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赵宝宝(赵宝沟文化遗址)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姓赵宝宝，以及赵宝沟文化遗址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文章详情介绍：
2016猴年宝宝名字大全_男孩篇
好名交好运，好运伴一生，宝宝好名字，一生好福气。名字是父母送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关系到孩子以后的人际交往与事业发展，所以说给孩子起名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给婴儿起名字可有大学问，中国人起名，首先要补益八字喜用神，使用符合“喜用合缺”笔划的汉字，而且禁忌还不少，禁忌粗俗、禁忌生僻、禁忌俚语俗语等。2016年是猴年，按中国人的话说，2016年出生的小宝宝又称为猴宝宝。相对于其他生肖年出生的宝宝，猴年男宝宝给人的印象会比较活泼机灵，那么在起名时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2016猴年男宝宝起名注意事项：
1、猴宝宝起名不能有“王”字形，因猴子喜称王，但在称王过程中必须身经百战，如：王、玉、玲、珍、珏、璇、琪、琚环、琼、琳、珑。
2、猴宝宝起名不能有“禾”、“谷”、“田”、“麦”、“稷”、“米”之字根，因猴子喜欢作践五谷，有句话说：“大猴损五谷”，意谓在田间的猴子，只会践踏、玩弄五谷杂粮罢了，表示浪费挥霍之意。如：田、由、甲、申、界、留、米、粉、秀、秉、秋、科、秦、谷、穗。
3、猴宝宝起名不能有“金”、“酉”、“西”、“兑”、“皿”、“鸟”、“月”之字形，因以上字形皆有西方“金”之意，然而，在五行中，金与金相聚，易有刑克、争执，反而不能得其比和之助，更甚而遭到凶灾。酉五行即是金，鸟为鸡类，属酉也为金，月亮在西方，也是属金来论。如：金、钏、铜、铭、锐、钢、鹏、要、覃、配。
4、猴宝宝起名不能有“豕”猪字形，因地支六害之故，即是“猪遇猴似箭头”，刑克很重。如：亥、家、象、豪、豫、缘、豹、貌。
5、猴宝宝起名不能有“口”。另外“皮”、“力”、“刀”、“牙”、“君”、“将”也不宜用之字。
2016猴年男宝宝起名原则：好听，好记，好写
2016猴年男宝宝起名方法：
1、根据其五行命理，生辰八字起名。如五行缺火，则起名“焱”。
2、这是最多爸妈选择的，使用吉祥如意的字眼为孩子取名，以祈求平安和顺，如舒畅、君瑞、伟祺、家宜、安然、思乐、健平、益欣、嘉懿等。
3、希望孩子在样貌上、气势上胜人一筹，可起名为：子轩、俊逸，子俊，林英等等
4、使用洪亮、有气势的字起名，读起来声音响亮，有力，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亮、方、达、刚等。
5、猴年男宝宝使用前途，学识的字
一个好听的男孩名字还往往寄予了父母深厚的期待，希望未来的男子汉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光宗耀祖，甚至是安邦定国。
两个字的如：家辉、凯文、博涵、泰哲、誉胜、智宸、一鸣、杰豪、志明、学礼、恩泽、有成等。
单个字的如：智、睿、知、聪、荣、志、立、耀、勋、卓、友、建、功、彰、达等。
6、用古诗词中典故为孩子取名
中国自古就有“女诗经，男楚辞”的说法，意思是说给女孩起名可以从《诗经》里去找，而给男孩起名则要参考《楚辞》。中国丰富的古典文学宝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取名资源，你尽可以从书架上随手取来一本典籍翻翻，也许马上就会有你喜欢的名字跃入眼帘。
两个字的如：望舒（出自《楚辞》）、维哲（出自《楚辞》）、周翰（出自《诗经》）、子衿(出自《诗经》)、千帆（出自《宋词》）等。
7、使用自然景物中宏伟，壮观的景象作为孩子的名字
男宝宝的名字，不宜太过阴柔，而自然景物中一些大气磅礴的景物很适合用来为孩子起名，如海州、天翔、伟瀚、凌云、浩宇、星云、羽飞、鹏程、扬帆、海涛、峻峰等。
9，使用珍贵宝物或吉祥物为男宝宝起名。
珍宝玉器和祥瑞奇兽一直作为高洁人格和高贵身份的象征用于人名，从古代沿用到现代，无论是给女孩还是男孩起名字使用都很好听。
两个字的如：怀瑾、璞初、睿琳、曾琪、麒麟、如龙、鲲鹏、玄武、玳瑁等。
单个字的如：璨、琛、璠、琦、锦、琰、玥、琨、玮、璋、璜、珏、琢、珲、璧、宝、玉、金、银等。
2016猴年男宝宝起名宜用字
1、起名宜用带有大“口”和宝盖头的字。古代神话美猴王孙悟空就是生活在水帘洞里的，猴子在洞穴里居住寓意着生活安定、安享清福。
2、宜用“木”字偏旁的字。猴子是森林里的动物，带“木”字旁的名字，寓意着事业有成、运势昌隆。
3、宜用带“人”字偏旁的字。猿猴是人类的祖先，如果猴宝宝的名字中加入有“人”字旁的字，代表着增加智慧，有所成就。
4、宜用“王”字旁的字。猴子称王，增福添贵，所以名字里适合加入“王”字旁的字。
5、宜用“子”、“辰”的字。申（猴）与辰（龙）、子（鼠）为三合，传统中认为三合的名字可以帮助猴宝宝有贵人帮助，增进事业。
6、宜用带“衣”、“彡”、“巾”、“采”的字。跟衣服有关的字，寓意着增加气势，兴旺发达。
7、宜用有“山”字偏旁的字。猴子也是生活在山里的动物，名字里加入“山”字旁的字，寓意着福禄双收。
好听的猴年男宝宝名字大全
晨铭 锦航 奕然 嘉彦 天瑞 梓原
谨丞 易天 溢昕 锦程 海晔 浩浚
书宇 柏达 贻贤 皓淇 嘉杰 子錾
聪希 俊嘉 威源 俊秋 子博 梓豪
祺韬 昕然 壮淳 成文 思众 康雯
卓琦 宇龙 德霖 潇泽 昱铭 菁迪
渊浩 潇天 浩宾 祥博 仁潇 瀚予
思亮 屹城 宏蒙 潇茗 泽瑞 欣怡
源洧 玉轩 星宇 德楚 奕楷 涵涵
春华 冬铭 嘉彧 屹锋 彦霖 祉瑜
加睿 智瑜 柏茂 衡骏 沛鑫 杰棠
浩善 宁启 乐正 昕睿 瞻逞 景杰
颖浩 锴轩 威泽 雯宝 和正 志俊
哲铭 文睿 晨润 德润 皓睿 嘉南
润萱 知轩 致宜 柏晗 适铭 泽霏
鑫祺 佑宏 修远 惠卓 靖越 灏然
向笛 禹泽 炫传 元宇 柏祺 洺僮
育博 明敬 俊德 楚文 天霖 宾鸿
俊驰 佳峰 紫潇 梓坤 汶銮 永望
程皓 希喜 筠涵 祉鑫 禹浩 凯若
正涛 楚洋 若实 贻楚 宏才 泓辛
昊然 泰鸿 祥容 博凯 滨宸 钧心
寓意深远的男孩名字大全及其解释
晋鹏( 晋：进也，本义，上进 鹏：比喻前程远大 )
天磊 (磊：众石累积 )
绍辉( 绍：继承 辉：光辉 )
泽洋 (广阔的海洋 )
鑫磊 (鑫：财富 )
鹏煊 (煊：光明，读xuān )
昊强 (昊：苍天，苍穹 )
伟宸 (宸：古代君王的代称 )
博超 (博：博大 超：超越 )
君浩 (君：君子 浩：浩大 )
子骞 (骞：高举，飞起 )
鹏涛 (鹏：比喻气势雄伟 )
炎彬 (炎：燃烧 彬：形容文雅 )
鹤轩 (鹤：闲云野鹤 轩：气度不凡 )
越彬 （彬：形容文雅 ）
风华 （风华正茂 ）
靖琪 （靖：平安 琪：美玉 ）
明辉 （辉：光明 ）
伟诚 (伟：伟大 诚：诚实 )
明轩 (轩：气度不凡 )
健柏（(柏：松柏，是长寿的象征。“健柏”就是健康长寿的意思）
修杰（修：形容身材修长高大）
志泽 (泽：广域的水源 )
弘文 (弘扬,文:文学家)
峻熙 (峻:高大威猛;熙:前途一片光明)
嘉懿 (嘉:美好;懿:美好)
煜城 (照耀城市)
懿轩 (懿:美好;轩:气宇轩昂)
烨伟 (烨：光耀)
苑博 (博：博学)
伟泽 (伟：伟大 泽：广域的水源)
熠彤 (熠：光耀 彤：红色）
鸿煊 (鸿：大也 煊：光明）
博涛 (博：博学）
烨霖 （烨：光明）
烨华 （烨：光耀）
荣轩(轩：气度不凡)
越泽(泽：广博的水源)
浩宇(胸怀犹如宇宙，浩瀚无穷)
瑾瑜(出自成语――握瑾怀瑜，比喻拥有美好的品德)
皓轩(意为：光明磊落，气宇轩昂)
擎苍(顶天立地，男儿本色)(出自宋代诗人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左牵黄,右擎苍…”)
辰逸(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名字，且和“沉毅”“诚意”二词同音)
擎宇(不喜欢上面的哪个还可以选这个，意思相同)
致远(出自诸葛亮的《诫子书》：“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烨磊(光明磊落)
晟睿(“晟”是光明、兴盛的意思;“睿”是智慧的意思)
文博(文采飞扬，博学多才)
天佑(生来就有上天庇佑的孩子)
寄托吉祥祝福的男宝宝名字
靖琪 靖：平安 琪：美玉。
凯泽 和乐，欢乐。
楷瑞 楷：楷模；瑞：吉祥。
康裕 健康丰润。
健柏 柏：松柏，长寿的象征。
晋鹏 晋：进也，本义，上进。
绍辉 辉：辉煌。
天磊 磊：心地光明坦白。
天佑 上天庇佑。
伟祺 祺：吉祥。
心怡 心情和悦。
怡悦 喜悦；高兴。
煜祺 煜：照耀 祺：吉祥。
新荣 新兴繁荣。
鑫鹏 鹏：传说中最大的鸟。
怡畅 欢畅。
怡和 愉快和悦。
怡宁 安宁。
远翔 飞向远方。
邵国田：赵宝沟文化陶器中的桦树皮文化因素观察
赵宝沟文化陶器中的桦树皮文化因素观察
邵国田
赵宝沟文化陶器无论器物大小，也无论罐、尊、豆、碗等器类，均饰以精美又复杂的纹饰，构成了赵宝沟文化最丰富的内涵。以往人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小山、南台地、赵宝沟等地点出土的陶尊、陶豆上以鹿纹为代表的动物纹饰，对其他纹饰则研究的不够，在各类发掘报告中往往描述为“口沿下一道弦纹，其下为几何纹”简单的三言两语而了之，至于这些复杂而富于变化，独居特点而高度统一的纹饰是有何而来，代表了什么，则很少有人深究。自发现之间的40余年间几乎停畄在最初的认识。只是2014年红山文化高峰论坛中有学者析别出那幅最著名的“四灵图”中的蛇纹来，似乎给认识赵宝沟文化陶器动物纹饰打开了新的视野。[i]
第十二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文集 邵国田：赵宝沟文化陶器中的桦树皮文化因素观察95页
本文所要阐明的是赵宝沟文化陶器中那些常见纹饰中的一部分，应该与桦树皮的纹理相关，即赵宝沟的先民们仿照桦树皮的纹理来装饰陶器的外表。进而说明，赵宝沟文化陶器中的一部分器形是仿照桦树皮器皿而制做。
一、从器形和工艺特点来观察
（一）针脚痕
在赵宝沟文化的陶器中，有两种器型格外引人注目，即尊形器和椭圆形器。这在之前的小河西文化和兴隆洼文化所未见，在这之后尊形器也仅见小河沿文化，椭圆形筒形器则消失。就在这两种陶器中，我们见了缝合的痕迹。有如下两种。即在接茬处相近椭圆形小坑代表针眼痕。主要见于尊形器，如赵宝沟遗址出土两件有针眼痕的，即F7②：15和F6①：3（图一：3：4）。前一件腹部施菱形折线纹 ，后一件施双鹿纹。缝合痕迹见于领腹上部和底与腹下部的接缝处。做法是先压一沟线，再戳出一排或两排的小圆坑，前一件为双排小圆坑纹。（图一：3：4）[ii]较为细腻规整的是南台地出土的两件双鹿纹尊形器（3546F1:1：2），尤其是3546F1:2，针眼痕细密而小，即显然是表示缝合的痕迹，高颈很显然是插入腹的口处。（图一：1:2）[iii]
图一 赵宝沟文化陶器的缝合痕
这种做法见于黑龙江省肇源县的白金宝和镜泊湖莺歌岭两处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两处遗址均出土一件“仿桦树皮器陶器”[iv]，作法是用划线表示桦皮接缝，用圆形锥刺纹表示桦树皮的针脚痕。这两处遗址均距今三千年以上。
还有一个材料给我们提供了更为直观的参考，那就是海拉尔市拉布达林、扎赉诺尔两处鲜卑墓地共出8件用桦树皮做的小口高颈壶，形状很似这种赵宝沟文化的陶尊，尤其上部几乎一样的结构，其接缝均有一排或两排的缝合的针脚，说明这种壶在以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东汉鲜卑人中很适用，很普遍。（图二：1:2）[v]
在鲜卑桦树皮器中，我们见到最多的是直筒罐形器，其中的箭筒便是椭圆体居多，也是几块桦树皮竖向缝合，加一个椭圆底（图二：3:4:5:6）。
图二 呼伦贝尔地区出土的东汉和隋唐时代桦树皮器的缝合痕
（二）斜向缝线痕
图三 赵宝沟文化陶器的缝合痕（斜线绕缝法）
这种缝合方法目前见有两例，一件是新州博物馆收藏扁状筒形陶篓。这件篓的两侧口沿下有相对应一透孔，说明是穿绳吊起的篓。两侧各为平面，前后两面则向外弧，这自然会出现四个竖向折棱，折棱处附加一泥条，斜向压出略呈“S”形沟槽。这一望便知是仿缝合上的，接茬处不是两两叠接，而是两边对齐用较粗线绳（如兽皮条）一针接一针地斜向缭上去的。（图三：1）
从这件扁状筒形陶罐，我们似乎看到赵宝沟文化椭圆筒形罐的发展过程，即先竖裁出四块桦树皮后再缝在一起，其后来这四个太费工，索性制成椭圆形。我们还见到另外一些扁筒罐，两个面几乎是平行的，另是两侧弯弧收拢。
另一件是朝阳德辅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尊形陶器。这件陶尊与以前所见的陶尊不一样的地方是口和颈较大，与上腹上缘的接茬为突棱，腹不是外鼓，而是斜弧形，颈腹界的突折棱处即是斜线缝合痕。而腹足界则是连接点式针脚痕。从这件陶尊似乎看到最初形的桦皮尊，即腹部不是圆鼓而是斜直壁（图三：5：6）。
（三）以篦点代替针脚缝合痕
这种缝合痕应是起棱绕缠缝合法的筒化。见原天津建业红山文化博物馆收藏一件扁体起腹陶篓，其两侧也是与两面不同的竖向折线几何纹，与两面横斜向折线纹的交界处竖压篦点三字纹带条束，显然是新州博物馆那件陶篓的简化（图三：2）。还有一件同类器的两侧划出竖向条框，内刻斜向平行线和两条竖向线（图三：3：4）。这种线缝法直到近代仍在东北地区少数民族见到。朝阳德辅博物馆收藏一件椭圆桦树皮筒形罐，在一侧的合口处即见有双排斜向的宽皮条缝合法（图三：6）。
（四）陶器中的器形与桦树皮器的比较
比较明显的即是那些椭圆体的陶罐，仅存在赵宝沟文化。举已述保存的缝合痕迹也多见于这种椭体的篓或筒形罐，凡是这种罐，均饰以斜向连菱形块的纹饰。还有一个特征是这种筒形罐见有7件，仅见一面有纹饰，另一面没有纹饰，说明这种特殊的器物并不是实用器，而是祭器。
在一种便是尊形器，从存畄的针脚痕看，很显然是仿桦树皮的器形而制成。这种尊虽为后来的小河沿文化所承袭，但两者器型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特殊的尊形器也不是实用器，是神器。
赵宝沟文化椭圆筒形陶罐底均出圆足，底内凹，这种底是从内侧加去以出足，这和鲜卑桦树皮筒形罐或近现代的桦皮器的底部处理方式相似，底部有的是对齐缝合，有的是反折包底，无论哪种方式底均为内凹。（图三：3:4）
为什么赵宝沟文化的陶器中会出数量较多的椭圆筒形器呢？这正是我们在思考的出自桦树皮器的影响。桦树皮剥下来还作软化处理，合拢在一起容易出现椭圆形，只要缝合两边就成器的真正原因。这与近现代所见少数民族所使用的桦皮器皿，也是多为椭圆器，如本文图七：2的盒，图七：4的篓和图三：6的筒均为椭圆体。
二、赵宝沟文化陶器纹饰与桦树皮的自然纹理相比较
有人会问，这些针脚痕和缝线痕就是唯一缝的桦树皮制作的器皿吗，是否有缝皮/革之类的壶、罐呢？因为，在红山文化陶靴模型上也见十分清晰的与此相同针脚痕，那分明是皮革。正因为是皮革才适宜作成服装，如鞋、靴、衣服等。但红山文化且未见有缝合的斜线。而我们所见赵宝沟文化的陶器时为容器。在人类未发明陶器之前一般是以树皮制作器皿的，桦树皮容易剥皮且树不死，即有坚硬的一面，又有柔韧性的一面，适合制作器皿，故出现在陶器上的缝线痕是仿照桦皮器的缝合痕迹。
还有一个问题，赵宝沟文化有针吗？我们从红山文化的陶靴见到红山时期已达到缝合精致的皮革。兴隆洼见有蚌裙上钉缀整齐的蚌饰，说明8000年就有用针或锥钉缀、缝合皮革服饰的技术。那么赵宝沟是这一地区生产技术最高的一支考古学文化，上承兴隆洼，下传红山，其缝合技术毋庸置疑。
第三个要回答的问题，我们所见有针脚痕或缝线痕也是陶器的接茬处，是否就起到加固合缝的作用而不是针脚痕。这一点可以从小河西到红山等新石器时代制陶技术来分析，即首先将陶器的器形做好，待干坚挺后再敷软泥施纹，以保持纹饰的深浅一致。这一阶段的纹饰是划、压上去的，至于小河沿文化以后出现绳纹后这种技术才逐渐被淘汰。如赵宝沟文化的尊形器，有可能能是分体制作，但在施纹前一定是接好且形成器物的“肋骨”，施纹前又敷上一软泥，打光后再划压出精美纹饰，上、下接缝处所戳刺的圆坑除起到装饰作用外，还是对铭刻上对桦树皮器的记忆。
在解释清楚上述三个疑问之后，我们再看赵宝沟陶器上的纹饰并与桦树皮的自然纹理作一比较，更清楚不过地肯定陶器中的最普遍的是仿桦树皮的自然纹理。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比较。
图五 赵宝沟文化椭圆形筒形罐与桦树皮自然纹理比较图
图六赵宝沟文化陶器中的二次施纹与桦树皮自然纹理比较图
（一）陶器上的以菱形块或方形块为主体的连接横向或斜向的折线纹是桦树皮上脱落枝杈所留下的节和横向自然细纹的部分中间又竖向裂口的模仿。
如图五所示的椭圆形筒形器有细密的斜线连接斜线（图五：1：2），有较细线且稀疏的斜线线纹（图五：3:4）还有斜向旋转的斜线纹（图五：5：6），并一一能在桦树皮上找到相雷同的自然纹理。凡是具有这种的自然纹理的桦树的树干杆较粗。
（二）赵宝沟陶器的二次纹饰，一般是地纹为交错分布横向较浅的之字纹，再施较深且较舒朗的菱形块和折线纹。这种二次纹饰少见于椭圆器上，而多是夹砂筒形陶罐上。这是新石器考古学纹中所仅见的一种施纹形式。这种纹饰是桦树皮上自然开裂的横向线的基础又因外力造成枝叉脱离而形成的菱形疤节和由此再延伸裂缝的仿刻（图五）。
凡是桦树上出类似陶器二次纹饰的桦树干多是树干较细的幼树。
（三）陶器上的纹饰为菱形块的上下交错旋转器身，这与桦树皮自然纹理的分布相一致。即桦树枝也从下向上逐年脱落，而且由于趋光性，枝叉总是向上交错或罗旋式生长。故陶器上一纹饰也横向或斜向旋转式分布或上下交错分布。一件陶器恰似树干截下来的一部分，很有韵律和节奏感。
三、陶器仿桦树皮自然纹理纹饰的衍生和蜕变
仿制不等于照搬，人类总是在观察自然界的生物制作各种超自然形象或纹样来。前举仿桦树皮自然纹理的陶器纹饰也是经过赵宝沟人对桦树皮观察得到的灵感，从美学角度 再创作，将这些自然纹理刻画在陶器，产生出即似桦树皮又不似、很有韵律和节奏感的艺术美感。还有纹饰超出了桦树皮自然纹理的一般规律而出现新的样式，但要素不变，产生出更加完美的艺术纹样。主要两种形式，一个是不脱离桦树的主要框架的变化，另一个是蜕变成动物或另一种纹饰。
（一）衍生式
此种样式主要是以桦树皮纹理为基础，主要纹饰——疤结痕的产生的菱形纹加以重组或变化出现新的纹样。举例如下。
1.突出菱形的主体纹饰，如仅以菱形块相叠加，去掉块与块之间连续的折线纹（图七：1）
2.菱形块内部的变化，如加内菱形，形成的“回”字纹或填十字纹并填点坑纹（图四：1）。菱形网格也应与此相关。
3.简化式：仅菱形块或折线纹（图四：2）。
图四 赵宝沟文化陶器的菱形几何纹与桦树皮上的疤痕结块比较
（二）蜕变式
利用仿桦树皮自然纹理所出现陶器纹饰的主要元素而创造出另外的一种纹饰。有如下几类：
1.即由菱形的直线边框，变为弧线边框由单线变为双线，并两两相接形成二方连续的纹样，进而变成绞索纹（图七：2）。由此可以证明此时已有了绳索。
2.由菱形块蜕变为动物纹，如菱形块纹变蛇头，折线变成一条爬行的蛇，将之反复排列于器表，即形成了一群爬行的蛇（图七：3）。还有一件椭圆筒形器上的由菱形块与折线相加，折叠块与单块相间，如果分解出一个单元，即应该是游动蛙纹，整个画面则是一群在水中游动的青蛙（图七：4）（图八：1）。
陶器的器形多为圜底，故出现这种纹饰也似与仿桦树皮有关。距今一万年到近现代，这种施纹方式何等的相似。从这些近现代的桦皮器，我们似乎看待了赵宝沟文化陶器的施纹过程，反证出远在赵宝沟文化时期虽然已大量使用陶器，桦树皮器仍占有一定的比例，或者这些艺术家们将桦树皮艺术创造性移植于陶器之上，并重视艺术的光彩。
至于陶器的纹饰中也不完全都是仿桦树皮，如四灵纹陶尊等一批神话里的动物纹饰，和桦树皮的自然纹理毫不相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使用桦树皮为器皿的年代里，即在桦树皮器皿上刻有动物纹饰，并乞求这些神灵的佑护和多猎这些动物。
从这种分折可以看出，在这种复杂纹饰中隐密许多动物而未解析出来，而不光是以往发现十余件有明晰着的头像动物纹饰。
图七 赵宝沟文化仿桦树皮自然纹理的陶器纹饰的变异与脱变图例
四、赵宝沟文化陶器纹饰与少数民族桦树皮器纹饰比较
关于器形中的椭圆，前已述，在东北地区的三少民族中仍然使用的一些器皿中多有椭圆器，如篓、盒。还有器物所饰的写实的纹饰也与赵宝沟文化陶器纹饰有共同点。近现代桦树皮器的纹饰有针刺、划刻、压刻、镂空、压印等法，而赵宝沟文化陶器纹饰中宽线中间也有如横排小篦点的填加纹。这种纹饰也叫作“栉齿”纹（图八：1:3）。在远东地区和黑龙江、吉林所发现的万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器上即已出现，并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这些陶器的口沿外叠唇处，或陶器的接茬处也有所谓的“珍珠纹”，这些赵宝沟文化的先民们所居住的聚落居址和环境，视野不广润，也没有明媚的阳光，面对的是幽暗、潮湿的茂密的森林。他们生活资源主要是林中的动物，他们居住房子也靠森林中的树木，他们生活的一切都依靠森林，对森林的认知和了解成了他们代代的精神追求。在阴森的森林中，白桦林是明亮的树种，不仅给他们提供用之不尽照明、取暖和制作器皿的材料，也应为众树神中最依赖的神树，使用在陶器上刻纹，甚至是器形上留下他们对森林的记忆，创作出如此精美的艺术是他们精神诉求的核心，今天的我们，如果要探索赵宝沟文化的秘密，就应从研究这些艺术入手。
图八赵宝沟文化陶器纹饰与近现代鄂伦春等民族的桦树皮器制法与纹饰比例
五、赵宝沟陶器中的桦树及因素所反映出当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从陶器上的这些桦树皮因素即器形、纹饰等，说明赵宝沟人曾长期使用桦树皮制作的器皿，这证明这里此时生长茂密桦树。国外如俄国远东地区发现了距今6000年桦树皮器，我国除前述白金宝等遗址出土距今3000余年的仿桦皮陶器，还有闻在2016年一处兴隆洼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一件桦树皮碗，这便将桦皮文化向前推进5000年。因为材料尚未发表不便引用。但根据兴隆洼，大甸子两处遗址花粉孢子的测定距今3000~8000年间，这里覆盖90％以上的植被，生长着针叶和阔叶林混杂的森林，而桦树占有具中重要比例。当时的年平均气温也比现在高1.5℃——2℃，降水量也比现在高得多，而如今，自然生长的桦树林仅生存赤峰北部。
根据敖汉旗地面调查，赵宝沟遗址多数分布于较荫闭的山丘中，如赵宝沟、南台地即是如此。又从陶器中的鹿、野猪、鹰等动物看，也属山林中的动物。说赵宝沟先民与山林相关有一定的道理，故他们自然会利用桦树皮这一资源来制作各种器皿。
小结
在北半球的寒冷地带和寒温带广泛生着白桦树，也广泛存在着桦皮器，这一地带的一些民族直到近代仍然使用着桦皮器皿，因此，被学界称之为“沿北极圈桦树皮文化带”。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进展，史前先民在陶器等器物上会有桦树皮文化的实物证据会逐渐发现。赵宝沟文化的考古发掘中尚未有桦皮器实物出土，但从陶器上我们发现了诸多的桦树皮文化因素，尤其在纹饰方面，在模仿和升华方面发挥到极致。这是赵宝沟长期观察的结果，并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是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陶器纹饰中特点明显，内涵丰富，复杂多样的艺术奇葩。也是赵宝沟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尊崇和讴歌。
20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发现的赵宝沟文化并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一系列的珍贵资料，诸如小山出土的那四灵纹陶尊，被苏秉琦先生誉为“中华第一艺术神器”，“6000年前一幅透视画”，被郭大顺先生誉为“中国画坛之祖”。朱延平先生对四灵视为“图腾”，今天，我们对赵宝沟文化陶器中桦树皮文化因素的观察，试图揭示当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万物皆有神的原始宗教对人类的生活中的影响。
[1]马海玉：《赵宝沟文化两件陶尊上的动物图案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第128—132页.
[2]邵国田.敖汉旗南台地赵宝沟文化遗址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11（1），第3页.
[3]邵国田.敖汉旗南台地赵宝沟文化遗址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11（1），第4页.
[4]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1980（4），第317页、第319页、第321页；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宁安县莺歌岭遗址.考古，1981（6），第484页.
[5]赵越.内蒙古额右旗拉布达林发现鲜卑墓.考古，1990（10），第890——893页.
考古2021︱边疆考古：牛河梁上乾坤大，通天洞里日月长
王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者按】新冠疫情持续，对2021年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影响颇大。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工作机会，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点频出。
继“考古2019”和“考古2020”之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连续第三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请9位学者撰写“考古2021”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2021年中国边疆地区的考古工作成果斐然，新发现引人注目。现将边疆地区史前及先秦时期的考古收获择要汇总如下。
辽宁
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马鞍桥山遗址、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
马鞍桥山遗址位于建平县太平庄镇石台沟村南约800米的一道称为“马鞍桥”的小山梁上，南距牛河梁遗址、西北距红山后遗址均约60公里。2021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此发掘遗址面积1000平方米，确认该遗址系一处红山文化早期的聚落。聚落整体保存完好，经过精心规划和布局，东侧有人工挖掘的形制规整的壕沟围绕，房址成排分布其内，北部发现一座与祭祀活动相关的人工堆积的大型土台遗迹，环壕外侧分布有墓地和窑址等。此次发掘初步获取了与红山文化早期人群生产生活相关的重要信息。
马鞍桥山遗址
牛河梁遗址位于朝阳市建平县与凌源市交界处。2021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发掘遗址面积800平方米，发现了对称布局的建筑、完备的排水设施和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迹、遗物。这些现象在“坛、庙、冢”等重要发现的基础上，将中华文明典型特征的“礼”的形成时间向前推进了近千年，为进一步认识红山社会及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客观依据。
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型聚落：水泉遗址
水泉遗址位于朝阳市建平县朱碌科镇刘杖子村。2021年，辽宁大学、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在遗址北端发掘遗址面积120平方米，发现灰坑30个，墓葬6座，地面式房址1座；在遗址西部的城址东北角发掘遗址面积200平方米，发现地面式房址2座、灰坑44个、城墙墙基及壕沟1段。本年度的发掘确认了该遗址文化堆积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主，城外发掘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之上为魏营子类型阶段的墓地。同时也明确了遗址内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的结构布局。
黑龙江
乌苏里江岸边的早期玉文化：小南山遗址
小南山遗址位于饶河县乌苏里江左岸的小南山。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21年重点对小南山遗址东坡南、北两端石制品集中分布区域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540平方米。清理墓葬7座，灰坑4个，沟3条，灶4个，疑似道路的条带状石碓遗迹1条。出土遗物绝大多数为石制品，总计30000余件，主要为石片和碎屑，还有一定数量的镞、矛、刮削器等工具，以及石叶、细石叶、细石核等反映较复杂制作技术的标本。可复原陶器较少，大部分为破碎陶片，总计约2000余块，另外发现玉器12件。本年度的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小南山一期遗存的内容，基本掌握了一期遗存在遗址内的分布情况；在小南山遗址新发现和确认了少量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进一步补充了小南山遗址的内涵；发现大量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深化了对原来确定的小南山四期文化遗存的认识；新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墓地，并且从层位上确定了叠层葬的墓葬形式；对出土猛犸象地层进行确认，有助于了解小南山遗址的猛犸象化石的分布情况。
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器
嫩江流域的渔猎采集文化：洪河遗址
洪河遗址于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杜尔门沁达斡尔族乡洪河村南约1公里处，嫩江中游右岸的二级台地上。2021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共揭露遗址面积约1250米，发现房址15座，地臼11个，墓葬5座，灰坑18座，灰沟2条，窑址1座，出土陶、石、骨角蚌器等器物近500件，分属于新石器时代，两周、辽时期，以新石器时代为主。本年度的发掘为讨论昂昂溪文化环壕聚落的结构、发展变化以及昂昂溪文化居民的埋葬习俗、丧葬观念等提供了新材料。
内蒙古
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聚落：乌兰图嘎遗址
乌兰图嘎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大板镇乌兰图嘎嘎查，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此发掘遗址面积4000余平方米，揭露房址70余座，灰坑40余座，墓葬1座。遗址内遗迹分布密集，包含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三个时期的遗存。兴隆洼文化遗存包括房址10余座和部分灰坑，较为集中地分布于遗址中部。房址皆为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面积在30平方米左右。房址呈东北—西南向成排分布，最大的一座房址位于这一时期聚落的中心，面积100平方米以上。赵宝沟文化遗存包括房址约20座和部分灰坑，除发掘区域东北部以外均有分布。这一时期的房址多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面积一般不过30平方米。出土陶器或陶片的纹饰多为窄细的之字纹或带有篦点的几何纹。陶器的可辨器形主要有筒形罐或假圈足钵。红山文化遗存包括房址30余座和部分灰坑。除发掘区域西北部以外均有分布。这一时期的房址多为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出土遗物极少，有夹砂灰陶弧线之字纹筒形罐，磨盘、磨棒、石耜等。本次发掘的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房址保存相对较好，出土遗物较多，是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为探索兴隆文化与赵宝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乌兰图嘎遗址
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小塘山遗址
小塘山遗址位于赤峰市宁城县三座店镇小塘土沟村，处于一较高山丘的顶部。202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宁城县文物保护中心对小塘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遗址面积约4000平方米，发现房址40余座、窖穴与灰坑32座、墓葬6座、陶窑1座，另外还发现“马面”式建筑、道路等，出土陶器、石器、骨器、青铜器、蚌器等各类器物标本750余件。结合小塘山遗址发现的遗迹及出土遗物，可确定该遗址是距今4000年至3400年左右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一处重要的聚落遗址。小塘山遗址的发掘，对深入探讨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组织结构、聚落布局及生产生活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河套地区的龙山时代聚落：后城咀城址、沙日塔拉遗址
后城咀石城位于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由瓮城、外城、内城构成，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宽约1150米，面积约138万平方米，是目前内蒙古中南部已知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史前时期石城址。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之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对石城的瓮城部分进行考古发掘，共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新揭露城门、台基、城墙、壕沟、地下通道、墓葬、灰坑等遗迹20余处，出土玉铲、玉璧、玉料、陶罐、石镞、骨笄、骨镞、猪下颌骨等重要遗物20余件。目前发掘已经辨明了后城咀石城由双壕沟、内外瓮城以及城墙构成的半月形防御建筑，是中国北方已知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城防体系，为研究河套地区文明进程以及社会复杂化历程提供了新的资料，对探讨中国北方地带史前文化与文明起源以及揭示早期中国的文明基因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后城咀石城发掘区航拍
沙日塔拉遗址位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面积约50万平方米。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鄂尔多斯市博物院、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伊金霍洛旗文物保护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对沙日塔拉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本年度发掘遗址面积500平方米，清理房址8座、灰坑及灰沟30处，墓葬31座，路面2条，灶址1处，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角蚌器等遗物150余件。遗存年代大致与朱开沟遗址第二、三期相当，为探索朱开沟文化的不同地方类型提供了新材料。此外，遗址出土有数量丰富的玉器、海贝饰、贝饰等，为研究鄂尔多斯高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实物资料。
沙日塔拉遗址
甘肃
仰韶文化早期大型环壕聚落：圪垯川遗址
圪垯川遗址位于张家川县大阳镇，渭河支流南河和松树河交汇处。202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清理包括仰韶、齐家、汉代、宋明时期遗迹950余处。仰韶时期遗存自仰韶早期延续至仰韶晚期，发现了仰韶文化早期大型环壕聚落，面积8万平方米左右。聚落中心为广场，周边为向心分布的成组房屋，外围为近圆形三重环壕。环壕外东南部疑似有陶窑区，西北部疑似有墓葬区，显示该聚落有明显的功能分区。中心广场发现大型圆形袋状粮仓一座，底部保存近0.4-0.6米的炭化粟黍遗存。出土遗物有陶、石、骨、角类等，以彩陶为主，陶器组合包括尖底瓶、圜底盆、圜底钵、侈口筒腹罐、葫芦瓶、瓮、器盖等。仰韶早期史家类型壕聚落是黄河流域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较完整、内涵最丰富的仰韶文化早期环壕聚落之一，代表了仰韶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表明陇西黄土高原是仰韶文化发展的又一中心，证实该区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和社会复杂化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仰韶文化早期大型粮仓及粟黍遗存的发现，对探讨仰韶早期中国北方地区粟黍农业的建立及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线索。
仰韶文化晚期大型环壕聚落：南佐遗址
南佐遗址位于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村，泾河支流蒲河和马莲河之间的董志塬上，历年的发掘工作表明，南佐遗址是一处仰韶文化晚期大型高等级环壕聚落。2021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南佐遗址展开第三阶段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通过发掘，在遗址核心区发现了主次分明的大型建筑区和大型宫殿式建筑F1及其附属建筑，F1面积超过630平方米，在同时期无出其右。在F2内发现了大量高等级的礼器和大量的炭化水稻遗存以及动物骨骼，炭化水稻出土数量较多，在黄土高原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地区极为罕见。一号夯土台西侧的解剖性发掘，基本确认了大型夯土台基的结构、年代及壕沟结构。南佐遗址的考古发现，对正确认识黄河中游及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和重要作用，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龙山时代超大型聚落：桥村遗址
桥村遗址位于平凉市灵台县西北约20千米的西屯镇桥村。历年的考古工作表明，桥村遗址是一处主体年代为龙山时代晚期、核心区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聚落。202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此发掘遗址面积275平方米，清理龙山时代晚期长方形坑、灰坑、墓葬、房址、道路（踩踏面）、沟等各类遗迹280余处，出土龙山时代晚期陶瓦标本2800余件。通过发掘基本掌握了遗址核心区东南部的地层序列和遗迹类型。发掘确认的道路遗存，为揭示遗址核心区路网系统提供了重要证据。沟的发现为遗址核心区外围可能存在环壕提供了重要线索。沟内堆积中发现的大量陶瓦标本，为研究史前建筑形制及中国建筑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
桥村遗址
桥村遗址出土西周青玉双孔斧
马家窑、寺洼文化聚落：寺洼遗址
寺洼遗址位于定西市临洮县寺洼山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的考古发掘表明，寺洼遗址主要包含马家窑文化和寺洼文化遗存。现已发掘寺洼文化大型墓地一处，清理出百余座墓葬，发现诸多寺洼文化墓葬习俗的新线索。发现并初步确认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聚落一处，已清理出房址18座、墓葬1座、窑炉2座，以及大量灰坑、窖穴等遗存。2021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是确认了寺洼遗址北部存在马家窑文化半山期聚落，同时可能存在半山墓地，有望填补这一领域的诸多空白。
两周时期的大型聚落：石家·遇村遗址
石家·遇村遗址位于庆阳市宁县早胜镇，马莲河以东、九龙河以南、无日天沟河以北的早胜原上。近年的考古发掘已初步确认该遗址是一处两周时期大型聚落，并由此建立起陇东地区西周至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202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新发现一处战国、秦汉时期墓地，已探明约两百座墓葬。目前试掘5座，年代从战国晚期延续至西汉初。从族属上看，与西戎密切相关。本年度的工作丰富了石家·遇村遗址两周时期聚落的内涵。
石家墓地南北两区分布
遇村遗址
新疆
阿尔泰山南麓的史前洞穴：通天洞遗址
通天洞遗址是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的一处花岗岩洞穴遗址。自2016年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其开展主动性考古工作，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连续地层，取得构建北疆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的重大突破。2021年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对T1515与T0118的继续清理，合计发掘面积31平方米，出土遗物160余件。除出土细石器外，在T1515的一个浅层灰坑中发现少量夹砂陶片、动物碎骨与大量灰烬，浮选出较多植物遗存。通天洞遗址的考古工作将新疆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溯至距今4.5万年前，其距今约13000-8900年乃至更早的连续细石器文化层，为进一步明确新疆细石器技术及其时间框架奠定了基础。距今约5000年的炭化小麦、黍颗粒，侧面说明阿尔泰山南麓与华北地区在四五千年前即有文化联系。
通天洞遗址
伊犁河谷的青铜时代大型聚落：吉仁台沟口遗址
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位于西天山伊犁河谷的东端。自2015年以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此连续进行了多年的考古工作，确认这是一处青铜时代的大型聚落，其中石构高台“王陵”建筑最为引人注目。2021年依据考古勘探结果，在高台遗存西北部布设10×10米探方2个，清理出炭窑一座，与2018年居住区发现的2座炭窑形制一致，测年数据均在距今4500年前后。其内出土2件鹿角、1件人工铁制品，对冶金史研究及伊犁地区早期文化遗存的探寻具有重大意义。近三年的考古发掘，明确高台遗存是一处大型方形覆斗状墓葬，主要由地上高冢和半地下墓室两部分构成。地上高冢为边长近120米的正方形，方向为北偏东3度，面积1.44万平方米。四周有石砌围墙，外围铺有一周红土，边缘高约1-1.5米，中心高约5米。是目前为止在新疆乃至欧亚草原发现的史前时期面积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构墓葬建筑遗存。
吉仁台沟口遗址全景
阿拉套山前的青铜时代大型聚落：呼斯塔遗址
呼斯塔遗址位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查干屯格乡北部，阿拉套山前的呼斯塔草原。以往的考古工作确认该遗址为一处由核心区与外围遗迹组成的、面积达12平方千米的青铜时代聚落址。其中核心区由多间房屋建筑，环绕房屋建筑的院墙，以及院落外部的城墙构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21年的考古工作，一是确认院落南门所在，并对门址进行了发掘。二是对院落之外的城墙进行了勘察和发掘，结果表明城墙可基本围合成不规则长条形；西城墙外侧存在一道与之大体平行的石墙，其北端通向核心区西侧河道，或与西墙共同构成一道引水渠。此外，对城址西南墓地中的一座塚墓进行了发掘，确认该处墓地与城址属于同一时期，且可与城址相对应。
呼斯塔遗址墓葬区Z1
帕米尔高原东麓的青铜时代遗址群：阿克塔拉遗址
阿克塔拉遗址位于喀什地区疏附县乌帕尔镇乌普拉特村西约4千米处，遗址所在为典型雅丹地貌，陶器、石器、铜器等遗物散布于高矮大小不一的黄土丘中间。前期考古调查已发现遗址点20余处，分布面积超5平方千米。2021年，南京大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阿克塔拉遗址1、3号遗址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850平方米，清理出火膛、灰堆、灰坑、灰沟、活动面等遗迹15处，出土陶、石、铜等各类遗物94件。遗物以陶片、石器为多，前者均为夹砂陶，可修复者几乎不见；后者以磨制石器居多，主要为石磨盘、石杵、石锤等。发掘结果表明，阿克塔拉遗址群至少存在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存，一是以遗址点1为代表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前1500年，文化内涵以夹砂黑灰陶、磨制石器和小件青铜器为特点；另一是以遗址点3为代表的汉晋时期遗存，年代约为公元3世纪左右，以夹砂红陶为代表，不见石器。另外，调查发现各遗址点可能作为不同的功能规划区，如在遗址点9采集到大量青铜炼渣，或许为一处青铜冶炼遗址，而调查中所见一处火膛的测年数据则暗示阿克塔拉遗址群不排除有更早文化遗存的可能性。
阿克塔拉遗址发掘的石磨盘、石杵
青海
宗日文化聚落：宗日遗址
为进一步推动宗日文化的研究，自2020年起，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河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对宗日遗址展开了进一步的考古发掘。2021年发掘区（Ⅳ、Ⅲ区）位于遗址的东一、二台地，发掘面积达6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12座，壕沟1处，出土文物丰富。经过两个年度的发掘，现已基本理清宗日遗址东一、二台地的遗存分布状况。壕沟的发现为寻找宗日人群居址、探索宗日聚落形态提供了重要线索。新的墓葬材料，为研究当时的葬俗与社会化进程增添了新的实物依据。宗日遗址是宗日文化唯一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这些新成果对深入研究黄河上游史前文化的发展演变、生业模式以及人群扩散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宗日遗址全景
宗日遗址发掘的宗日式陶器
诺木洪文化聚落：夏尔雅玛可布遗址
夏尔雅玛可布遗址位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巴隆乡河东村，是一处居址、墓地兼而有之的诺木洪文化遗址，居址区面积约3.5万平方米，墓葬区面积约12万平方米，年代为公元前1400-前1050年。2021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西北大学在居址区清理遗迹35个，包括居住面2处、土坯墙1堵、木构建筑1处、冶铸遗存1处、瓮棺1座、石堆4个、灰堆6个、灰坑9个、火塘10个，出土有大量陶器、石器、骨器、铜器、木器、编织物等遗物和动植物遗存。墓葬区共发掘墓葬25座，祭祀坑3个。墓葬分布有成排、成列的趋势，排列密集但少有打破关系。墓葬为平面呈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皆有木椁，均为二次扰乱葬。随葬品数量丰富，有陶罐、装饰品及小件青铜器等。本年度的考古发掘为研究诺木洪文化的内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西藏
高海拔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渔猎文化聚落：玛不错遗址
玛不错遗址位于康马县南部海拔4400余米的玛不错湖滨，地处西藏腹心地带，年代距今约4000年，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时代湖滨渔猎文化遗址。自2020年以来，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北京大学在此发掘了10处墓葬、火塘、灰坑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骨器、贝饰、滑石珠、玉管珠等遗物。墓葬有石棺墓、竖穴土坑墓两类，陶器装饰纹样以刻划纹为主，风格与横断山区同期遗存类似。玛不错遗址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对建立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序列、探索人类适应高寒缺氧的极端环境过程及策略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雅鲁藏布江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新发现：拉颇遗址
拉颇遗址位于林芝市波密县倾多镇巴康村巴托卡自然村，地处波得藏布左岸二级台地，东北高、西南低，海拔高度2800余米。2021年10月-11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拉颇遗址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此次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计81平方米，发现柱洞27个、墓葬1座、灰坑2座，出土石器、骨器、陶片、动物骨骼、植物种子等珍贵遗物。此次发掘出土的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石器数量较少。打制石器多为以水晶刮削器、边刮器、端刮器、石叶为代表的细石器，少量为砍砸器、盘状砍砸器。磨制石器有双孔石刀、石凿、石斧、石纺轮等。陶器均为平底器，器类主要为陶钵和陶罐，多采用手制泥条盘筑制法，少数经慢轮修整。陶系以夹砂陶为主，有黑灰陶、灰陶、红褐陶，器表多经磨光。器表纹饰有绳纹、弦纹、斜线方格纹、附加堆纹、附加泥条、指甲纹、乳钉纹等。出土骨器可辨识者主要为骨锥和骨针。通过对出土的植物标本进行测年，确定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拉颇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填补了本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对建立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具有重要作用。
拉颇遗址出土的水晶石叶
贵州
夜郎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大坡遗址
大坡遗址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青山镇范家寨村铜鼓山组，地处南北盘江流域中间，为云贵高原向黔中过渡的梯级状斜坡地带。遗址分布在高约65米的大坡山顶上，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2021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清理夜郎文化灰坑16个、房址5座。出土遗物有玉石器、陶器、铜器、骨角牙器四大类，其中以陶器数量最丰富，玉石器次之。陶器因后期扰动，多为碎片，以夹砂绳纹橙黄陶为主，可辨器形有敞口罐、纺轮、坩埚、支脚、陶串珠等；玉石器包括石刀、范、吊坠、支脚、磨石，玉管、锛、玦等；铜器保存非常差，多为铜渣，可辨器形仅有铜针；骨角牙器有穿孔牙饰、骨钩、鹿角等。大坡遗址的发掘为夜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材料，丰富了夜郎文化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大坡遗址
大坡遗址发掘的牙饰
海南
南海沙丘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生活：湾仔头遗址
湾仔头遗址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东澳镇神州半岛湾仔头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沙丘遗址。2021年发掘面积500平方米。本年度发现的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陶器呈大面积密集分布的状况，包括夹粗砂陶和夹细砂陶两种。陶色以红陶为主，另有少量灰褐陶。器表多施绳纹，可辨器型有罐、釜、杯和圈足器等。石器以小型的梯形石斧和石锛为主，另有少量凹石和砺石。根据遗物特征，推测湾仔头遗址的年代约距今4000年左右。
海报设计 祝碧晨 图片编辑 张颖
责任编辑：钟源 图片编辑：张颖
校对：张亮亮
邵国田：敖汉旗南合地赵宝沟文化遗址调查
敖汉旗南合地赵宝沟文化遗址调查
邵国田 (敖汉旗博物馆)
图1
图2
图三
邵国田：原敖汉旗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曾任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理事，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任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理事。1972年从教育调到文化系统的40余年间，致力于文物保护、考古调查、抢救发掘、征集文物、筹建博物馆等。
重要是在1981-1988年，组织开展了敖汉旗的文物普查，共发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址和墓地3800余处，居全国之冠，创造出普查的“敖汉模式”。其中发现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等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以及柳南墓地、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和墓地，填补了我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参加了小河沿、大甸子、兴隆洼、兴隆沟、撒水坡、四分地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主持清理了草帽山红山文化积石冢、西山小河沿文化墓地、乌兰堡铁匠沟战国墓、康家营子、北三家、沙子沟、大横沟、英凤沟、姚家沟、皮匠沟、下湾子、喇嘛沟、娘娘庙、七家、羊山、水泉、台吉营子、喇嘛洞梁等辽墓百余座，揭取墓中壁画50余幅。
多次受到赤峰市和旗政府的奖励，并分别于1986、1989、1996、1999年评为全区文物战线先进工作者，全区思想理论战线先进工作者，受到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和内蒙古文化厅的表彰。2002年被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级“文博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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