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的名字(长沙起名大师排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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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详情介绍：
- 1,高端好听的宠物店名字带来新生机-可爱点
- 2,湖南名医刘炳凡享受特殊津贴，获得首届白求恩奖章，擅治疑难杂症
- 3,京华物语丨100多年前北京最繁华时尚的街区在南城哪里？
- 4,北京会馆几百年，从融同乡“情”到聚百行“艺”
高端好听的宠物店名字带来新生机-可爱点
一家店铺，除了在装修上、服务上要下功夫外，店铺名字也要花心思取。今日，小编带来高端好听的宠物店名字，带来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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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名医刘炳凡享受特殊津贴，获得首届白求恩奖章，擅治疑难杂症
刘炳凡1910出生于湖南省汨罗县，我国著名的中医药专家，湖南省中医药大学教授，访校中医研究生教育的创始人，首届白求恩奖章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擅长中医内、妇、儿科及各种疑难杂症。
刘炳凡出身于一个篾匠家庭，由于家境贫寒，读了4年小学后被迫辍学，开始随父亲学习篾匠手艺。但是，他十分热爱读书，把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全部用来买书，当地的乡亲称之为“篾匠秀才”。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他立志学医救人。
有一次，刘炳凡的母亲生了比较严重的病，多方诊治无效，后来辗转找到当地的名医柳缙庭诊治，很快母亲的病就有了起色，经过一段的调理，完全恢复了健康。此事让刘炳凡找到了学习的方向，他立志学医救人。后经亲友介绍，他得以拜柳缙庭为师。
柳老收徒十分严格，也有一套带徒弟的本事。
他要求刘炳凡必须讲究一个“诚”字。意思是对医道要诚，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风险，都不能放弃医业；对学问要诚，有疑即询，遇惑即问，一定要弄清楚，不能不懂装懂。
就这样在柳老的苦心栽培下，他白天做工维持家计，晚上就刻苦攻读，每有不懂，及时请教。就这样，通过5年的勤思苦读，他学完了方药、脉法、医经和临床20多部医著，阅读了无数疑难杂症医案，为以后的从业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22岁时，他通过了当局的考核取得了中医从业资格，加入了当地的国医公会，正式在长沙开始从业，取名为“仲山医社”。
虽然是一名正式医生了，但是他特别虚心好学，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随时记录临床心得和民间有效验方，真正做到走到哪学到哪，因此而积累了大量的秘方、验方和单方，后来他编辑整理成《民间单方验方选辑》。
在长期的行医生涯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了学术思想，提出了“治病必须治人”的中医整体治疗原则，还创立了“柔剂养阳”的治疗方法。他特别强调注重脾胃的诊疗体系，认为“脾胃为生化之源”，形成了“以调理脾胃为核心”的临床思想。他特别擅长治疗内科、妇科和儿科方面的疑难杂症，疗效十分显著。
有一次，他接诊了一位中年妇女，月经一直不停，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到处求医无效，后慕名而来。刘老仔细诊治的认为这是崩漏之症，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随时可能大出血而亡。
于是，刘老立即开出处方，经过一个星期的治疗，收到了明显成效，出血量明显减少。半个月后出血完全止住。这样的案例在他的行医生涯中不胜枚举。
后来，他将自己多年的经验编辑成《刘炳凡医论医案》和《刘炳凡临证秘诀》，这些书全面概括了他的临床经验，充分体现了刘老独特的学术思想，同时还有大量的验方，非常值得中医从业者和爱好者学习参考。
注：图片来自网络
京华物语丨100多年前北京最繁华时尚的街区在南城哪里？
虎坊桥路口是南城重要节点。
纪晓岚故居在路口东北。路口西南则是湖广会馆。从外表看，湖广会馆古色古香，但明显重修过。
它最初为官员府邸，1807年捐为会馆，成为湖北、湖南两省人士在京交往的根据地。1830年重修并增建戏楼。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5次莅临会馆。当年8月，在此主持成立国民党，会馆见证了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成立。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等京剧大家都曾在大戏楼舞台留下痕迹。1997年北京戏曲博物馆在此成立。戏楼现在继续对外演出。票很便宜，比正乙祠便宜许多，明显给大众看的价位。
北京湖广会馆
路口往东走是香厂路。清代称此地为香厂。相传当时有些劳动者在此以手工晒香为生，故而得名。
《风雨晴雪走胡同：一个媒体人的北京胡同行脚》，侯东合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版。
原文作者丨侯东合
摘编丨安也
民国时，香厂名气很大。它不仅是一条胡同名，而且成为地域名。彼时北起虎坊桥大街，南抵先农坛，东起留学路，西至虎坊路，均统称“香厂”，为民国政府为振兴北京而开展的区域试点之一，建造了大量西式建筑。
当时，“香厂新市区”总面积约22公顷。经过建设，这一带成为当年北京最西化、最繁华时尚的地区，首设了路灯、交通岗亭、汽车出租行等新鲜事物，汇聚了多家剧场、电影院、曲艺场和中西餐馆，引入了节假日促销、电话订餐等服务。商品服务则定位于“新、奇、特”，引进了哈哈镜、魔术等娱乐活动。这里的东方饭店在全国率先做到每间客房都有电话，并有7部汽车免费接送住店客人。香厂新市区成为北京从封建城市过渡到现代化城市的先行地区，成为当时的“新北京”，堪称北京当年的CBD（中央商务区）。从1914年兴建至今，已经100多年过去了。
惜1928年后，北京不再是首都，降格为北平，同时又因政治动荡、经济萧条、人口迁移以及自身商业定位失准等诸多因素，新市区商业逐步衰退为小商铺和平民街区，既往的辉煌早已被人淡忘。我也是来到香厂，才知此地昔日之辉煌。据初步梳理，香厂地区现存民国时期建筑共计10处。
市政当局当时在香厂地区建新北京，共规划建设14条大路，香厂路是其中之一。现在香厂路，已没有老建筑，改建成了二层小楼。一些地方摆满了小摊。百年前CBD，今日平凡如斯。万明路也是民国时北京市政当局在香厂新市区新辟的大路，因其北端东侧明清时有万明寺而得名。开辟大路时，万明寺被拆除。1916年前后，在万明路与香厂路交会处东北侧，建起了4层船形大楼的“新世界游乐场”，系仿照上海“大世界”而建，内设书场、剧场、影院、杂技场等，楼中有电梯，楼顶有花园，是当时北京较高的楼房建筑，游人众多，在当时繁华一时。其地位大约相当于现在王府井的东方广场。20世纪80年代，此楼被拆除，改建为居民大楼。
1919年6月11日晚，《新青年》杂志编辑部陈独秀和高一涵、邓初3人，曾在楼顶花园散发《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当场被捕，监禁3个月，经李大钊等人营救释放。
万明路11号是东方饭店。乍一看，东方饭店只是座现代高楼。从合适角度往里看，则发现院子里有楼，三层，上面写着“1918”。上有“北京东方饭店初期建筑”文物说明牌。时有一些外国人从东方饭店里边出来，欧美脸型。这就是东方饭店老楼，建于1918年，是当时北京唯一的民族资本自营的高档饭店。也是香厂新市区组成部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饭店由法国人开办、管理，六国饭店是英国人奠基、主事，唯有东方饭店是中国人创办、经营。当时凡有骨气的中国上流社会人士，包括政界要员、商业大亨、文化名人都愿下榻东方饭店。所以，在此曾发生了众多历史事件，并且留下了各界名人的足迹。陈独秀、蔡元培、张学良、白崇禧、胡适、梅兰芳等均曾在此下榻。东方饭店是目前香厂地区仅存的保持原有名称和业态的民国公建，其北侧客房保留完整，楼梯和阳台扶手均为1918年原状原物。
饭店目前正在依托其独有的历史资源，全力打造国内第一家“民国文化主题酒店”。每层、每间名人住过的客房外都挂着精致标志牌，上面镶嵌着人物肖像和文字说明。他们是：刘半农105房，黎锦熙106房，赵元任107房；胡适201房，陈独秀205房，鲁迅206房，蔡元培209房；钱玄同304房，李大钊308房，邵飘萍310房……
你想住哪间房？
东方饭店主楼大堂墙壁上，则分别悬挂着五幅油画，形象再现了发生于此的历史场景。宴请苏联代表团：1922年，罗文干、蔡元培、李大钊、蒋梦麟、胡适、马叙伦等北大教授，在东方饭店宴请苏联政府代表团；国语注音：1925年至1926年，钱玄同、赵元任、刘半农、黎锦熙、林语堂等学者，每月聚集在东方饭店研究汉语注音问题；鲁迅避难：1926年，直奉战争爆发期间，鲁迅先生避难住进东方饭店，并在这里写下《记念刘和珍君》；北伐告捷：1928年6月10日，白崇禧率部进入北平，在东方饭店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北伐胜利；少帅斡旋：1935年至1936年，张学良、张大千等人住在东方饭店。少帅张学良设宴调和张大千与时任中国画院副院长徐燕孙二人矛盾，徐张遂握手言和，此后张大千蜚声北方画坛，一发不可收。
而今日此饭店也有传奇：1957年7月至10月，傅抱石、关山月在此联手创作著名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毛泽东主席亲笔为此画题词：江山如此多娇。此画曾悬挂于人民大会堂，世界闻名。
香厂路东段连着仁寿路。仁寿路也是当年新市区的14条马路之一。因曾有仁寿寺，故名仁寿路。新中国成立后仁寿寺尚存，但已破败，后被拆除。
仁寿路南段，一座青砖老楼极有气场，一下子就吸走了人的视线。
北京的上海：新市区泰安里
楼上有说明牌：新市区泰安里，建于1915年至1918年间，是香厂新市区组成部分，该组建筑仿上海里弄式住宅。现在是西城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泰安里这些楼完全由青砖建成，民国风格窗户，墙上有简约花纹装饰。许多青砖已经发黑，一些窗子玻璃破碎，楼顶上长满荒草。确实是一组经典上海里弄式建筑，北京少见，虽然破旧，气质犹存，一个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都委屈它了。大门敞着，可以进到巷里，巷里又有门能进到楼里。楼里是一个天井，四周是房子。天井里堆满了杂物。天井上边是有窗子可以取光。只是年久失修，里面又脏又乱。
现在正在腾退过程中。大部分人已经搬走。这种楼拿到现在，一点都不土气，只是苍老一些而已。
泰安里内部
泰安里可谓北京里的上海。可以来看看。时间是一位伟大的作者，它能写出城市的最后结局。
“新市区”附近胡同
校尉营胡同。明时称校尉营，以有兵营而得名。1965年定名为校尉营胡同。北侧有一些工棚，原来的建筑拆掉，正在兴建沿街新建筑。南侧房屋保存甚好，皆小四合院，有老北京感。36号、14号、16号都是保护院落。从围墙就能看出，这些四合院功力深厚。
44号四合院，高门楼，广亮大门。过道墙壁上挂着文物保护牌，它是宜兴会馆，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牌子上说，此院原为清朝光绪年间两任顺天府尹周家楣的故居，光绪十三年（1887）周家楣去世，顺天府民众集资将其故居扩建为宜兴会馆新馆，并在馆内设立祠堂，以纪念周在治理顺天府时的清明政绩。顺天府尹相当于今日之“北京市长”。周家楣在顺天府尹任上，弹劾贪官污吏，救灾施赈，疏浚河道，兴办教育，政绩斐然，为顺天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了宜兴会馆的祠堂，他逝世后，京郊之地、顺天府乡绅百姓念其德政，还在通县为他建了专祠。看来，周家楣彼时是人民的好公务员。
“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旧时官员都是向老百姓摊派、集资甚至搜刮的。一个封建官员，逝后百姓主动集资为其建祠，实属不易。他大概是元、明、清、民国几朝，最受人民爱戴的“北京市长”。因为从建筑上尚没看到对其他“府尹”的讴歌。局部的贡献，只有局部的人知道。周勤政爱民的先进事迹，只有顺天府的人知道，并不为更多人所知。倒是其在任上编纂的《光绪顺天府志》，质量上乘，让人念念不忘。现在院里边住着住户，建起了一些临时建筑，原建筑的轮廓，尚可以看出。
校尉营胡同往东走到头，是一堵围墙。从围墙边往北，竟是一个教堂的背影。此乃珠市口教堂。珠市口教堂是北京南城唯一一座具有简易哥特式风格外貌的基督教堂。正位于珠市口西大街和前门大街两条繁华路段接合处。教堂始建于1904年，是1900年以后美国卫理公会开设的八座教堂的第一座。1921年该堂进行了扩建，基本形成了今日教堂的三层建筑格局。为了保留这处教堂，当年扩建马路时，特意从此绕了一个弯儿。现在，教堂周围周筑都没有了，只有它在路边，显得突兀。
珠市口教堂
珠市口位于北京前门外，正好处于南北中轴线与东西珠市口大街交叉处，人来车往，十分繁华，是旧时外城最热闹地方之一。最初，此地出现的是生猪的交易市场，故称“猪市口”。到了清代，为了文雅，把猪市口改为“珠市口”。当时，这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珠宝商业的买卖，压根儿与珠宝无关。珠宝在前门那边的珠宝市呢。这里连着繁华的前门大街，前门大街土地有限，那些有钱却在前门找不到地盘的商家，那些缺钱想找便宜一些地方的商家，把目光往外延伸，投射于此。就像今日在北京买不起房的人，跑到北京周边的河北去买一样。日久天长，珠市口成为南城一道贫富之分的分水岭，雅俗之分的一道梁。口北富，口南穷。口北雅，口北俗。陈宗蕃《燕都丛考》引《顺天时报丛谈》中说：“盖以珠市口大街为经，用以区别雅俗耳。”旧时，此地有“道儿北”和“道儿南”之分。指的就是珠市口南北。好的店铺，都在珠市口以北，好的戏园子，也都在珠市口以北。“道儿南”只能低一个或几个版本。
铺陈市胡同。与校尉营胡同相连。清时称穷汉市，贫苦民众在此等候雇主，出卖劳动力，故称。相当于今日街头自发形成的劳动力市场。在北京，每一个行业都有属于自己的胡同，即使是穷汉。清光绪时又称补拆市或补陈市，民国改称铺陈市。新中国成立前巷内多小旅店，客房均为大通铺，收费低廉。来住的多为光棍汉，三五人搭伙合租一间小房，大家共同起伙做饭，均摊伙食费用，也称“锅伙”。这又有点相当于今日之共享空间。1965年将附近一些巷并入，统称铺陈市胡同。巷内有小庙一座，称观音禅寺。115号院，是一个保护院落。外面墙上有字显示，正是古刹观音禅林。当年古刹的字还在、墙还在，但里面已经住了人。原来的山门被砌起来一半，成了窗口。连石头门墩都被砌进墙里。窗口上方即是原来的刹名。这几个字已经风化了，像马上就要脱落了。摸一下字下面，土簌簌地掉下来，应该采取保护措施了。
胡同只剩下西侧一半了，东侧用围墙挡住，被前门大街占领。像一个人脸被削掉一半。这又印证了沿大街胡同易被破坏的原理。胡同东面围墙外，有施工工地和工棚。建筑工人不断从铺陈市胡同走过。这令人想起清朝时场景，胡同里也是走着一些出卖体力的工人，只是工装不同而已。恍若穿越时空。这条胡同的基因至今未改。
墙隔开新大街和老胡同：左为前门大街，右为铺陈市胡同。
储子营胡同。明称厨子营。民国后雅化为储子营，名称沿用至新中国成立后。民国很逗，储子比厨子高雅吗？1965年定为今名。此地为散帮厨子的居住集中地，主要以协助事主料理婚丧嫁娶的宴席为生，因而得名。这是代表厨师的北京胡同。是典型的南城普通胡同，有些普通四合院，后来改建得比较多。历朝历代，厨师哪会住上好房子？所以，难怪穷汉们的铺陈市胡同连着厨师界的本胡同。
九湾胡同。明称般若寺。清称般若寺胡同、九曲湾。由于胡同弯曲多变，民国后更名为九道湾。《北京胡同志》称，该胡同最窄处仅70厘米，只能单人只身通过。弯曲之处达13处之多，故称九道湾。1965年更名为九湾胡同，现在公认是北京市最弯曲的胡同。经典四合院不多，多是后来改建的红砖平房。把一条胡同修得如此弯曲，实在不易。
九湾胡同
鹞儿胡同。听着很厉害，令人想起鹞子翻身，其实它跟鹰、跟鹞子没有半毛钱关系。明代称要儿胡同。清后演变为鹞儿胡同。尚有一些保存较好的四合院，大部分后来改建过。5号是一个保护院落。清末开始建立警察制度，外城巡警厅即设在此院。其前身为清代都察院中城正指挥衙门。民国时期又成为市警察局侦缉总队队址，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公安部门的家属宿舍。现在5号只是一个破落四合院，从保护别人之地变为被保护老院，只有保护院落牌子而已。过道里挂着四合院正房还在，但一部分砖、瓦已经换成了平瓦。仅一百年的时间，原来曾经威势的地方，就成了这样的狼狈模样。不过，它的结局比东厂、西厂好多了，东厂连建筑都不见了。历史就是这样，很多握有权力的机构和个人，只是在当时威风，如果它们没有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突出贡献，就会随着时间流逝烟消云散。
鹞儿胡同
居仁里胡同。民国时称香厂居仁里。名妓赛金花曾住居仁里16号院。彼时，清华大学刘半农教授及商鸿逵二人多次到居仁里采访赛金花，并出版了《赛金花本事》一书。全书以自传体的形式介绍了赛金花生平。赛于1936年12月3日病死于居仁里宅内，终年72岁。死后葬于陶然亭锦秋墩上，其墓碑现保存于陶然亭慈悲庵陈列室内。16号院，后来改建过，院里有临时搭建的塑钢房子。原来房子不存在了，只有这块地还在。胡同往北不通行，北部已拆建成楼房。不仅想起已走过的陕西巷怡香院，赛金花在那里时，曾多么奢华风光，而最后病死于这样一条陋巷。
居仁里胡同这个小院，赛金花在此去世。
圆镜胡同。曾用名大眼镜胡同、达圆镜。不宽，干净。有一些小四合院，改建的和原版的交织着，没有太多特色，除了名字。四胜胡同。清时此地曾有小庙，庙内供奉四圣。民国时即以庙名街，称四圣庙。1965年更名为四胜胡同。旧社会这里下等妓院集中。天桥“四霸天”之一张德泉（绰号张八，号称东霸天）曾居住此巷。胡同里面弯曲很多，不比九湾胡同直。违章建筑多，原房子里面搭出来的小房，充斥着整条胡同。
赵锥子胡同。明代即称赵锥子胡同。1965年将附近花枝胡同并入。旧社会两胡同内暗娼较多，是北京下等妓女较为集中之处。现在是一个特别正常的胡同。没有任何特色，就是它的特色。63号房子很老，砖上面刻着“合顺居饭馆”，繁体，显然是民国时期所刻。看阵仗，当时必是一个很大的饭馆。
荣光胡同。明清时称为莲花玉河、莲花河。1965年更名为荣光胡同。民国时期该巷娼妓较多。风格基本与储子营胡同相同。
灵佑胡同。北端曾有灵佑宫，建于明代。清时称灵佑宫，以庙得名。1965年更名为灵佑胡同。四合院，皆被拆光，建为普通平房。10号院边小砖房顶，趴着足有十只猫。房顶有吃的，这些猫在享用美食。这里好像是流浪猫大本营，它们有多种颜色，白色，黄色，花斑、黑色俱全。这些猫很脏，一看就是流浪者。这是南城猫界的重要活动基地。大喇叭胡同。曾用名大腊八胡同。短而窄，都是拥挤的平房。小喇叭胡同，大喇叭胡同之弟。窄，多是后来重建之房。
灵佑胡同：群猫会
何家胡同。清雍正以前叫何家庄，后改为何家大院，1965年更名为何家胡同，据说因此处何姓住户多而得名。1949年前多住体力劳动者，拉排子车的和装卸工居多。不长。多红砖平瓦平房，简单实用而欠美观。只残留个别四合院。历朝历代，干体力活的总难以住上好房子。
永胜巷。多好的名字！明清时，巷内有庙名“斗姥宫”。清康熙时以宫为名，改称西斗母宫。1965年改称永胜巷。房子大部为后来改建。福昌里。以前胡同里有座娘娘庙，后来拆掉，两边盖成民房，形成胡同，取名福昌里至今。著名天桥双簧艺人“大狗熊”孙宝才曾住此里。乱搭的违章建筑多，把胡同弄得很窄。
华康里。从1930年开始，这里就叫华康里。华康里建于1915年至1918年间，是当时“新市区”建设中一组封闭的街坊。临街有楼，朝南。在当时确为格局形式新颖之建筑。彼时此处曾有妓院。现在只是一个南北向巷子，窄。巷两边其实就是老房子，但私搭乱建后已不清晰。华康里南边尽头，是一幢楼房的拱形过道。上有标识，西城区普查登记文物。这幢二层青砖楼，简约西式风格，门洞上方写有“华康里”三个大字。看质地，应是民国原版。一层被各种违建包围。
华康里
腊竹胡同。清时称腊竹芯，《光绪顺天府志》载为蜡烛芯胡同。据传巷内曾多有做蜡烛芯为生的居民，因而得名。1965年改称腊竹胡同。整条胡同被改造过，古意全无。
小腊竹巷。腊竹胡同之弟。原称小蜡烛芯胡同。由清时蜡烛芯胡同派生而来。1965年更名为小腊竹巷。风格似其兄。
阡儿胡同。明称千儿胡同。清称阡儿胡同。巷名来源与邻居蜡烛芯胡同有关。因巷内有制售插蜡烛用的蜡阡，故而得名。这几条胡同，形成北京历史上的蜡烛产业区。民国初年，更名为阡儿路。1965年改为阡儿胡同。砖头或者铁皮搭出的简易房子，占领了胡同公用道路。整条胡同都失控了。
大川胡同。清称穿心胡同。民国初年，市政当局在香厂地面开辟14条大路，穿心胡同是其中之一，并被更名为大川路。1965年改称大川胡同。违章建筑特别多，整条胡同被这些违建给挡住，破坏了胡同格局，拥挤混乱。民国时的大川如今连条小溪都不是了。
大川一巷
红炉胡同。原名铁香炉，因此处曾有一大铁香炉而得名。据称铁香炉现在仍埋于地下。1965年，改名为红炉胡同。不长，传统四合院少，小院落大部改建成普通平房。
照阳胡同。原名阴阳胡同。20世纪40年代曾称照阴阳胡同。1965年改此名。窄，再加上搭出来的违法建筑，显得特别杂乱。
红光胡同。胡同曾用名王家大院。里边略微曲径通幽。
华严路，明清时曾名花园路，据说有一位姓甄的大官僚在此路东口居住，人称甄家花园，故街名花园路。1915年定名华严路。懂点佛教的人，都知道常有华严寺，乍一看以为此路跟华严寺有关系，实际没有半毛钱关系。猜测，“华严”是“花园”的谐音。民国很搞怪，“花园”有何不雅，非要谐音弄成“华严”？
双五胡同，曾用名双五老庙、双五道庙。窄，多简易小四合院。路极绕。板章路。清时此处即名板章路。当年，是民国新市区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居民混住，显得比较破旧。13号为二层青砖老楼，跟陕西巷云吉班那种色情楼风格接近。13号、15号、17号连在一起。有标识，它是西城区普查登记文物板章路商住楼。
板章胡同。有板章路，亦有板章胡同。路与胡同共名，北京少见。两处所不同者，板章路南北向，宽。板章胡同东西向，窄。板章路北段东侧与板章胡同相连。这是板章路与板章胡同的相会。清时即称板章胡同，胡同内曾有安溪、同安等会馆。13号，是座三层青砖小楼，很老。发出一种楼老了后独有的古老气味。此楼必有资历，但查不到其在江湖的传说。
留学路。明称牛血胡同。据说这里宰牛户多，故得名。民国初年，市政当局在香厂地区进行开发建设时，将其谐音雅化统称留学路。从牛血到留学，这是神一样的逻辑。去留学宰牛吗？这是民国留下的又一段名字佳话。路很长。名字虽然文雅，但现在已成一条典型的低端商业街，两侧都在卖日用品。没有故事。
正阳胡同。明称养羊胡同。据传此地贫民多以养羊为生，故称。1965年称正阳胡同。一侧是住宅楼，一侧有简易平房。窄。
华仁路。形成于1915年。因与华严路、仁民路相连，故定名为华仁路。全是后来改建的一层平房或二层楼。已无过去踪影。
仁民路。清至民国，天桥一带医院少，只有一家市立第一医院，即仁民医院。此处遂以仁民医院为路名，称仁民路。过去风貌已荡然无存，建筑皆为重修。路边宣武中医院，乃仁民医院故址。
齐胜巷。巷中原有一座小庙，称“七圣庙”，遂以此为名。民国时期有妓院。1956年将庙拆除，建成友谊医院家属宿舍。1965年定名齐胜巷。建筑皆后来改造之平房，没有什么特点。这一代带胡同大都只剩名字，没有遗存。
本文及文中所附图片皆选自《风雨晴雪走胡同：一个媒体人的北京胡同行脚》，较原文略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侯东合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王青
导语部分校对丨刘军
北京会馆几百年，从融同乡“情”到聚百行“艺”
北京市2021年起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专门研究制定关于推动文艺院团演出进会馆旧址的工作方案，着眼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聚焦打造会馆演艺新空间，让更多文艺精品走进群众生活，形成市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新消费，繁荣兴盛首都文化，发挥会馆旧址在保留城市文化记忆、推动老城整体保护中的积极作用。
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设计/师春雷
让首都市民有机会走进会馆戏楼，全新体验一种别样的演出形式——那是几百年前落脚京城的外乡人品味家乡戏的“旧时尚”。戏楼历史从100年到400年不等，其中有两个会馆的级别足够高——湖广会馆和安徽会馆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7月以来，北京市已确定了七个会馆旧址作为“演出进会馆”的承载地。众多会馆以这种方式集体亮相，这在会馆核心功能废止后的近百年尚属首次，那些对会馆怀有深厚情感的人有理由相信，会馆重生的时机已经到来。
【缘起明清】
会馆影响了北京友善、包容、厚重的城市品格
会馆的缘起，概括来说与明清以来官僚制度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兴盛、商品经济的活跃、人口流动的加速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会馆的出现，大体可追溯到明永乐年间，其主要萌生动因为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政府决定将三年举行一次的科举考试地点，由南京正式迁往新都北京。有资料记载，当年各省举人赴京参加“会试”，达五六千人之多，政府虽提供一定的车马费，即“公车”，但来京人员的食宿及其随行人员的住处，却是一大难题。于是，为举人赴京应试“公车谒选”提供食宿之便的会馆应运而生。首先是安徽芜湖人在北京设置了第一座县馆——芜湖会馆，在此之后陆续出现的有江西浮梁会馆、南昌会馆，以及一座省馆——粤东会馆。
根据专家考证，从明朝初年创建，到清朝中期进入鼎盛时期，北京的各类会馆有1000个左右，房屋多达几万间。不但建立了省馆，各州府郡县也纷纷将本地的名字书写在都城的各色建筑上，鼎盛时期会馆覆盖地域涉及清代23个省1700多个县。
清初，由于满汉分城居住制度，使内城会馆尽废。此后会馆全部集中建于外城，在北京 “前三门”（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的合称）以南的中轴线两侧，成为会馆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大量汉族官员、士商、艺人杂居于此，构成了以中轴线为中心，对称分布于外城的居住格局。与内城的帝王文化相区别，这里形成了独特的士人文化和商人文化，是北京古都文化的重要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教授张佰明表示，许多官绅不惜重金将本地的石材、木材运到京城，按照家乡的建筑风格构造宅院，会馆建筑成为古都器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精英以会馆为据点，广泛与外方人士交往，民间文化相互渗透、彼此吸收、广泛杂糅，逐渐沉淀出了友善、包容、厚重的城市精神品格。
会馆中一直有演戏传统，图为2022年西城区举办“会馆有戏”中秋专场活动，现场昆曲表演。 图/视觉中国
会馆诞生的数百年历史与戏曲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对中国戏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会馆的戏楼不仅为戏曲的发展与革新创造了条件，也为观众观戏娱乐提供了场地，正是由于各地人士对地方戏的需要，促进了多剧种进京，繁荣了这些剧种的同时催生出了京剧的诞生。据《北京会馆档案资料》序言称，北京会馆中建有17所大小不等的戏楼，其中正乙祠、湖广会馆、安徽会馆、阳平会馆的戏楼尤为有名，被称为“四大戏楼”，蜚声京城，这使会馆中人看戏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外地人士来京，想看家乡戏，会馆便成为了大演地方戏的舞台。于是，湖广会馆唱汉剧，河南会馆唱豫剧，江西会馆唱赣剧，山西会馆唱蒲剧，广东会馆唱粤剧，安徽会馆唱黄梅戏，扬州会馆唱昆曲，河北会馆唱梆子戏，各种地方戏纷纷在同乡会馆中上演。正是有了会馆让各地的戏曲在京城百花齐放，给各剧种提供了彼此交流、融合的空间，促成了乾隆末年的四大徽班进京，形成了融合多剧种的皮黄戏，一个新的剧种京剧由此诞生。
“会馆也是红色文化蕴蓄之地。”张佰明表示，集中于外城区域的会馆有较为宽松的活动空间，早期的革命先驱、共产党人将会馆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区域，如李大钊、毛泽东、贺龙等人。1918年12月22日，李大钊与陈独秀在安徽泾县新馆创办了“五四”时期的进步政治刊物《每周评论》，以“反帝、反军阀、反封建思想，支持群众革命运动”为创刊宗旨，泾县新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喉舌之地。同时，以浙江绍兴会馆为代表，这里也是近代许多名人经常活动的场所，蔡元培、钱玄同、鲁迅等都曾住过浙江绍兴会馆。其中，鲁迅在该馆的“补树书屋”里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著名小说。
【新时代焕新】
“活化利用”让会馆找回演艺核心功能
“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废除和满清王朝统治的结束，会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张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年由各地自建的会馆按规定全部收归国有，成为一部分人的落脚之地。原本这些建在天子脚下不事张扬的民居式建筑，绝大多数成为百姓庭院，进而变成了大杂院。不断加盖甚至改装的屋舍逐渐湮灭了会馆原来的格局。“会馆见证了明清以来北京城市的发展，是重要的历史遗存。会馆的数量从繁盛期九百多个到目前仅存二百五十多个，整体保护情况不尽如人意。”张佰明说。
湖广会馆
湖广会馆外景。
出于保护和活化利用的考虑，腾退和再利用工程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零星启动，第一个受益的就是位于虎坊桥附近的湖广会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五次来到北京湖广会馆，梁启超、马寅初等均在馆内做过相关主题演讲；许多梨园界名家，如谭鑫培、陈德霖、梅兰芳都曾在此登台献艺。张佰明介绍，当年湖广会馆在保留原有格局的前提下，由国有企业接手对其进行修缮，恢复了戏楼演出功能，并增设了酒楼、茶楼，建起了北京戏曲博物馆。“三楼一馆”的格局对传统会馆功能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成为会馆活化利用的范例。2019年10月，湖广会馆也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湖广会馆自1996年修缮一新后，一直是京戏表演的重要场所。重张二十余年，湖广会馆已形成集公益功能和商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空间，相继推出了京、津两地鼓曲名家演出专场，相声演出专场，坚持几十年，每周一次的“赓扬集”百年老票房活动，至今已演出一千多场，成为国内最大的京剧票房。此外，会馆里的北京戏曲博物馆，周末还为青少年提供戏曲研学课程。张佰明认为，湖广会馆在保持公益性的同时采取了商业化运作方式，被认为是充分展示文物历史价值、审美价值和时代价值的活化利用方式。
安徽会馆
安徽会馆戏楼修缮前及修缮后。 图/首都图书馆
安徽会馆作为北京现存体量最大的会馆建筑，前身是著名的孙公园，是明末清初学者孙承泽的别业。后由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湖广总督李瀚章主持兴修安徽会馆。1871年（同治十年）安徽会馆落成，耗银二万八千两，占地面积九千多平米，为京师之冠。随着李鸿章的去世，加之八国联军的破坏，安徽会馆逐渐陷入困境，当时会馆与前孙公园皆被德军占用为司令部。
据会馆研究专家白继增、白杰共同编著的《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记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徽会馆中路的戏楼和后楼，曾先后做过“万人食堂”、食品厂、五金厂以及整流器厂库房，当该厂正准备改库房建托儿所时，市政协委员王灿炽得知此讯后，即提案请予以保护文物。2006年6月，安徽会馆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从此之后“京城第一会馆”的腾退、保护、修缮、开放、利用等一系列工作也被正式提上日程。
正乙祠
正乙祠戏楼。 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在京城小有名气并保有戏楼的四大会馆——阳平会馆、银号会馆（正乙祠）、安徽会馆、湖广会馆，因其具备特殊功能而得到更多关注。据《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记载，正乙祠原为明代古寺庙。清初，北京出现了银号、钱庄等金融机构，银号行业会馆应运而生。康熙六年（1667年）由浙江绍兴钱号商人集资，利用明代古寺遗址在前门西河沿建立祠堂官舍，供奉正乙玄坛老祖，即财神赵公明。从外观看，正乙祠广梁式的大门，尺寸与一般住宅相似，但里面却藏着一座中国最古老、保存基本完好的纯木结构戏楼，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室内剧场，被称作“中国戏楼活化石”，有着不可复制的独特文化地位。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老戏楼，百戏之祖的昆曲曾在此作场，也见证了京剧的兴起与发展，众多昆曲、京剧大师都曾在这里演出，命运不济时也曾沦为仓库、兵营、煤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乙祠被改为北京市教育局招待所，20世纪90年代，一位来自浙江的企业家偶然路过，看到破败不堪、岌岌可危的正乙祠，决定独立出资修缮经营，再续老戏楼与浙商的缘分，才重新恢复戏楼本貌。2019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经过深入调研后决定，将正乙祠戏楼交由北方昆曲剧院修缮、运营及使用。
台湾会馆
台湾会馆修缮前与修缮后。 北京会馆文化陈列馆供图
作为在京台胞交流聚会的活动场所，由于会馆原有面积狭小、交通不便、设施陈旧，已经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随着整个前门地区修缮整治工程的全面推进，2009年6月24日台湾会馆的修缮扩建工程正式开工，总建筑面积由原来的400平方米增加到3800多平方米。在原址扩建后，台湾会馆成为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直接管理的对台交流中心，于2010年开幕，成为大陆与台湾友好往来的重要文化空间。
临汾会馆
临汾会馆内部匾额、石碑等保护遗存。 天街集团供图
在三里河周边的26处文物中有18处会馆。为保护这些古都文化的精髓，北京近年来对前门东区包括老会馆在内的文物进行腾退、修缮利用，不仅使这些会馆、历史遗迹在新时期有了新功能，也大大改善了前门地区的历史风貌。距离颜料会馆不远处的临汾会馆，位于西打磨厂街105号。据记载，此地原是山西临汾县纸张、颜料、干果、烟行、杂货五行商人的会馆。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06年民政部档案全宗和1947年北平市政府社会局调查登记表记录，该馆系明初建造。该院落原为居民院落，于2015年完成了腾退修缮。2017年8月1日，临汾会馆作为北京首家会馆文化陈列馆对外开放。
颜料会馆
颜料会馆修缮前与修缮后。 天街集团供图
与前几座京城著名的会馆相比，位于寸土寸金的北京前门大街与草厂胡同之间的颜料会馆，似乎有些鲜为人知。这座历经400年历史的古建筑，很长时间以来，仿佛被“冻龄”一般，在安静恬淡的青云胡同里静静地注视着首都功能核心区的人来人往。
颜料会馆由山西省平遥县颜料、桐油行在京商人集资创建于明代中叶，是京城创立最早的晋商会馆之一。修缮前戏楼曾为青云旅馆，四周及二层均为旅客住房，部分房舍为民居。2009年，天街集团按照历史风貌对颜料会馆进行了恢复性修建，为最大限度恢复会馆戏楼传统风貌，保存历史信息，在修缮前拆除私搭乱建，并对文物本体进行详细勘查，逐一确定原始木构件的使用状态。对严重糟朽、存在安全隐患的12米通天柱予以更换；对有糟朽但可使用的梁柱，采用修补、橔接等方式进行补强、加固；对戏楼北侧大殿屋面“黄琉璃绿剪边”的破损琉璃瓦面进行添补，恢复原有规制，于2010年完成修缮并验收。
从2022年开始，一群喜爱相声的北京孩子组成的新兴相声团体“大逗相声”经常在颜料会馆进行专场演出。近日，这里正在上演一场由中国评剧院演出的《折子戏》经典唱段专场，也是北京演艺集团2023年重启颜料会馆新一轮“会馆有戏”常态化演出后的首场演出。在此后的一个月时间里，这里还将上演课本剧《课本中的北京》、中国杂技团杂技魔术专场、北京曲剧名家名段演唱会、《京味儿曲艺》相声、鼓曲专场等形式各异的演出。
资料参考：
《首都文化智库》2021年第一期：北京会馆保育与价值评估
《京华通览——会馆》 杨帆编著 段柄仁主编
《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 白继增 白杰 编著
《新编历史丛书：会馆史略》 李乔著
鸣谢：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
新京报记者 刘臻
编辑 田偲妮
校对 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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