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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的女性墓志一般分为女性单人墓志、夫妻合葬志以及多人合葬志三种类型。由于受到墓主家庭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影响，造成金代女性墓志中以夫妻合葬志最为常见，多妻合葬志则由于受到当时社会风俗的限制，极少出现或采用。

1、夫妻合葬志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丧葬礼制中，女性逝世后一般都采取从夫葬的形式，这种葬俗也造成她们的墓志大都采取夫妻合葬志的形式出现。从命名方式上看，金代的夫妻合葬墓志一般都直书“合葬墓志”，如《冯开父母合葬墓志》、《大金归化州清河郡张君重合葬墓志铭并序》、《高松哥并妻大氏墓志铭》等都采用了这种命名方式；也有一些金代夫妻合葬墓志在命名中以夫妻双方中的一方为主，只是在墓志内容中详细的记录另一方的信息，如《陇西郡李公墓志铭》就以墓主李信道信息命名，在志文中则对他的妻子智氏进行了较多的介绍，根据志文记载，李信道的妻子“智氏治家严肃。训慈有法。先公亡。”^⑤在李信道逝世后，其家人不仅为他们进行了合葬，而且设立了墓志。《故李公墓志铭》也是以墓主李择的信息命名，并在志文中对其妻高氏的信息进行了记录。据志文所载，李择的妻子高氏“先公四十六年卒，享年三十五。”^⑥在李择逝世后，家人也为他们合葬，并设立了墓志。

金代不仅有以男性墓主命名的夫妻合葬墓志，亦有以女性作为墓主命名的夫妻合葬墓志，《东平县君韩氏墓志铭》便是其中的一例。东平县君韩氏与丈夫吕忠敏“皆燕巨族，且世有旧好”^⑦。吕忠敏逝世于大定二十年（1181），韩氏在丈夫死后独自承担起了教育子女的责任，泰和三年（1203）韩氏逝世，他们的子女于次年将二人一同合葬于吕氏家族墓地，并为二人制作了合葬墓志。再如都保正张象逝世于天会五年（1127），此后其妻韩氏“躬勤内事，鞠育诸子。”^⑧承担起了家庭重任。正隆三年（1158）韩氏逝世后，其子张珪为父母进行了合葬，并设置了夫妻合葬墓志。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金代的夫妻合葬墓志命名方式并不受性别的影响，而是由夫妻双方逝世时间的先后决定。虽然当时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明显低于男性，但在丈夫英年早逝，妻子独自抚育幼子成年的家庭，母子间的亲情较其他家庭更为深厚，进而在这些家庭中较多的出现以女性为墓主的合葬墓志。

2、女性单人志

在金代社会中，男性一般与嫡妻共志，若男性在嫡妻逝世后曾迎娶继室，通常都会在其志文中对继室的信息进行简要说明，但有部分作为继室的女性，也拥有了单独的墓志，如南阳县太君李氏“年二十，嫁为赠朝列大夫同郡白君讳某之妻。”从志文中记载其“拊前夫人子如所生”^⑨，可以看出她是丈夫的继室。李氏早于丈夫一年逝世，按照当时的惯例，她应该不能拥有独立的墓志，但是她却由于儿子“文举既参机务，而赠夫人南阳县太君。”^⑩不仅提升了她的社会地位，还为她设立了单独的墓志。清河郡君牛氏的两位姐姐先后嫁给了丈夫张慜亨，但是她们却“皆少病卒，抛遗下甥男并女数，多虑张君别娶他姓，有失抚存，因而又适之。”¹¹她也由此成为了张慜亨的第二位继室。牛氏二十五岁出嫁，二十八岁便逝世，她与张慜亨仅共同生活了三年，且未育有子女。或是出于夫妻间的感情，加之考虑到继室的身份使她不能拥有墓志，于是其丈夫张慜亨将她“权塚于先茔之侧”¹²，并为她设立了单独的墓志。

金代社会中还有一些女性由于未婚而逝，死后无人可以合葬，因而她们只能单独设立墓志并独自进行安葬，如元好问的女儿元顺¹³逝世时年仅十三岁，其时她并未出嫁，仍跟随父母一同生活。由于没有丈夫，她死后只能独自设立墓志，“权厝报恩寺殿階之东南十五步”。¹⁴

除这些由于特殊的家庭身份而未能与丈夫合葬，或是未及成婚就已经逝世的女性会被家人设立单人墓志外，金代社会中还有一些家庭由于社会地位较高或经济条件优越，在夫妻二人死后，其家人会为他们分别设立墓志，从而形成了夫妻分志的情形。

目前可知的金代夫妻合葬墓中采用分志的家庭分别是镇国上将军刘中德和夫人彭城郡夫人王氏，开府仪同三司、驸马都尉乌古论元忠和夫人鲁国大长公主完颜氏，张温和妻子智氏，礼宾副使时丰和妻子张氏以及进士张伯豪与妻子聂舜英等五个家庭。从墓主身份上看，这些人中不仅有皇室宗亲、普通官员，也有平民百姓。从逝世时间上看，这些人中既有逝世于天会、皇统时期者，也有大定、大安年间者，时间跨度长达80余年。其中刘中德逝世于大定十五年（1175）五月，而他的夫人王氏则逝世于大定十六年（1176）八月，“越明年四月二十八日，诸孤恭奉夫人之丧袝葬于节判镇国之茔。”¹⁵并于此时为他们分别设立墓志。乌古论元忠逝世于泰和元年（1201），而她的妻子鲁国大长公主则逝世于大安元年（1209）五月，并于同月“合葬于故开府仪同三司、判彰德府、驸马都尉、任国公之墓”。¹⁶时丰逝世于天会五年（1127）五月，葬于新城县孝悌乡版筑时立爱家族墓地，其妻张氏则逝世于皇统七年（1147）六月，并于皇统九年（1149）五月在其子时重国的安排下与时丰合葬。张温逝世于大定二十六年（1186）四月，其妻智氏则逝世于承安元年（1196年）十二月，次年二月与丈夫合葬。至于聂舜英夫妇逝世时间的间隔可能更长，据志文记载聂舜英“年二十二。尝嫁为进士张伯豪妻。伯豪死。归父母家。”¹⁷正大九年（1232）聂舜英在父亲逝世后自杀身亡，并在死后与丈夫合葬。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金代夫妻分志的家庭，夫妻双方逝世的时间间隔短则相差两年，长则相差数十年，其共同特点除墓主家庭殷实、社会地位较高外，家庭中的妻子都亡故于丈夫之后，她们的丈夫在逝世时就已经设立了墓志，因而其家属才在她们逝世后也为其单独设立墓志，并将二人进行合葬。

3、多人合葬志

相较于前两种墓志形式，金代的多人合葬墓志发生的比例较少。金代的多人合葬墓志一般表现为男性与妻子、继室的合葬墓志，而且通常情况下写为男性与嫡妻的合葬墓志，如《高松哥并妻大氏墓志铭》便是墓主高松哥与嫡妻大氏、继室高氏的合葬墓志。

金代的男性多妻合葬墓志使用的极少，仅有《时立爱三夫人墓志铭》一例。时立爱是金初汉人世族的代表，他不仅官居一品，也是当时最早获封王爵的汉官。时立爱先后有三位夫人，但她们都先于时立爱而逝。时立爱死后，国家为他颁赐了墓志。他的孙子时重国便为其三位夫人共同设置了一方墓志，并“举三夫人之丧将同穴而祔焉。”18时立爱多妻合志的独特墓志形式也在这种独特的背景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