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 免费起名字网站(吕氏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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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详情介绍：
这是一个传奇的家族——吕氏家族，六道圣旨的荣光
张文艳
吕家庄社区,城阳的名社区,以现代化的居住条件和夜市闻名,在这个社区里,蕴藏着一个家族的辉煌过往!
吕氏家族的故事是从即墨开始的。
不同于青岛的很多姓氏,吕氏从宋朝时期就已经居住在即墨。吕氏六世祖吕希尚在顺治乙亥年三月创修的《吕氏族谱》中写道:“余家世即墨,元明相继三百余年”。吕氏十八世后裔吕思明先生说,吕氏远祖最早可追逐到宋朝。根据族谱记载,“吕京字远长,宋元祐间人,十七岁以孝友举于乡”,“先葬莱阳迁葬即墨西城村”,“邑贡生周如锦为之书后”,虽然年代久远,后代无考,但是零星的记载显示吕京应该是吕氏最远之祖。
加上明初关于“吕讓字克逊,明洪武甲子举人、乙丑进士”等的记载,说明早在宋元明时期,吕氏就已经在即墨生活居住。
因此可以说,吕氏是即墨的一个古老的姓氏,而且与即墨的五大家族联系紧密。
“明崇祯年间,六世祖在大北曲(今城阳)置庄子地60余亩,其子与大北曲纪氏联姻。明末清初,吕氏八世祖迁至大北曲所置的庄子里定居,取名吕家庄子,到了清末易名吕家庄”,这是吕氏与吕家庄的渊源。
吕氏在迁移到城阳吕家庄之前,留下的记载与即墨文庙有关。根据《即墨县志》记载,即墨文庙始建于元至元七年(公元1341年),这中间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在吕思明先生提供的《吕氏家乘》中,可以看到,“先师庙,在县治东。元至元七年,邑人吕瓒暨弟珪以己田易邻壤,捐钱五百缗,创建殿庑斋舍”。也就是说,吕瓒和他的弟弟吕珪用自己的田地换取乡邻坐落于东门里大街路北的土地,作为复建庙学的基地,同时捐钱五百缗(铜钱),用于构建讲堂、斋舍及两厢房,用以供奉孔孟等先贤和供县学师生住宿授课。能够做到如此为大义奉献的精神,在今日看来,值得钦佩。
也正是因为家风渊源,才先后有六道圣旨颁布到吕家,表彰吕氏族人道德高尚、奉公守法、博爱之心。其中四道《明清“诰敕”命》现在藏于崂山区档案馆,笔者曾联系试图一睹真容,未能成功,颇感遗憾。
清代诰命、敕命是皇帝封赠时所用的诏令文书,是现今民间收藏最多、百姓最为熟悉的圣旨。它既是帝王荣宠臣下的象征,又是受封人员显赫身份与地位的凭证。家有诰命敕命光宗耀祖。
这些圣旨主要表彰吕家为官清廉和家风善良,同一家族在不同朝代均受到当政者的赏识,实属罕见。现存的四道诰敕文书中,明天启元年(1621年)敕命两件,天启六年(1626年)诰命一件,清嘉庆四年(1799年)敕命一件,均以卷轴形式存放。文书皆用丝织品精制,其正文行文凝练,达到“增一字嫌其累赘、减一字达意不确”的程度。汉文为小楷书写,圆润飘逸,气度雍容,跌宕有致,字迹突出,犹如浮雕一般,历经沧桑风采不减。
关于圣旨,接下来会有详细解读,至于吕氏进入即墨的时间,吕思明通过姓氏的由来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相传上古华夏部落首领炎帝神农氏,因居姜水流域,故以姜为姓。后向东发展到中原地区,与黄帝部族杂处,分为四支胞族(即四岳),伯夷曾佐尧帝掌管四岳,后又助大禹治水有功,为大禹“心吕之臣(心腹重臣)”,故封之为吕侯,商、周两代均为诸侯国,春秋初年(前680年),南阳吕国被楚国所灭,其后,吕国子孙均以故国名为姓氏,形成吕氏的主脉。到春秋末期吕侯支系孙吕尚所建的齐国被田氏家族灭亡后,其裔孙分别以吕、齐为姓氏,称吕氏、齐氏、姜氏等,散居于韩、魏、齐、鲁之地,史称吕氏正宗,是为南阳吕氏。吕氏族人大多尊奉伯夷为得姓始祖。
而东夷吕姓的关联则主要集中在吕尚身上,“周武王称王后,吕尚受封东夷族齐国,即称齐太公,古时候即墨是东夷之域”,《吕氏春秋》中称吕尚是“东夷之士”,吕思明先生说,显而易见吕尚征服了东夷之后就在这里安邦定国,生活下来,一代代繁衍生息。“东夷人、莱侯,即现在的莱州,历史上的莱州府,也印证了我先祖吕京曾在莱阳居住,殁后由莱阳迁葬即墨的说法”。
吕氏这个古老的姓氏,在即墨扎根伸展,留下了族人的血脉,后裔也用行动缔造了吕氏的荣光。
除了捐建文庙的吕瓒和弟弟吕珪,以及获得四道圣旨的吕希尚父母、吕希尚和妻子以外,还有两道圣旨颁给了清朝乾隆年间的吕正令以及嘉庆年间的吕克官。六道圣旨颁给一个姓氏,这样的待遇在当时实不多见。
在《吕氏族谱》的记载中,吕氏关后有进士1人,举人2人,庠生55人,武庠26人,贡生11人,廪生5人,增生6人,太学生4人,修生2人。
如今,即墨吕氏后裔聚居地主要是城阳的吕家庄、李沧区的侯家庄、板桥坊等地,他们继承着先祖的家风,一个以道德高尚而获得至高荣誉的家族,缔造了青岛姓氏历史上的新篇章。
邓州汤河吕氏与南阳青华吕氏的世系
吕姓起源于河南、山西，兴盛于山东，是产生在中国北部的著名姓氏。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吕姓人口有701.5万，在100个大姓中排第40位。目前居住在南阳的吕姓族人，大多是明清时期从外地搬迁而来，约有12.5万人，分居南阳市各县区。
【邓州汤河吕氏】
据族谱记载，邓州市十林镇汤河吕氏先祖思敬公为太公吕尚第85世孙，乃北宋名相蒙正公八子居简之后。
明万历年间，吕思敬携子由新安县迁往今邓州市十林镇定居，世系为：思敬→璜→韬→贵→天恩→自有→应绪→兴旺→宏宙→廷英、廷聘、廷宗，“廷”字派为太公第94世孙。皇清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续字派：作泰延守、敬慎继志，善述宗庆，学传光续。
【卧龙后所吕氏】
清嘉庆丁丑年（公元1817年），青华镇后所吕氏族人在整理家谱时，因始祖、二世祖、三世祖名字不详无法记载，经族人商议，决定从四世“明”字辈记起，确定其宗派为：广心啟永厚，仁德学绍文，克全承继业，正大秉星云。
公元1961年秋，后所吕氏族人与邓州、镇平吕氏宗亲续家谱，经研讨确认，后所宗派的“广、心”辈，与邓州的“敬、慎”辈为同辈份。
作者简介：吕宏庆，祖籍卧龙区青华镇后所村，“永”字派，经推算为太公第102世孙。
从“师尚父”到“姜子牙”到“飞熊”，吕尚到底有多少个名字？
2008—2009年，山东高青陈庄的一处西周早中期遗址，出土了一件青铜器丰彝。其中“丰”是作器者的名字，“祖甲齐公”是他祭祀的祖先。“齐公”自然是齐国国君，“祖甲”则是此齐国国君的日名。这个“祖甲齐公”会是文献中的谁呢？
“日名”来源于商代的祭祀制度。我们在《史记》里看到商代诸王一律以甲、乙、丙、丁等天干十日命名，如商汤又叫大（天）乙、商纣又叫帝辛，这里乙和辛就是日名，代表他们去世后在周祭中受祭的日期。但周代诸王一律以文、武、成、康等谥号称呼，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观点，即以铭文是否有日名区分商周断代或族属。但随着近现代考古发现，这种观点可能要被颠覆。比如在西周早期燕国青铜器上，就有“召伯父辛”的称呼。
其实在传世文献里，就有周人用日名的痕迹。比如《史记·齐太公世家》就有齐太公吕尚之子齐丁公、孙齐乙公、曾孙癸公的记载。燕国姬姓，齐国姜姓，都是西周分封诸侯。有意思的是，西周前期的齐国都城在营丘（今山东临淄），与高青同属于淄博地区，那么这个“齐公”自然不会是第二个齐国的国君，“祖甲”既然与丁公、乙公、癸公不同，那就只能是吕尚本人了。看来，至少在西周前期，日名制度还是沿袭了商朝制度的。
对于吕尚这个人物，我们并不陌生，他就是《封神演义》主角姜子牙的原型，也就是歇后语“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姜太公。当然，我们也知道，从历史人物到文学人物，形象总是不停变化的。今天我们所看到影视中的姜子牙，也相当于是历朝历代创作集合的形象。那么，历史上的吕尚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物？他是如何从历史上的西周齐国国君，不断变化成今天大众熟知形象的？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吕尚这个名字说起。
吕尚为什么又叫姜子牙，他到底姓吕还是姓姜？这就涉及周代姓氏制度的问题，“姜”和“吕”实际上是一姓一氏的关系。今天我们所说的“姓”“氏”是同一个意思，但在周代，姓表示的是血缘集团，这个符号是不变的；氏表示的是社会集团，这个符号是变化的。怎么理解？姜子牙是“姜”姓没错，但这个“姜”姓分封出很多诸侯国，比如吕、齐、申、许、纪、向，这些诸侯国君都是姜姓，但他们的氏却各有不同，所以吕尚应该是姜姓吕氏。
那么是否“吕尚”“姜子牙”的称呼都可以呢？不然。在周代，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所以吕尚不能叫姜尚或姜子牙，而吕尚的女儿邑姜（周武王后）就称“姜”。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因为对于贵族男性来说，“氏”代表出自的社会集团，所以要着重突出；而对于贵族女性来说，不需要参加多少政治活动，而“姓”作为周代“同姓不婚”的依据，所以在女性名称中得以特别强调。至于女性的氏，当然也是婚前从父氏，婚后从夫氏。
在殷墟卜辞中，有一个方国“羌方”，活跃在今天秦、晋、豫三省交界一带，是商朝中后期的大敌，许多“羌”人经常被商人俘获，被当作人牲杀死祭祀。在甲骨文里“羌”“姜”是一个字，所以“姜”姓应该也来自羌方。姜姓羌方与姬姓周人，在先周时期关系就很密切，互相通婚。据说，姬姓始祖后稷的母亲就是有邰氏女子姜嫄，而周文王的祖母也是有吕氏女子太姜，周武王的王后又是吕尚的女儿邑姜，有些类似辽朝萧氏与耶律氏的关系。
那么“姜尚”“姜子牙”的称呼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春秋战国之际，铁犁的普及与牛耕的推广，小家庭从大家族（氏）分离出来了，此时“氏”就不再代表社会集团。于是“姓”“氏”逐渐合流为后世的“姓氏”。今天的“姓氏”一方面代表了血缘，这是来自“姓”的功能；另一方面具体名称则更多来自“氏”，比如前文说的吕、齐、申、许、纪、向等诸侯国名今天都是姓氏。这样一来，大家往往就认为周代的姓氏也是一回事了。
东汉桓谭的《潜夫论》里，说“文、武师姜尚”“文王游畋，遇姜尚于渭滨”，这就已经将“吕尚”称为“姜尚”了。同理，后世称呼周文王为姬昌、周武王为姬发这也都是错误的，标准称呼应该是周（文王）昌、周（武王）发。至于吕尚为什么不称“齐尚”？其实在《齐太公世家》中，只有吕尚和齐丁公吕伋称吕氏，而之后的齐公则不再称吕氏。这反映吕尚、吕伋本因封齐国而改齐氏，但因出身吕国，所以习惯上还以吕氏称之。
除了“姓”“氏”不同外，“名”“字”在古代长期也是两回事，“名”代表出生的名，往往用于谦称；“字”代表成年的名，往往用于敬称。周代男子的字一般称为“子某”或“某父”，比如孔子字仲尼父，他的弟子端木赐字子贡。而吕尚在《诗经》中被称为“师尚父”，所以“尚父”应该是他的字；在《孙子兵法》中被称为“吕牙”，所以“牙”应该是他的名。但《封神演义》却说“吕尚，字子牙”，似乎把名和字颠倒了。
除了“尚”“牙”外，吕尚还有个名字“吕望”，“望”又是什么呢？早在《孟子》《荀子》就有“太公望”“吕望”的称呼。《史记·周本纪》中，周文王在渭水见到吕尚时，说祖父太公曾经说有圣人入周，周朝就会兴盛；您就是这位圣人吧？太公“望”您很久了！于是吕尚被尊称“太公望”。按照这个解释，“太公”本来应该是周太王，“望”则是盼望的意思。所以吕尚封于齐国，也就被称为“齐太公”；后来田和篡齐，也有样学样，自称“齐太公”。
除了这些称呼外，《封神演义》还说吕尚“号飞熊”。“飞熊”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史记·周本纪》说周文王出猎遇见吕尚前，曾经占卜到自己这趟得到的“非龙非彲（螭），非虎非罴”，而是霸王的辅佐。但这个“非罴”就被误传为“飞熊”了，后来元代《武王伐纣平话》，就说文王梦见一只长着双翼的老虎，儿子周公旦解梦说这就是飞熊，所以吕尚才有了飞熊的称呼，至于“非虎”则可能分化成另一个人物——武成王黄飞虎。
值得一提的是，“武成王”原本也是吕尚的封号。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下令两京和各州都兴建太公庙一座，正式把吕尚列入国家祀典。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封吕尚为武成王，按照文宣王孔子庙的同等规格建立武庙，至此，吕尚成为武圣人。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加封吕尚为昭烈武成王；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在武成王庙建立武学；宋元丰年间编订《武经七书》，把题名吕尚的《六韬》列为武经必读书目。
吕尚还有一个称呼，就是“师尚父”，因为他在周朝担任太师。“师”是从古至今的一个军队编制，商周时期最高军事长官就是“太师”，各级军事长官也被称“师”。不过，当时“师”还没有“师徒”之“师”的含义，《潜夫论》说“文武师吕尚”，这显然是把吕尚当作周文王、周武王的老师了。在周代称呼中，可以以氏加名，也可以官职加名，所以吕尚被称为“师尚父”是成立的。
至此，我们讲清楚了吕尚各种名号称呼的由来，吕尚、吕尚父、吕牙、吕望、太公望、齐太公、师尚父以及祖甲的称呼都是正确的，而姜尚、姜子牙、飞熊这几个称呼则不太准确。
林屋公子，文史作家，主攻先秦秦汉史。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悟空问答签约作者，澎湃历史专栏作者，网易历史专栏作者，百度ta说合作作者，全历史合作作者，出版有《先秦古国志》《先秦古国志之吴越春秋》《山海经全画集》实体书三种，作品散见于《国家人文历史》《同舟共进》《北京晚报》《疯狂阅读》《醒狮国学》《百家讲坛》《威海晚报》等报刊杂志及自媒体。感谢阅读，欢迎关注！
出土文献中的古人名号新发现
作者：王辉（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人物名号是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古今学者在姓名学、历史学、语文学等多个角度都进行过深入探索。明人陈士元《名疑》、清人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当代吉常宏、吉发涵《古人名字解诂》是其中的代表作。然过去的研究或总结，往往只借助传世古书。新世纪以来，战国、秦汉简帛文献层出不穷，格外引人注目，拓宽了我们的视野，给人物名号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近年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中，有一些篇目如《楚居》《系年》《良臣》包含颇多古人名号。这些名号或未见于古书，或虽然见于古书但书写形式不同。与传世文献形成的异文，不仅有利于从语文学角度探索通假、异体、正误等问题，还能够进一步深入到历史文化层面。若将视线扩大到战国秦汉出土材料，并结合传世古书，对其中的人物名号进行文字、文献、文化等方面的探索，就能够获得很多新的认知。
人物新名号与名号书写的新形式
出土文献中有不少不见于传世古书的称呼或书写形式。女娲，战国楚帛书称“女填”（有学者指出“填”通假为“真”，真人之义，清华楚简《汤在啻门》即有神名“地真”）；太公望，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称“吕牙”；黄帝称“皇后”、商汤称“汤后”、周公旦称“周公叔旦”、召公称“召公保奭”、楚简王称“简大王”。这些都是传世文献未见的称呼，能够提供人名构成方面新的讨论空间，比如姜太公名号中“牙、望、尚”的关系，楚简大王的“简、大”是否为双字谥。
蚩尤，上博楚简《鬼神之明》作“蚩蚘”，马王堆帛书作“之尤”“蚩又”等；古帝颛顼，上博楚简《武王践阼》作“端琂”，马王堆帛书作“諯玉、端玉、湍玉”；相马之造父，郭店楚简《尊德义》作“戚父”，银雀山汉简《唐勒》作“就父”；孔子字仲尼，银雀山汉简《晏子》作“仲泥”。这些是以音相通而传世文献未见的书写形式。它们一方面有助于重新阐释得名由来，另一方面也能够校正古书中存在的讹误。
名号由来的新解释
古人取名的原则，见于《左传·桓公六年》：“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其中的“象”，即以相似之物来命名。利用出土文献中新用字，能够解释以往未能说明白的得名缘由。
图1
商王武丁时的重臣傅说，于“傅岩”之中被发现并举用，因而姓“傅”。但何以名“说”，由于典籍缺乏记述，历来讨论者极少。伪古文《书·说命上》孔颖达《正义》引皇甫谧的说法是“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说者，欢悦也。天下当有傅我而说民者哉”，这显然是无根据的推测，《正义》并不信从这种说法，认为“其言非实事也”。出土文献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线索。傅说出现在上博楚简《景建内之》中，作“傅鸢”；又出现在清华楚简《良臣》中，作“傅(见图1)”，均以“鸟”为形旁。清华楚简《说命》谈到傅说的外貌时说：“厥说之状，鹃肩如锥。”“鹃肩”即古书常见的、描摹人特异相貌的“鸢肩”，是双肩陡立高耸的样子。傅说的这一特征还可以从传世文献中得到印证。《荀子·非相》在描述“傅说之状”时说他“身如植鳍”，“植”是竖立，“鳍”是鱼鳍。因为鱼背部竖起之鳍与所谓“鸢肩”的形状十分相像，所以都可以用来形容人肩部耸立之状。可见傅说之名应以“鸢”为本字，源自其双肩陡立如鸢之状。以“鸢”为名也符合古人取名象物的习惯，《史记·秦本纪》中就有人名“暴鸢”。
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号，也会因为有新的用字而产生新的可能解释。炎帝又称神农氏，古人对这一名号的阐释以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皇霸》引《礼纬·含文嘉》为代表：“神农，神者信也，农者浓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种，美其衣食，德浓厚若神，故为神农也。”即教民耕种而神化之人。而上博楚简《容成氏》中却写作“慎农氏”。从楚文字的使用习惯来看，“慎”不能通假为“神”。“慎”“神”应该是同义关系，《尔雅·释诂下》：“神，慎也。”又：“神，治也。”慎农，即谨于农事，与治理农事意思相近。因此神农氏之“神”很可能并非天神之意，而是指治理（大西克也说）。
文献校勘的新证据
传世古书所见名号的误字，若无关键性依据，往往一直得不到校正。出土材料则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新证据。楚庄王重臣沈尹茎，“茎”又作“蒸、巫、筮、竺”（见于《吕氏春秋》《新序》），诸字古音不近，而形体相似，其中必有误字。明代人周圣楷在《楚宝》一书中认为“茎”是正字，其他为讹字，但并无确切证据。上博楚简《庄王既成》中写作“沈尹子（见图2）”，“（见图2）”与“茎”关系密切。据此可见明人之卓识。而《左传》中又称“沈尹茎”为“沈尹戌”，《吕氏春秋》作“沈尹戍”。“戍”“戌”形近，亦必有一误。梁玉绳《人表考》谓“戍”为“戌”之讹。马王堆帛书《缪和》篇载“荆庄王欲伐陈，使沈尹树往观之”，“沈尹树”与楚庄王在同一故事中，学者已经指出即“沈尹戍”，因为“戍”与“树”古音相近，是通假关系。可见“戍”是正字，清人判断有误。
图2
接下来的问题是“（见图2）/茎”与“戍/树”是一人异名，还是一名一字呢？通过考察可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古人的名、字之间，往往有密切的关联。《白虎通义·姓名》：“闻其名即知其字，闻其字即知其名。”或意思相近，如屈原，名平、字原，广平曰原；或意思相对，如曾皙，名点、字皙，点为黑，皙为白；或意思相关，如孟子，名轲、字子舆，轲是车，舆是车厢。“戍/树”之中，若以“树”为本字，正能与“（见图2）/茎”形成意思上的关联。古人多在字前加“子”，如颜回字子渊，称呼时又可省掉“子”，称颜渊。沈尹茎可称为“沈尹子（见图2）”，则“（见图2）、茎”当为其字。“（见图2）”是床前几，“茎”是树木的主干，二选其一，显然是“茎”与“树”意思更紧密。
至此，沈尹茎之名、字已经解决，其名为“树”，或用假借字“戍”，“戍”又讹作“戌”；字“子茎”，“茎”或讹作“竺、筮、蒸、巫”，或用假借字“（见图2）”。若无上博简和马王堆帛书的两处新材料，这个问题会一直困扰文献整理者。
语言现象的新例证
有些名号中的新用字，能够给过去的某种语言现象提供新的例证。齐桓公相国管仲，名夷吾，又称管夷吾。在清华楚简《良臣》中称作“龠夷吾”（龠音yuè）。有学者认为“龠”是“管”的错别字或通假字，但证据并不充分。在古代汉语中有一种现象叫“同义换读”，就是说A、B两个同义词原本不同音，但有时候却把A读成B的音。比如在洼地的四周筑堤防水，以利于垦殖耕种，这种堤叫作“圩”或“围”，堤内之田称为“圩田”或“围田”。“圩”本音yú，和“围”意思相同，之后就被读成了wéi。又比如“石”本音shí，是重量或容量的一种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有很多地方把一石的重量或容量叫作一担，于是“石”就被读成了dàn。“龠”和“管”均指管乐器，是同义词，所以“龠”就有了“管”的音。同样的例子还有，楚先公熊菌，在清华楚简《楚居》中写作“熊鹿”，“鹿”和“菌”形体读音都不接近，但古书中“囷”和“鹿”都有粮仓的意思，所以“囷（菌）”就有了“鹿”的读音。
综上可见，出土文献为古人名号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从而产生了颇多新知识。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即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互参照发明，在这一研究课题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出土文献中尚存颇多人物名号有待研究。如上博楚简《容成氏》中的古帝王“乔结氏”，清华楚简《良臣》中的黄帝之师“保侗”，二者尚未在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人。又如《左传·文公十八年》叔仲惠伯家臣“公冉务人”，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作“公襄目人”；《史记·蒙恬列传》中的“赵王迁”，北大藏汉简《赵正书》中作“赵王钜”，“冉”与“襄”、“迁”与“钜”形音均不相近，它们是怎样的关系仍需考察。诸如此类的疑难问题，期待今后能够依靠更多的新出土材料，逐步加以解决。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0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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