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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宗刘皇后“使筑馆居于外”

史书对宋真宗刘皇后早期经历的记载十分模糊与可疑，主要原因可能不是刘皇后出身卑微，而是其早期经历涉及重大政治斗争而异常敏感，官私文献都深度掩盖相关史实并为此编造毫无依据的故事。张邦炜《宋真宗刘皇后其人其事》已指出《宋史》所载刘皇后家世造伪，刘广丰《关于宋真宗刘皇后身世的几点考述》又注意到刘皇后出入王府时间及改嫁说的记述十分混乱。其实刘皇后出入王府的经历不只是时间上存在问题，更重要是整个故事不符合逻辑与历史情境。《宋史·刘皇后传》载，“后年十五入襄邸，王乳母秦国夫人性严整，因为太宗言之，令王斥去。王不得已，置之王宫指使张耆家。太宗崩，真宗即位，入为美人”。这段记载由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五、卷六两条材料刘皇后出入王府不同版本的记述综合而成。卷五故事的讲述者“贡父”是协助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刘攽：

两个版本的情节看似都是刘氏因受到真宗专宠而被赶出王府，主题似乎都是“戒色”，仔细比较却根本不同。首先刘攽明言刘氏进入王府在“真宗为皇太子，尹开封”时，但真宗立为皇太子已是至道元年即公元995年，而《宋会要辑稿》《皇宋十朝纲要》明确记载刘氏于“太平兴国八年入韩（国）邸”，太平兴国八年是983年，两个时间相差12年。其次，刘攽的版本才有“蜀妇人多材慧”“见之，大悦，宠幸专房”“太子近日癯瘠”等真宗贪恋美色的情节，这些情节在王应的版本均未出现，仅“大有宠”三字不能直接指向贪恋情色。其三，王应是真宗潜邸之臣、刘氏出入王府的亲历者，他的版本具有口述历史的性质；刘攽则是神宗朝具有鲜明党争立场的士大夫史学家，其历史叙述更多政治立场与理念阐释的色彩。

相较而言，卷六王应版本应该更接近真实，而抽离了刘攽版本贪恋情色的要素，王应版本的内容就可能获得重新解读：首先，刘氏不是真宗主动向龚美索要，而是经张耆推荐入府。其次，既无“材慧”“专房”之说，刘氏“大有宠”及乳母秦氏“恶之”的原因可能均与情色无关，太宗更未干预此事。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刘氏暂时离开王府的去向，刘攽的版本是“置于殿侍张耆之家”，“耆避嫌，为之不敢下直”，这个情节与戒色主题相符；但王应版本中刘氏在张耆家只是暂住，真宗很就将刘氏安排在独立的馆室中，“王不得已，置于张耆家，以银五挺与之，使筑馆居于外”，这样刘氏离开王府根本不妨碍她与真宗相聚，甚至为两人密会提供了更方便的条件。

二、仁宗“皇妹故道士七公主”

这两个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成立。真宗奇特的生育纪录应该理解为刘皇后支配的结果。《宋史》记载真宗生过六男二女，事实上可能还不止此数。仁宗之外，其他四子可能出生不久就夭亡，只有景德四年（1007）去世的郭皇后所生嫡子赵祐“生九年而薨”。赵祐去世于咸平六年（1003），至道元年（995）出生时真宗已立为太子，所以赵祐一出生就具备嫡皇孙的地位。《宋史》又记载真宗生育两位公主，其中昇国大长公主“初入道”，《皇宋十朝纲要》记载其母杜贵妃。而杜贵妃也在真宗朝入道洞真宫，直到仁宗亲政的明道二年（1033）才以庶母迎回宫中，追封公主是迎回庶母礼仪的一部分，“贵妃杜氏初侍藩邸，后于洞真宫入道，为法正都监，号悟真大师，名琼真。明道二年十一月，为婕妤”。《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杜氏入道时间是大中祥符二年（1009）八月癸巳，“上之后宫杜氏入道在洞真宫，欲与诸公主同例”，而且杜氏是“昭宪皇后侄女也”，而所载杜氏入道的理由“上禁销金严甚，还自东封，杜氏乃服以迎车驾，上见之，怒，遂令出家为道士”十分牵强，李焘也明指官方史书不载此事，他的材料出自江休复笔记《江邻几杂志》，所以“销金”之说很可能是饰词。明道二年（1033）仁宗《皇妹故道士七公主仍赐号清虚灵昭大师赐紫法名志冲制》称公主为“皇妹”，仁宗出生于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十四日，成为仁宗皇妹的最早出生时间是同年同月十五日，这已经是大中祥符二年（1009）八月杜氏入道之后的第九个月。这就意味着杜氏出宫时刚刚怀上公主一个月，公主根本是在道观中出生，而且杜贵妃与李宸妃几乎同时怀孕，仁宗称这位皇妹为“七公主”更意味着真宗的女儿不止《宋史》记载的两位，这位道观中出生的七公主相对比较长寿。由此推断，杜氏出宫的原因是怀孕后不见容于刘氏，或者说真宗在执行刘氏的代孕计划的同时，也想保全杜氏与她腹中胎儿，毕竟杜氏是杜太后的侄女。这种情况下假设杜氏在道观中诞下男孩，就可能出现杜氏取代刘氏或者在民间藏匿男婴的结果，而抢先诞下男孩就成为刘氏必须完成的任务——这才是实施李宸妃代孕计划的具体背景。

所以，即使不追究真宗生育男孩的早夭原因，杜氏生育“七公主”的前后过程也足以说明刘后有能力支配真宗的生育情况，李宸妃代孕并非尝试性的意外成功方案，而是刘氏排除任何其他可能性强行实施的、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确保成功的残酷政治计划。佐证这一局面的还有宋真宗私生子的传闻，包括传说真宗还与朱氏生有一子，并交由宦官张景宗抚养，取名张茂实，真宗与仁宗都与张茂实保持联系。后来仁宗无子，张茂实其实也是皇储人选之一，结果堂侄宋英宗继位。宋英宗原名赵宗实，他对张茂实当然非常冷淡，张茂实还改名“孜”以避“宗实”的讳，“孜”可通“孳”，其本义就是生殖。

三、仁宗“明肃服内纳后”

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郭皇后被废之初仍在大内长宁宫中居住。景祐元年（1034）八月，尚、杨二美人专宠引起杨太后不满而被驱逐出宫，郭皇后也受涉连移出宫外居住。仁宗下达的《净妃等外宅诏》仍保留在《宋大诏令集》，《续资治通鉴长编》总结该诏令的四条内容：1、“净妃郭氏出居于外”；2、“美人尚氏为道士，居洞真宫。杨氏别宅安置”；3、“曩者母后临朝，臣僚戚属多进女口入内，今悉遣还其家”；4、“长秋之位，不可久虚，当求德门，以正内治”。而《宋史·仁宗曹皇后传》记载，“明道二年，郭后废，诏聘入宫。景祐元年九月，册为皇后”，时间线与郭皇后废逐完全一致。

另一方面，曹氏其实不具备在当时被册立为皇后的任何条件。首先，《默记》记载曹氏虽称名门之后，但曾与李植有婚约，结果李植因“少年好道，不乐婚宦”而在迎娶曹氏时“惊走，踰墙避之”逃婚而去。其次，曹氏并非直接聘为皇后，而是“郭后废”后“诏聘入宫”，即刚进宫时只是普通嫔妃。郭氏“出居于外”时，仁宗本来聘寿州茶商之女陈氏为皇后，并已获得杨太后的支持，完全没有考虑立曹氏为皇后。但由于前朝臣僚“宋绶不可。王曾、吕夷简、蔡齐相继论谏”，（《宋史》）仁宗不得不弃陈氏而立曹氏。但当时刘太后去世不久，仁宗在这时重新立后明显不符合儒家伦理，哲宗高皇后后来还以此嘲笑仁宗“当时因甚在明肃服内纳后，大臣怎肯？神宗曾问及，不知何故如此，便臣庶家也不肯”，“那门识甚君臣，识甚事体”。（《长编》）

对于仁宗而言，立曹氏为皇后几乎是被迫接受的过程，随后仁宗欲迎还废后郭氏以及废后郭氏的惨死也因此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政治背景。郭后去世后，仁宗极其嫌恶曹皇后，专宠张氏而刻意疏远曹皇后。于是曹、张展开激烈宫廷斗争，结果张氏于至和元年（1054）去世，仁宗不顾反对追封张氏为温成皇后，并一度计划废除曹皇后，因遭宰相梁适反对而作罢。而曹皇后应该自知遭受嫌恶而生子无望，在册立为皇后的第二年即景祐二年（1035）把四岁的赵宗实领养在宫中。奇怪的是，仁宗并非没有生育能力，但他的生育纪录直到景祐四年（1037）支持立曹氏的王曾、宋绶、蔡齐等宰执大臣罢免后才出现，包括美人俞氏不久生下皇长子赵昉很快夭亡，而接下来从宝元元年（1038）至庆历三年（1043）连续生育八位皇女、两位皇子。仁宗有能力生育，但所育子女多数夭亡，这种现象很难不与仁宗忧虑的“朕居宫中，左右前后皆皇后之党”（《邵氏闻见录》）现象以及曹皇后过早领养赵宗实联系起来。

四、庆历八年宫变“祈哀幸姬”

这里的信息十分丰富，但长期以来没有仔细充分的解读或者解读出现明显偏差。首先，无从得知三天前曹皇后谏止禁中再张灯与宫变是否有关，但各处都将此事置于宫变叙事之前，似乎暗示张灯可能对曹皇后造成妨碍。其次，宫变事发的时机、地点很特别，“贼至福宁殿下”，福宁殿是皇帝的寝宫，仁宗十分嫌恶曹皇后，所以出现“时后侍帝”的情形应该非常难得，而行动似乎刻意针对“时后侍帝”而开展。宫变发生后，“夜半闻变，帝遽欲出，后闭阁抱持”，这个情形一般会被理解为皇帝冲动而曹皇后冷静保护仁宗，但未必只能作此解释。第三，宫内宦官的行动并不一致，都知王守忠似乎是受皇后的命令“以兵入卫”，但王守忠开始并不在现场，需要“遣官人驰召”，而在现场的宦者何承用试图掩盖此事而引起曹皇后的愤怒，显示帝、后掌握的宦官行动不一致。第四，在曹皇后“闭阁抱持”后，作乱卫士“以烛焚帘”，曹皇后又有预料，成功地“水随灭之”。问题是“以烛焚帘”的目的既可以是伤害屋内人员也可以是逼迫屋内的人破门而出。

五、仁宗呼“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

然而第二天文彦博等宰执大臣“诣内东门小殿问起居”，突然遇到仁宗“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语极纷错”。仁宗为什么指控曹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紧接一句“语极纷错”？字面意思其实是指仁宗当时还有很多惊人的话语未被记录，但张茂则“闻上语即自缢，左右救解，不死”，文彦博劝解说“天子有疾，谵语尔，汝何遽如是！汝若死，使中宫何所自容耶”。这样仁宗针对曹皇后等人的“谋大逆”指控就被文彦博解释为病中“谵语”含混过去，而仁宗与曹皇后的关系至此彻底破裂，“皇后以是亦不敢辄至上前”，以致病中的仁宗乏人照料，“侍上侧者，惟十阁宫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