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取名测数理(公司名字测名)

2023-07-11 23: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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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大家注意杨振宁的三个很突出的、同时也是罕见的集齐于一身的特点。第一,极其高超的数学能力,使他能够解决技术性问题;第二,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使他能提出重要的问题;第三,一种团队精神,使他在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发挥主要作用。总之,这三种特质,造就了杨振宁之所以成为杨振宁,一个保守的革命者,他尊重历史并引领未来。

欣逢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之际【编注:杨先生生于1922年农历八月十一(公历十月一日)】,我们对杨先生的数理工作略作介绍,希望有助于增进读者对杨先生非凡的学术成就的了解。首先要声明,笔者的物理修养不足,这里无法揭示杨先生工作之物理背景,请读者见谅。为免得读者误以为杨先生仅仅是擅长数学而已,这里我要先引用一段话 (参见注释[2]) :

图1:《杨振宁论文选集》收入杨振宁自选的部分代表作,1983年出版。雕塑家熊秉明(1922-2002)[1]为封面题字,其父是数学家熊庆来(1893-1969)。

事实上,杨先生本人就是那种“在中间的”理论物理学家。作为对照,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同事Freeman Dyson (1923-2020) 就属于“最要做数学”的那一种,参见注释[3]。

1952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合作,研究了相变理论,在第二篇合作文章中,引出了他第一个引以为豪的数学结果,称为“单位圆定理”。关于该定理的发现过程,杨先生在1983年出版的《杨振宁论文选集》中引用了1969年写给Mark Kac (1914–1984) 的一封信:

尔后,12月20日左右的一个晚上,我在家里工作,忽然领悟到,如果使Z1,Z2,… 成为独立变量并研究它们相对于单位圆周的运动,就可以利用归纳法、通过类似于您所用的那种推理得到完整的证明。一旦有了这个想法,只消几分钟就可以写出全部的论证细节。

第二天早上,我开车同李政道去弄棵圣诞树,在车上我把这个证明告诉了他。稍晚些时候,我们到了研究所[4]。我记得,我在黑板上给您讲述了这个方法。

有迹象表明,这是杨振宁发现的第一个漂亮数学定理。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 (1930–2018) 曾写到[5]:

晚年时,杨振宁曾提起单位圆定理[6]

图4:杨武之,1896–1973. 1928 年在芝加哥大学 L. E. Dickson 门下获得博士学位,将近代代数与数论引入中国,是华罗庚研究数论的引路人

1952年,英国数学家 G.L.Watson (1909–1988) 改进了这一结果,证明了每个正整数都可以写成8个正四面体数之和。这也是目前最好的结果。但这并非理想的结果,理想的结果是英国数学家F.Pollock (1783–1870) 在1843年提出的下述猜想:每个正整数都可以写成5个正四面体数之和。Pollock的猜想,是古典的Waring问题的一个变体。以华罗庚、陈景润为代表的中国数学家在Waring问题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关于这些问题的历史以及新近发展,可见注释[7]。

杨振宁先生曾经讲,他的工作有两个主题,统计力学与对称,前者约占三分之一,后者约在三分之二。从源头上讲,它们分别受到硕士论文指导老师王竹溪 (1911-1983) 和学士论文指导老师吴大猷 (1907-2000) 的影响。单位圆定理是他在统计力学的工作,现在我们来介绍他在对称方面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Yang-Mills规范场。

Einstein和Weyl曾联合推荐 Pauli 担任高等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但被Pauli拒绝。后来 J. R. Oppenheimer (1904–1967) 接任。Pauli在1946 年获得Nobel物理学奖,Weyl借用另一位Nobel奖得主N. Bohr (1885–1962)的话来评价他:“Pauli for many years has been the conscience and criterion of truth for a large part of the community of theoretical physicists.” 可以想见,Pauli的批评当时给杨振宁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Weyl,1918年提出规范原理,试图统一电磁场和引力场,但因为不符合物理常识遭到Einstein的反对。量子力学出现以后,规范原理得到复活,但令Weyl意外的是,它并未统一电磁场和引力场,而是统一了电磁场和量子力学中的电子-波场。Weyl为统一场论做了许多尝试,直到1950年他都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但在《半个世纪的数学》[8]一文中,他对此总结道:

1962年,杨振宁发表了一篇关于凝聚态物理的文章,其中包含了一些纯数学的结果。1963年,他又做了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本身是饶有趣味的,但由于他采用的是物理学家的语言和记号 (约化密度矩阵),以至于数学界鲜有人知。这里我们将他的工作翻译成数学语言 (参见注释[9])

顺便指出,杨振宁所考虑的是Fermions体系,而Bosons体系的相应问题已经为L. Onsager (1903– 1976) 和O. Penrose[10](1929–,他是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R. Penrose的哥哥他们还有一个知名的棋手弟弟 Jonathan Penros Penrose (1933–)。Penrose 当时是 Onsager 的博士后) 所考虑。杨振宁正是受到他们工作的启发而考虑Fermions体系以及同时包含Bosons与Fermions的体系。

杨振宁的第一个研究生(B. Sutherland)的工作,充分利用了Bethe拟设的有效性,并在个别情形严格证明了其正确性 (Bethe拟设的数学内涵,1982年由数学家E. Gutkin在Integrable systems with delta-potential一文中揭示。)

图9:从第一行第一个图到第二个经历的是σ1=(1, 2),从第二个图到第三个图经历的是σ2=(2, 3) ,之后的四步是重复两次这些操作。最终的结果: (σ1σ2)3=1,即六步恰好回复原位。

杨振宁写过多篇关于陈省身的文章,比如数学界耳熟能详的佳句“千古寸心事,欧高黎嘉陈”就出自杨先生1973年的诗《赞陈氏级》。1991年,陈省身80大寿时,杨振宁写了一篇文章《陈省身先生与我》。2013年,杨先生将这篇文章收录《论文选集续集》[2]时,专门加了一个评论,比较了华罗庚与陈省身,很有意思,我们分享如次 (上书p.188)

顺便说一句,杨先生非常关心近代中国的数学史研究,在他指导我完成关于Dyson的传记以后,曾建议我考虑许宝騄(1910–1970)、闵嗣鹤 (1913–1973)、钟开莱 (1917–2009) 和王浩 (1921–1995)。他曾告诉我,从气质上讲,在许、华、陈三位中,他最接近许。2019年,97岁的杨先生在《数学文化》发表的文章《许宝騄和“移棋相间法”》就源于他对许先生的关注。此外,2015年《纽约客》关于张益唐的报道[16],也是杨先生第一时间建议我翻译的 (见对美的追求:张益唐破解了纯数学的一个神秘)

现在以李群方面的工作著称于世的Harish-Chandra (1923–1983) 早年是Dirac的学生,因为没有Dirac那种对物理学的神秘的“第六感”,后来转到了数学。在1948年转行到数学之前,他写了最后一篇物理文章,讨论一个受到Dirac论文启发 (也许就是Dirac本人所提出) 的问题:在Dirac磁单极的场中运动的电子,是否存在束缚态?由于问题没有从数学上得到恰当表述,Harish‐Chandra得到了错误的结论——不存在。正如对Harish-Chandra卓有研究的数学家R. Langlands (1936–) 在论文《Dirac磁单极与诱导表示》中所指出的[18]

杨振宁还将Dirac的U(1)磁单极推广到SU(2)磁单极。顺便指出,杨振宁对SU(2)情有独钟,因为与它对应的代数是四元数,U(1)对应的代数是复数,它是实数域上唯一的非交换可除代数。(这是著名的Frobenius定理的推论。杨先生有一次在邮件中曾问我,是否能证明不存在三维的实可除代数,并在后来的邮件中分享了他的证明——只用到三次实系数多项式必定有实根。)

(1)费米化:将Boson系统改为Fermion系统;见第3,4节,

(2)四元数化:将U(1)群推广为SU(2)群;见第2节以及本节上一段。

自数学家介入规范场论以后,规范场的发展得到空前繁荣。如果说1954年Yang–Mills开创历史还只是“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的话,那么到1975年Wu–Yang字典出现以后,已经是“豁然开朗”的气象了。回看历史,在数学界,有一些主要人物 (“英雄造时势”) 促成了规范场、同时也是几何学的空前繁荣:Atiyah,Singer和陈省身之外,还有R. Bott (1923–2005),N. J. Hitchin,R. S. Ward,S. K. Donaldson,E. Witten,A. Jaffe,Faddeev,Drinfeld,Yu. I. Manin,C. Taubes,K. K. Uhlenbeck,丘成桐等。正所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恕我们这里不能一一展开。我们这里仅仅指出,Atiyah的论文集第五卷之标题就是“规范理论”,丘成桐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规范场论与几何》。

1979年恰逢Einstein诞辰100周年,世界各地都举办了纪念活动。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陈省身和杨振宁都参加了活动。陈省身做了题为“广义相对论和微分几何”的报告,再次强调了Yang–Mills规范场论。杨振宁则参与Bethe主持的题为“Einstein and the Physics of the Future”的小组讨论(中译文收入)。杨振宁提到,正是Einstein首先使用了“对称支配相互作用”这一原则。后来,杨先生也说,他在科学上的最大成就可以用这句话概括:对称支配相互作用。杨振宁还参加了在意大利里雅斯特为纪念Einstein诞辰100周年而召开的第二届Grossmann会议,并做报告《Einstein和20世纪后半期的物理学》,其中他画了一个二叶图来比喻数学与物理的关系,并说道:

本文以作者2021年10月17日在“第十届全国数学文化论坛学术会议”上的同名报告为底稿,在《数学文化》主编汤涛院士的建议下扩充完成。感谢严加安院士、汤涛院士对作者一如既往的鼓励支持!感谢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许晨老师提供杨先生的诸多照片。感谢天津大学物理系戴伍圣老师和刘云朋老师、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的吴耀琨老师、重庆大学数学学院邵红亮老师、中央民族大学理学院王兢老师、北京朝阳教研中心张浩老师、香港科技大学陈帅博士对初稿提出宝贵意见。感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环学院刘洋同学帮忙制作图片。

我还想到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的吴耀琨老师。2016年,他就邀请我做关于Lee–Yang单位圆定理的报告。然而,只是在这两天准备这篇文章时我才领会到,原来单位圆定理如此漂亮。毫无疑问,正如丘成桐先生所说的:“杨振宁教授的工作中还有许多有待数学家发掘的宝藏,比如李政道–杨振宁关于多项式零点的单位圆定理。”最后,为满足读者的求知欲与好奇心,我再借花献佛分享一条寻宝线索。

图16:杨振宁先生90岁时,清华大学赠送给他的立方体。顶面刻着杨先生最喜爱的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四个侧面分别是杨先生在统计力学、规范场论、凝聚态物理和粒子物理方面的13项代表性成就。本文第1,4节属于统计力学,第2,5,6属于规范场论,第3节属于凝聚态物理。对杨先生工作更专业的介绍,可见葛墨林院士的文章。

[1] 1922-2002,其父是中国著名数学家熊庆来(1893-1969)。

[2] 杨振宁:我对亚洲发展是一个乐观的看法 ,《知识通讯评论》79 期 , 2009.05.01.

[3] 林开亮,戴森传奇,《数学文化》第六卷 (2015 年 ) 第三期。

[4] 指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

[5] 杨振宁,翁帆,《晨曦集》( 增订版 ),商务印书馆,2021. 254 页。

[6] 季理真、林开亮,《杨振宁的科学世界:数学与物理的交融》,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47页

[7] 林开亮、郑豪,从费尔马多边形数猜想到华罗庚的渐近华林数猜想——纪念杨武之先生诞辰 120 周年, 《数学文化》第七卷 (2016 年 ) 第二期。

[8] Hermann Weyl, A half-Century of Mathematics, American Math Monthly, 1951, 58(8): 523-553.

[9] 林开亮 , 杨振宁的一个猜想 ,《数学传播》, 第 37 卷第 2 期 (2013 年 ) , 38-48. 去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百年科学往事——杨振宁访谈录》 中,杨先生还专门提到这个问题。

[10] 他是 202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Roger Penrose 的哥哥 , 他们还有一个知名的棋手弟弟Jonathan Penrose (1933-).

[17] Freeman Dyson, Birds and Frogs, Notices of the AMS, 2008, 56 (2) : 212-223.

[18] Robert Langlands, The Dirac monopole and induced representations. Pacific Journal of Mathematics, 1986, 126(1): 14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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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iikee | 分类:八字起名 | 浏览:40 |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