问，这一生有何感想，我们会自豪地说，这一生没有虚度；再问，你们对此生有何评说，那我们会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事业，此生属于核潜艇，此生无怨无悔！
功劳是大家的，荣誉属于集体
问：现在不少人都知道了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传奇人生，您如何看待你们所取得的成绩？
黄旭华：我再三讲过，中国的核潜艇是全国大力协同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成员，按照组织分工，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跟大家一道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而已。功劳是大家的，荣誉属于集体。1974年第一条核潜艇交艇，我们总结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核潜艇精神，这四句话对我们每一位同志都有很大的激励作用，也有很大的约束作用。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求自己做到的，有三句话：廉洁奉公，勇于创新，敢于担当
问：请您为党员领导干部题写一段寄语。
黄旭华：我写不出来，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努力要求自己做到的，有三句话：廉洁奉公，勇于创新，敢于担当。为什么是这三句？老百姓对于党员干部贪污腐败痛恨在心。任由贪污腐败之风发展下去是不可以的，历史上亡党亡国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党员领导干部廉洁奉公很重要。廉洁奉公基础上，你要发展，要把工作做好，就要创新。没有创新老是走老路我们上不去。创新过程中好多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就要敢于担当。（采访整理 韩亚栋 | 摄影 胡思远）
采访札记：大国赤子 深潜人生
许多人知道黄旭华，是从他获得的荣誉开始的。他带领团队解决了我国核潜艇的“有无”问题，他是响当当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他是习近平总书记为之“让座”的全国道德模范……用今天的世俗眼光来衡量，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人生赢家”。然而，真正走进黄旭华的世界，鲜花和掌声会淡去，那些奋斗牺牲、苦中求乐的生命印记才是永恒的勋章。
上世纪五十年代，为研制核潜艇，新婚不久的黄旭华告别妻子来到试验基地，后来他把家安在了这块人迹罕至的小岛上。这里“一年只刮两次大风，一次刮半年”，这里“一个月只有三两油，最苦的时候半年没有一滴油”。正是在这种极端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极其艰辛的生活条件下，黄旭华和同事投身于大国重器的研制工作。为了艇上千万台设备，上百公里长的电缆、管道，他要联络全国24个省市的2000多家科研单位，工程复杂；那时没有计算机，他和同事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
呕心沥血，苦干惊天动地事；默默无闻，甘当隐姓埋名人。这是黄旭华和同事人生的真实写照。从被核潜艇研制这个“天字第一号”绝密工程选中的那一天起，黄旭华就铁定了心要当一辈子的无名英雄。他曾有幸当选中国船舶总公司的劳模，报纸刊发获选者名单时，其他劳模都有照片，唯独他没有。朋友调侃说，他的影像就像珍贵的文物，挂有“请勿拍照”的牌子。正如作家祖慰在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中所描述的那样：“他，恰是有为而埋名的人生，就像他负责设计的潜艇，久久地潜进深深的海洋，是赫赫的存在，又是无影的存在。”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为了保守组织秘密，整整30 年，黄旭华和父母的联系只剩下一个海军的信箱，甚至在父亲仙逝时他都没有能够送上最后一程，以至于老人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究竟在做什么！
我曾经陷入深深的沉思：到底是什么力量，能让一个人割舍亲情挚爱，隐姓埋名30年？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日子里，他们又何以能白手起家、攻坚克难，既快又好地研制出大国重器？沿着黄旭华的成长足迹，我步步追问，终有所悟：其实，谜底就藏在那段“警报不解除，挨饿一整天”的备受欺凌和煎熬的战乱经历里，答案就藏在那首《山那边哟好地方》的红色歌曲里！诚如黄旭华自己所总结的那样：“我的人生，就是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里决定的”“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共产主义的理想需要我们一生去努力”。
在那个落后挨打的年代，中华民族需要“站起来”的牢固支撑，一代中华名族的优秀子孙挺身而出。他们要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的信心和实力。而条件的艰苦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激起他们向往理想、追求理想的坚定和自豪，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切都将是暂时的，他们终将战胜这艰难困苦，在贫瘠的荒岛锻造出足以泽被后世的丰功伟业。用黄旭华自己的话：“我们的人生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个是痴，一个是乐。痴，是痴迷于核潜艇，献身于核潜艇，无怨无悔；乐，科研生活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我们是乐在其中，苦中有乐，苦中求乐，乐是人生的主旋律。”
时至今日，由黄旭华参与设计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长征一号”已经光荣退役了，然而，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以及他们身后无名如沙砾、沉默若黄土、平凡似溪流，却哺育和支撑着中华民族脊梁的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如黄旭华的父母兄妹……他们以血肉之躯所铸就的“精神之艇”永远不会退役！（韩亚栋）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寻找“3号文”十年苦旅：一个民营企业家垫付上亿工程款之后
湖南湘西自治州曾经的民营企业家田茂平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14年前，他全额垫资为当地县政府修路，是实力雄厚的老板、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凤凰县最好的民营企业家”，而现在，他是一个历经艰难维权、债务缠身的窘迫穷人。
这一切，都与州里当年的一份红头文件（下文称“3号文”）有关。因为这份红头文件，他的上亿工程款迟迟未能结算，约1500万元的交通干扰费“合法消失”，直至他耗费十年时间维权，才从法院得到胜诉判决。
多年来，田茂平一直在追访那份引发近十年纠葛的红头文件，2018年10月29日，田茂平向湘西州住建局申请信息公开，想见一下当年这份“神秘”红头文件的真貌，然而，令他惊诧的是，11月26日，住建局书面回复称：这份文件7年前就已无法找到。
12月13日，田茂平站在国道209上，这条凤凰县的“城北大道”当年有他“扩建拉直”，因为一份文件，他的命运发生逆转。澎湃新闻记者谭君 图
亿元工程款，首次审计就被“砍”掉一半
国道209是湘西州进入凤凰古城的唯一道路，在凤凰县城区，该路又称“城北大道”。2018年12月13日，站在这条当年由他全额垫资修建的大道上，田茂平百感交集。当年，他们将原由山体夹着的狭窄国道进行“扩建拉直”，路面两边各扩宽50米，拉直2公里。现在，这条道路整日车流不息，自2008年竣工至今未曾翻修。
“在山区修路与别处不同，需要‘炸山’。当年修这个路，流了我多少血汗，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将这个工程做出口碑来。”田茂平对澎湃新闻说（www.thepaper.cn），他根本没想到，这个“公家”的业务，后来会出现长达7年的“结账纠纷”。
湖南高院的民事判决书显示，2004年7月，田茂华担任项目经理的公司（乙方）与凤凰县建设局（甲方，后改名住建局）签订合同，建设局将凤凰县城北大道建设工程发包给乙方。合同规定，乙方全额投资，按实际工程量结算。随后，田茂华陆续出资712万元用于拆迁安置。2006年8月至10月，凤凰县建设局陆续还款378万元，余下的334万还款期限不明。2008年6月，城北大道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同年8月，该工程款经凤凰县建设局审核，确认总造价为1.18亿元，双方签字盖章认可。
但是，田茂平没有照单收到工程款。因为根据规定，政府工程的决算必须接受审计监督，尽管城北大道并未按照招投标法进行招标。对于未招标的原因，在后来湖南高院的法庭上，凤凰县建设局副局长樊朝勇的回答是：“政府没钱弄这个事（修城北大道），田茂平初步具有这个实力，他有相关的资金及设备，其他人没有这个实力接手。”
吉首进入凤凰古城的必经之路，城北大道。当年被田茂平开山破石劈出来的道路两侧，现在已经建满了房子。本文图片均由 澎湃新闻记者 谭君 摄
原城北大道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曾任凤凰县法院院长的麻寿贵对澎湃新闻说，“城北大道当时是凤凰县最大的工程，田茂平是当时是凤凰县最好的民营企业家，他此前在外地搞过很多工程，大型设备、技术团队都非常好。后来整个工程历时4年，很顺利，多次爆破作业，亦无伤亡事故，路也无质量问题。”
在当时，审计是田茂平拿到工程款的必经之路，然而，他很快陷入了一场审计“拉锯战”。
据湖南高院判决书，凤凰县审计局此后对城北大道进行了为期3年多的审计，审计时间自2008年11月3日至2011年12月20日，并于2012年1月17日作出了审计决定，审定城北大道项目工程总造价9223万余元，建设单位多计工程造价2634万元。
根据《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管理办法》，“审计报告应当在审计实施日起3个月内出具。特殊情况确需延长审计期限时，应报经审计计划下达机关批准。”这个垫资工程，为何审计三年多？
澎湃新闻从一份凤凰县政府《凤凰县关于落实重庆天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信访问题的情况汇报》（送审稿2011年11月30日）中看到，该材料称，“3年来，审计组先后6次发出工程项目造价征求意见书，2011年7月，第6次审计后确定总造价为8836万元，由于审计单位、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三方未达成统一意见，仍无法确定审计结果。”
“9223万的审计是第7次审计，此前出过6次审计结果。”田茂平告诉澎湃新闻，城北大道不仅审计时间长，而且罕见地审计了7次。第一次审计在原造价基础上核减了50%的造价，田茂平不服，之后6次，几乎每次审计又都增加一点。尽管最终第7次审计只核减了20%，他仍不能接受——因为“交通干扰费”没有计入。“我这是全额垫资的工程，扣掉利息钱，剩下的都是兄弟们的血汗钱，交通干扰费本来就是应该给的，凭什么不给？”
所谓“交通干扰费”，据后来湖南高院判决书，根据合同约定和相关规定，工程受到行车干扰，就能依据一定的系数计取交通干扰费。
法院认定的证据证明，为保障国道的交通畅通，工程施工时确实受到行车干扰。比如，在迎接领导来凤凰考察时，城北大道所有工程均停工休息，以及城北大道作为吉首通往凤凰古城的必经之道，为配合旅游经济发展，2004年至2007年共7个黄金周都停工。据凤凰县公路局统计，209国道施工路段的昼夜行车密度大于3000辆以上，据此可调整的系数为0.2。城北大道能计算交通干扰费1500万元。
但是，在这个长达三年多的审计中，一份“神秘”红头文件，却让1500万元交通干扰费“合法消失”。
12月13日，麻寿贵拿出当年城北大道“建筑安装工程决算书”原件，该决算书载明其总造价为1.18亿元，与法院最终认定的仅差400万元。
7次审计与“神秘文件”的出台
田茂平称，最初的“异常”来自2009年1月，“当时，审计组成员段飞国私下与施工队接触，并提供了一份在原造价基础上扣减5280万元、几乎核减50%金额的审计结论。”
澎湃新闻从一份凤凰县审计局2008年10月28日下发给“凤凰县城北工程建设指挥部、凤凰县建设局”的审计通知书中看到，审计组一共6人，组长是安国平，段飞国在审计组成员中位列第二。“因为县审计局人手不够，审不下这么大项目，请了段飞国的飞达工程造价咨询公司进行审计。审计组里只有组长和廉政监督员是县审计局的人。”麻寿贵介绍。工商信息显示，湖南飞达工程造价咨询公司成立于2002年，注册资本100万，现任法定代表人段飞国，为最大股东，此前该公司的最大股东为段江琳。
“段飞国说可以提供‘一条龙服务’，给他两三百万帮忙费，就可以出具高额的审计结论。”田茂平说，他们当场拒绝，“段飞国非常恼火，说他飞达造价公司的法人代表是他亲姐，湘西州建设局造价管理站站长邹纯科是他亲姐夫，让我等着瞧。”
在一份手写的材料，以及接受澎湃新闻采访中，麻寿贵说，“2009年1月3日，审计机构出了第一份审计意见书，在未与甲方沟通的情况下，擅自将这份审计意见书私下与乙方见面，不负责任核减工程造价5200多万元。事后我从双方得知，乙方称审计方向他们索取好处费，审计方称乙方试图行贿。总之，这是双方私下见面导致的结果，显然影响审计工作的正常进行。”
2018年12月13日，面对澎湃新闻采访，曾任湘西州建设局造价管理站站长、现为州建设局房地产监管科科长的邹纯科承认，段飞国和段江琳确为他的舅子和妻子，妻子确实一直在飞达公司上班，但是，“他们公司的经营我从来不插手”。
12月13日，段飞国对澎湃新闻说，与田茂平方私下见面，“有这么一回事。”不过他表示，“我去的时候不知道是他们（田茂平方），喝茶坐了下，觉得好尴尬，立马走了。”对于是否说过邹纯科是他姐夫一事，段飞国说，“没有，这事和他（邹纯科）没关系。”
田茂平称，在那次与段飞国不愉快的见面后，2009年5月底的一天，在又一次与审计单位就造价问题的争议中，段飞国突然拿出一份名为“州建价［2009］3号文”（以下简称3号文）的红头文件。
该文件是由邹纯科任站长的湘西州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于2009年5月25日发给湘西州政府投资审计中心的。“你单位‘关于凤凰县城北大道土石方工程如何计取交通干扰费的请示’收悉。经请示省造价管理总站研究同意，答复如下：湘建价［2006］18号文规定‘合同规定按实结算的工程，除土方工程不计交通干扰费外……’，文件中所指土方工程包含石方工程，即土石方工程均不计取交通干扰费。”文件还特意标注：答复人：向先平 审核人：邹纯科。
田茂平说，他看到这份文件，似乎看到了“万丈深渊”。这份文件将“土石方”解释为“土方”，称石方不计取“交通干扰费”，而他的工程97%是石方工程，交通干扰费这一项的费用达1500万元，不计算的话，他这全额垫资工程，就是真正的“赔本工程”了。
“小小一张纸片，可把我害惨了。”田茂平说。他生于1954年，土家族人，生性耿直，他曾担任三届凤凰县政协委员，后又任湘西州人大代表。他完全不服这个文件，“搞建筑的人都知道，在工程造价中，土方与石方是两码事。土方只要挖掘机到场，上车运走就行。石方不但需要机械打眼、爆破，而且装运难度大。石方施工成本高得多，怎么能混为一谈？”
州建价［2009］3号文复印件。
“都是他弄的，我只是签了个名”
田茂平首先怀疑的，是文件的真实性。自从段飞国将那份“红头文件”在他面前出示过一次之后，他就再也没见过这份文件的原件了。他认为，3号文的出台不是合法的，以致于对方不敢再拿出来。
12月13日，邹纯科对澎湃新闻说，3号文的出台，来自于州政府投资审计中心刘学军的咨询请示，他们才答复的。
随后，在邹纯科办公室的楼下，湘西州建设局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澎湃新闻找到了3号文上的“答复人：向先平”。二楼办公室外，挂有工作人员“向先萍”的牌子。向先萍说，向先平是她的曾用名，3号文上那个字确实是她签的。但是，“（3号文）不是我答复的，整个文件都是邹站长起草的，他弄的，那天他急着要带去凤凰，叫我签个字。他（邹纯科）是领导，需要一个经办人，所以找了我。”向先萍还说，后来州纪委督查室也来查过，“又要我补签几份（文件），剩下的我都没签了。”
州政府投资审计中心是否发过土石方工程如何计取交通干扰费的请示函？“我都不知道，（请示函）我没看到过，也没听说过。”向先平说。
澎湃新闻注意到，工商登记显示，向先萍在湖南飞达造价咨询公司任监事。对此，向先萍说，“他们公司需要造价师达到一定人数，就把我的造价师证拿去挂在那里。只是挂在那，我没拿一分钱，也有任何股份。我们还有一个副局长也是挂在那里给他们当副总经理。”
当日，澎湃新闻来到湘西州审计局，在位于5楼的州政府投资审计中心，人事工作人员拨通已经退休的刘学军的电话。在电话里，谈到3号文，刘学军说，“这些都是他（邹纯科）弄的，我只是盖了个章。”对于审计中心是什么时候遇到了土石方计费问题的，刘学军说，“一开始没有这个问题，是后来谈不下去了，才要发这个文。”
那么，3号文的出台，将对田茂平产生损失1500万元的重大不利，文件审核人邹纯科又如何看？
面对澎湃新闻的采访，邹纯科说，“人家（审计中心）问我们，我们不能不答，毕竟涉及一千多万的国家资金，我还请示了省里的。当然，他的现实损失确实也存在。按说，他（田茂平）拿到这个文件后应当主动来找我，说明一下情况，打个报告什么的，我带他一起到省里去。但他一直没来找我，反而去举报告状去了。”
邹纯科还介绍，除了在城北大道项目的审计中用过，3号文此后没有再使用过，“州里没有那么大的需要推山的土石方项目了。”
“他搞这个文件，明显就是给我的项目量身定制的，我还能相信他，去找他为我做主？”田茂平对澎湃新闻说，“我这个项目从立项到规划设计，征地拆迁到施工建设，全是我个人全额出资，政府没出一分钱，每一分都是我的血汗钱，我哪还有钱去贿赂他们，我自己去找不行？”
就这样，田茂平带着“讨伐3号文”的材料，开始了“信访”，“去省城，去北京，去找3号文的‘爷爷’和‘父亲’”。在田茂平的表述中，“爷爷”是指湖南省住建厅，“父亲”是指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
湖南省程序法学研究会会长、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捷告诉澎湃新闻，3号文只是政府职能机构之间的内部咨询回复，属于政府行政性工作，不是规范性文件，也不是对外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存在行政相对人，不属于现行的行政诉讼范围。也就是说，田茂平不能针对此文件去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但是，“既是职能性的行为，当然可以进行监督。首先，上级机关可以监督，其次，监察机关可以监督，可以申请启动相关单位调查是否存在违法或者犯罪。”
“主要是地方政府的问题，亏本干活谁给你干？”
历经曲折之后，令田茂平不敢相信的是，2010年7月2日，他等来了为3号文的“强化版”——湘建价函[2010]15号文（以下简称15号文）。
该文件是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专门发给田茂平所在的天字公司的，并抄送湖南省信访局和田茂平。文件称：土方工程包含石方工程，土方工程不计交通干扰费；州建价［2009］3号文关于交通干扰费的解释与我站湘建价价［2006］18号文（以下简称18号文）的规定一致。
对此问题，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答复澎湃新闻称，他们是按省信访局和省住建厅的要求作出的15号文，“只是重申18号文的解释精神，不存在追认（3号文）一说。”该站办公室陈姓负责人还介绍，“这个15号文下发时，可能确实存在不严谨的地方，比如这份函文中，一眼望去，就有两处错误，住建厅的‘厅’字、自治州的‘治’字都漏掉写了。”
但对田茂平而言，“拿到文件那一刻，整个人都凉了。”
3号文的解释，到底是否合法合理？
澎湃新闻查阅18号文发现，“合同中规定按实结算的工程，除土方工程不计算外，市政工程的交通干扰费的计取仍按湖南省95市政工程单位估价表和相关解释执行。”95市政工程单位估价表则规定，“不能封闭而必须维持通车的工程，其受行车影响部分人工和机械台班根据机动车行车密度乘下述系数调整”。
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负责人谢小成介绍，根据上述文件精神，交通干扰费的计取，取决于工程是否封闭施工。如果不封闭施工，则势必使施工方为保障通车而出现增加人工和设备设施，以及因停工导致机械人工闲置等效率降低，而造成现实损失，因而在工程总造价中应当给施工方计取交通干扰费。如果封闭施工，则不存在以上情况，自然就不存在计取该费用。土方工程，在建筑行业内，因不存在不能封闭施工的情形，所以不计取交通干扰费用。石方工程，如果确实不能封闭施工，可以计取交通干扰费。
那么田茂平施工时的石方工程，是否是不能封闭施工的呢？
湖南高院判决书显示，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城北大道在施工过程中没有封闭。邹纯科也承认，“城北大道建设时，为保障原国道畅通，实际是未全封闭施工的，且工程需要开山，两边的山都要推一半，对交通肯定有干扰。”
3号文中将“土方”解释为“土石方”，这个对吗？
“在建设工程领域，大家约定俗成的将土石方简称为‘土方’，所以土方包括土石方。”谢小成说。
那么，3号文出台后，将“石方”工程归入了“土方”工程，使应当计取交通干扰费的石方不能计取该费用，这样做对吗？
“州里打报告请示时，我们是针对文件本身的‘土石方’字面含义答复，可能并不了解具体的工程项目情况……这个事，主要是地方政府的问题，该给人家的就要给人家，亏本干活谁给你干？”谢小成说。
湘西州住建局答复：3号文早就无法找到。
又过4年官司赢了，3号文却不见了
2012年1月17日，田茂平信访失败后，凤凰县审计局依据3号文，未计算石方交通干扰费，对城北大道项目作出了第7次审计结果——总造价9223万元。
同年3月16日，田茂平所在公司向湘西州审计局申请行政复议，提出该审计决定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
然而，5天后，田茂平就收到了“不予受理”的审计复议申请决定书。湘西州审计局认为，被审计单位是凤凰县建设局及凤凰县城北大道工程建设指挥部，田茂平所在公司不属于被审计单位，不能提起行政复议。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样一个文件，明明其出台有问题，明明实际影响我的权利，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田茂平说，那段时间是他感觉最黑暗的时刻，他面临不公，更面临资金周转的压力，为此他变卖施工设备，从一个企业老板转身为债务累累的穷光蛋。作为当年城北大道建设指挥部的负责人，麻寿贵也表示同情，“换其他人，早跳楼了。”
然而，命运还是给田茂平开了另一扇窗。田茂平所在公司以合同纠纷，随后将凤凰县住建局告上法庭。
2012年5月7日，湘西州中院立案受理，并于当年7月11日作出判决。澎湃新闻注意到，法院根据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认为审计机关对建设单位投资项目进行的审计结果，对施工单位的造价决算不具有约束力，认定城北大道的工程造价为此前核定的1.18亿，而非审计局核减之后的9223万元，判决住建局应将2634万元欠款及利息支付给田茂平公司。但住建局不服“交通干扰费被计取”而提出上诉，田茂平也因别的原因上诉。湖南高院二审裁定发回重审。
2014年10月的重审中，县住建局将“3号文”作为一项重要证据提交，拟证明：本案工程不计取交通干扰费。然在，住建局提供的只是一个复印件，而不是3号文的原件，湘西中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不过，交通干扰费的问题仍是庭审焦点。
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认为，该工程造价为9901万元，交通干扰费为1495万元。与此同时，2014年9月10日，湖南省工程造价管理总站一改在3号文、15号文中对“土方和土石方”进行咬文嚼字式答复的立场，在田茂平公司交通干扰实际存在的报告材料中，盖章答复称：“如果实际遇不能封闭等特殊情况，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可另行计算交通干扰费。”
湘西中院采信了此证据，认定交通干扰费应当计取，并确定城北大道工程总造价为1.14亿元。这与当年城北大道工程指挥部决算审定的1.18亿只差400万元。重审还判决凤凰县住建局应支付2000多万的欠款及自竣工以来的相应利息。
凤凰县住建局再次以3号文为由上诉，2015年9月22日，湖南高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湘西中院判决，并要求凤凰县住建局再补支付部分利息。
对于这个判决，段飞国说，“法院这么判，我都不服，行政机关的东西（3号文）都不用。”
田茂平说，他终于等到了正义，但因为执行的原因，三年多来，他仍然没有他应该得到的胜诉的两千多万元。而如今，田茂平因为当年高息贷来的垫资款，维权十年，他早已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因为拿不出钱，我失去投资别的项目的机会。因为还不了债，我儿子、外甥都被抓去关了几个月。”田茂平说，“我已经60多岁了，这个案子拖到现在，真的很对不住当年借钱给我的老板和帮我做工的农民兄弟，而现在，（胜诉判决的）还利息都不够。”
“政府部门还得把该给我的交通干扰费等欠费给我，拖了这么多年，需要多付给我近1500万元的利息。这些钱该由谁埋单？”田茂平说，该有人为此负责。
田茂平说，多年来，他一直在追访那个使他的人生陷入黑暗的3号文，他要寻找一个真相。2018年10月29日，田茂平向湘西州住建局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州建价［2009］3号文件。
然而，再次令他惊诧的是，11月26日，湘西州住建局答复说：“此文件在2011年州纪委核查时就已无法找到。特此告之。”
12月13日，澎湃新闻在湘西州住建局采访时，邹纯科说，“我都离开几年了，（3号文原件）都放在造价站。”向先萍则说，“那些材料，邹站长走的时候全都带走了。”
田茂平说，他对住建局这个“找不到了”的答复不能接受，他已经向当地法院递交起诉材料。他还随身带着一摞打印的材料，全是中央最近几个月来有关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的文件和媒体报道。
他仍然满怀希望，相信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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