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姓男孩名字大全(1990年男孩取什么名字)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康姓男孩名字大全，以及1990年男孩取什么名字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文章详情介绍：
- 1,一眼迷恋的男孩名字，个个都是精品好名！
- 2,“巴蜀译翁”，“译”不尽的骄傲与传奇
- 3,从京庵堡、纸白湾到永和村——漫谈绥德紫柏湾
- 4,“今年是我最不希望漠河火的一年”，“漠河舞厅”往事：90年代初，老板穿三千多元的衣服
一眼迷恋的男孩名字，个个都是精品好名！
俗话说得好：“名如其人，人如其名”，名字是一个人的符合，不仅饱含了父母的期望和爱意，也体现了人的精气神，中国人的名字大部分是三个字，第一个字是姓氏，第二个字是辈分字，第三个字是名字，但是现在的孩子起名大部分不参考辈分字，而是直接起名字，而好名有好印象，接下来小编分享一眼迷恋的男孩名字，个个都是精品好名哦！
鹿闵
鹿本意是指野生动物鹿，人们都说鹿是有灵性的，在一些民族里，鹿是被奉为守护神，鹿象征着美丽、善良和内敛的气质，闵字是指吊唁，可以引申为勉力，寓意着快乐无忧，闵乱思治，鹿闵一名可趣解为小鹿乱撞，闵念怀恩，搭配宋姓、许姓、罗姓、薛姓、石姓等姓氏，音律优美动听。
星尘
相信很多人对于星星都非常的迷恋，也常用于生活中，眼有清风明月，眸有星辰大海，就是赞美一个人的最好表达，尘埃是渺小的，但是仍不失为最灿烂的杰作，取名为星尘，意为浩瀚星空，出尘脱俗，明月清风晓星尘。
嘉述
嘉字是起名热门字眼，基本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名叫嘉的人，正是因为它的寓意美好，所以才会被人所喜爱，嘉字有善，美，夸奖，吉庆，幸福的意思，述字从辵，表示与行动有关，述是指陈说，叙述，嘉述一名寓指令闻嘉誉，继事就述，从字音和字形来看，适合与崔姓、王姓、胡姓、潘姓、袁姓等搭配取名。
言山
此名出自“闻言山有池，仙客曾流杯。”诗词当中，言字是指说话，语言的意思，而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非常有意义的字眼，山字是非常高大，魏延的，山在中国古代往往与安静、不动等观念联系在一起，代表了沉稳和大气，取名为言山，寓意了言出如山，山河浩瀚。
纪棠
纪字是指纪律，法度。常见的字词有纪念、纪年、纪传等，用于起名体现了做事严谨，立场坚定的意思，棠字是指棠梨，海棠，棠花，一直觉得海棠才是春天最好看的花朵，也寓意着孩子的俊美，纪棠一名引申为纪事本末，海棠花开，与蒋姓、康姓、沈姓、陈姓、毛姓等搭配，朗朗上口，优美动听。
伯衡
伯字是指排行第一的，也就是家中的老大，衡字是指衡量，平衡，用于取名的时候，寓意着公正、权衡轻重，伯衡一名可引申为难分伯仲，璇玑玉衡，此名大气又好听。
乐允
乐字起名常用字，是指快乐，而希望孩子快乐成长，是每一个父母的心愿，允字是指是指允许，公平，适当的意思，起名时，寓意着诚信、公平，乐允一名可引申为乐以忘忧，清和平允，与卢姓、刘姓、萧姓、钟姓、丁姓搭配会非常不错。
云礼
每一片云朵都与众不同，我们都非常喜欢蓝天白云，云字常常被用来烘托心情的好字，用云字来起名，颇有仙气，礼字是指礼仪，礼貌，礼物，父母们都希望孩子是一个懂礼，守礼的好孩子，体现了一个家庭的良好教养，那么取名为云礼，寓意平步青云，彬彬有礼。
好名配好姓，父母在选择名字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姓氏来搭配选择，那么以上的名字是否好听呢？欢迎大家评论留言，喜欢的可以加关注。
“巴蜀译翁”，“译”不尽的骄傲与传奇
《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格林童话》《魔山》《茵梦湖》……“非经典，我不译”
“巴蜀译翁”，“译”不尽的骄傲与传奇
杨武能在重庆家中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 龚雪梅摄
一生中最骄傲的是什么？
在重庆图书馆专为他建立的巴蜀译翁文献馆，杨武能思考着记者提出的问题。
这个以他的笔名命名的文献馆内，墙上挂着他的照片和生平介绍展板，展柜里是他翻译的德语名著的不同版本，写作手稿，冯至、季羡林、钱钟书等师友的书信，以及世界歌德研究领域最高奖“歌德金质奖章”、联邦德国总统颁授的“国家功勋奖章”、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等奖章。
85岁的德语文学翻译家，戴着眼镜，穿着短裤和凉鞋，语速缓慢。自己评价自己，是件难事。
“我这个人很骄傲，不可一世，也爱吹牛。”杨武能说。但在2019年，当他的老家重庆武隆区提出要在仙女山上给他建一个亭子时，他还是觉得“受不起”。“当地要叫译翁亭，对应滁州醉翁亭，我说要不得，我不敢把自己和欧阳修相提并论。”
在杨武能的坚持下，亭子以巴蜀译翁命名。亭子的楹联，是他一生的写照：
浮士德格林童话魔山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翻译家歌德学者作家 一世书不尽的传奇
从事翻译60多年，杨武能出版了《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魔山》《茵梦湖》《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等30余种德语文学译著，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格林童话》第一个全译本的译者。杨武能说，自己的读者应该数以亿计。“中国有多少家庭，我相信有不少家庭的孩子，都看过《格林童话》吧，而且这些书现在还在不断地再版。”他继续“骄傲”起来。
谈话中，他不大愿意聊太多翻译，而是喜欢回忆自己的老师和亲友，“一个小女人，还来保护我”的妻子王荫祺，弹得一首好三弦的音乐老师王抒情、“像个皮球”的俄语老师许文戎……但是当谈到恩师冯至时，他突然哽咽。“他死了，我就像父亲死了一样。别再问下去了，够了。”
他中止了采访。我们相约两天后在他家中见面。
“吹口琴，我是认真的”
第二次与我们见面，坐在家里阳台的单人沙发上，杨武能从一个木匣子里取出他的宝贝——口琴。
音符开始跳跃，他闭上了眼睛，一吹一吸之间，胸膛起伏，脸有些涨红，似乎浑身都在使劲。吹完一段弗兰兹·雷哈尔的《风流寡妇圆舞曲》，一旁的大女儿杨悦请他稍作休息。他没听，连吹三首后，才停下来喘口气。
85岁的老人像个“人来疯”的孩子，向来访的记者展示着才艺。他玩口琴已经玩到一定的段位，最近正摸索用名家弹的琵琶曲当伴奏，和自己吹的口琴配在一起。“我要吹和伴奏一致的调，不然吹出来怪难听的。”他的匣子里有十几支口琴，“从C调到G调都有。吹口琴，我是认真的。”
杨武能说自己是“母性的人”，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黑塞所说的，富有艺术气质和流浪汉心态的人，对文艺特别是音乐有天生的领悟能力。学生时代，杨武能就对音乐有着浓厚兴趣。高中时，课间休息他要么弹三弦，要么起音领唱，他还是校乐队的队长，在台上用板胡领奏《金蛇狂舞》。人到晚年，音乐才能让他又一次被人群围绕。小区里，这位个头不高、腿脚不便的小老头，笑眯眯地把口琴吹起，就恢复了年轻时的魅力，和身边的老年朋友们一起唱跳——这是他的社交。
初次和杨武能接触的人，会觉得他说话直率，容易得罪人。曾有人称赞他是“德语界的傅雷”，他说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但他不高兴。傅雷也是他的榜样，可榜样不能成为他的“天花板”，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好比：“我非常尊重我的老师和前辈，但是不是我事事都不如他们？”“如果我的学生都是没有进取精神、超越精神的人，作为老师我心里高兴吗？”
生活里的评价，他也在意。身上穿的白色短袖衬衫，朋友问他，杨教授，这件衣服是在德国买的吧？杨武能心里高兴，明明是在楼下地摊上淘的，“穿起来好看就行，管它在哪买的。”
杨武能戴着一块运动手表，时间管理曾是他的得意之处，“以前我抓时间抓得很紧，要不哪能翻译出那么多书。”在去年B站播出的纪录片中，杨武能还保持着多年来的工作习惯，4点半起床，5点开始修订书稿。不少观众看到这个起床时间，都在弹幕里发出惊叹。现在，杨武能开始接受“晚起”，允许自己“松懈”。
“6点多钟起来，比以前推迟了，起来以后很松懈，不像以前起来就坐在电脑前做事。我就慢慢地，洗漱好了看看微信，8点钟左右吃饭，10点多下楼晒太阳。午饭后睡午觉，下午3点多才起床。”
快到85岁时，杨武能下决心改变过去忙碌的状态，“就是要好好休息。但休息也不是躺下不动、什么都不干，我就干我喜欢的事。不那么喜欢的事，我就不干。”但一生挚爱的翻译目前可能也被列入了“不干”的事中，杨武能把自己的很多译著样本，都摞在了阳台的储物柜里。他说，眼睛不行了，想翻的都翻了，其他的“自有后来人”。
自在、放松，杨武能享受着如今的状态。他感叹，这两三年很多和他同龄的翻译家都走了，“我把时间留下来，搞好我的身体。因为多活一年，就能多创造，多奉献。”
6月，杨武能开始录制讲解自己的译著、学术著作、散文随笔的《译翁说书》，这一节目近期将在B站播出。他打算将自己的著作一本本讲下去，“就是讲1000期也不算多。”
平时，杨武能用运动手表监测自己的睡眠质量。“昨晚是我一两年来睡得最好的一晚。夜里睡了6个多小时，深度睡眠两个多小时，最重要的是夜里只起来了一次。”他对记者说，这些新科技好用，拒绝才是傻瓜。
“在我这个年龄的人里头，能像我这样的很少。”对新事物的接受，也让杨武能“骄傲”。
“因祸得福”
在杨武能看来，自己总能“因祸得福”。
1953年，杨武能从重庆育才学校毕业，考入重庆一中，升学体检时却查出先天色弱，这意味着他只能学当时多数学生都不屑的文科。杨武能曾立志当一名电气工程师，将来修建三峡水电站，但是色弱让梦想破灭。
此时，另一扇门向他敞开了。高中期间，文学带给这个敏感的少年精神上的慰藉。他和同学们一起朗诵鲁藜、绿原、普希金的诗歌；他还爱读小说，屠格涅夫是他的最爱，《罗亭》《贵族之家》等作品让他如醉如痴。由于俄语老师讲课生动，杨武能就盼着上俄语课，还下决心报考俄语专业。
1956年，杨武能考入西南俄专，立志成为一名俄语翻译。没想到1957年中苏关系恶化，俄语人才过剩，杨武能只能转入南京大学德语专业。
看似无奈的选择，却改变了杨武能的命运。在南京大学，由于已有俄语的扎实基础，学德语对杨武能来说小菜一碟。在学校里，杨武能一年到头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可他还是有自己的骄傲：我的德语比你们都棒！
但这时，家里却出了变故。当电工的父亲被送去农场改造，家里一下子失去了生活来源，母亲只能靠拼命做杂工赚钱拉扯几个孩子。一些亲戚劝杨武能这个长子早点工作，但即便这样困难，父母都没有流露过让杨武能中断学业的想法。
生活的压力让杨武能意外地找寻到毕生的事业。在南京大学的第二年，为了解决自己乃至家庭的经济困难，杨武能开始试着做翻译，他先是从《国际展望》等东德报刊选译一些短文去投稿，一篇不足千字的短稿也能赚八块钱，相当于普通学生大半个月的生活费。
1959年春的一个午后，杨武能正站在校园阅报栏前读报，也在读报的好友舒雨突然冲着他叫：“杨武能！快来看，你小子的译文登出来啦！”原来，他翻译的一篇非洲童话登上了《人民日报》，这更加坚定了杨武能翻译的信心。
南京大学求学期间，恩师叶逢植成为杨武能从事文学翻译的领路人。叶逢植鼓励杨武能多译些名家作品，向当时国内唯一发表文学翻译作品的刊物《世界文学》投稿。
1962年，杨武能翻译的三篇作品在《世界文学》上发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做文学翻译的人很少，发表译作也极为困难，但大学还没毕业的杨武能已经登上译坛。
杨武能说，命运像位父亲，看似对他十分严酷，但心眼儿里却对自己先天不足的儿子格外疼爱。
第一批文学翻译作品给杨武能带来190元左右的稿酬，他接济了家里，还在鼓楼附近给自己买了件夹克衫，破天荒地改善了一下形象。
大学第五学年，杨武能住进了肺结核疗养所，这段灰暗的经历，成为多年后他翻译《魔山》时的重要助力，因为《魔山》的故事背景就是一座肺病疗养院。人生中又一次“因祸得福”。
毕业后，杨武能被分配回了已升格为四川外语学院（现为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西南俄专。“文革”时期，杨武能被勒令去扫厕所。他说：“我一生中经历的坎坷很多，受的打击很多，只是越打击越来劲。”
一生的“贵人”
1978年是杨武能的“命运之年”。
那一年，40岁的杨武能作出一个惊人决定，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当时，他已经在四川外语学院任教16年，大女儿在念小学，妻子即将分娩。还有人劝他说考不上会成为笑柄，但只要是杨武能认定的事，没有人拦得住他。
骨子里，杨武能有着重庆人的倔强。当年在南京大学利用课余时间搞翻译时，学校虽不明令禁止也不赞成，系里的干部找他谈话，说他“种自留地”，可杨武能并不收手，继续换着几个笔名翻译。在四川外语学院，他觉得自己因为所谓的出身不好“被穿了小鞋”，一怒之下想拍屁股走人。
40岁那年，成为杨武能生命中的转折。他遇到了冯至这位一生的“贵人”。
1978年10月，杨武能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如愿成为冯至的及门弟子。后来，杨武能听一位工作人员说，社科院宿舍紧张，不想招外地户口的考生，冯至却告诉学校，“杨武能没房子住，我的所长办公室给他住！”杨武能感觉，“老师对我很有些偏爱。”
杨武能跟冯至研究德语古典文学，专攻歌德。“当时，搞外国文学的中青年学者，谁不以当冯至的弟子为荣？”杨武能说，老师是享誉海内外的歌德研究专家，能得他亲传，在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是早晚的事。
但在当时，人到中年的紧迫感，让杨武能把许多精力用在了出名快、稿费多的翻译上，对学术研究投入不多。“当时我的旁骛太多，没有深入进行歌德研究。”杨武能心存歉疚。但对弟子的“不务正业”，一贯对人对己严格要求的老师始终保持沉默。
杨武能说，他明白，老师的沉默绝非赞许，而是一位胸怀博大的长者和智者，对人到中年背井离乡的弟子的理解和宽容。
1980年3月下旬，杨武能的研究生学业刚完成了一半，突然接到远在重庆的母亲脑溢血离世的噩耗。他慌忙前去老师家中请假，在街上正巧碰见老师迎面走来。冯至握住弟子的手，过了好久才语气沉重且恳挚地说了一句话：“希望你还回来。”老师的手厚实温暖，此时，杨武能强抑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杨武能说，冯先生这个人很含蓄，他一般不会向你表露情感，或者表扬你。但那天，短短的一句话，让杨武能感受到老师对自己殷切而巨大的期望。
办完母亲的丧事，杨武能又回到老师身边。
毕业时，社科院想让杨武能留下，留在北京的前途似乎更好。但这一次杨武能为家庭做出了牺牲，他回到四川外语学院，回到妻女身边。
没能留在老师身边继续歌德研究的遗憾，让在四川外语学院担任副院长的杨武能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坚持从事歌德研究，并且最终下定决心，于1990年调到四川大学工作，潜心学术。“精神上，我还是留在了老师身边。”
每次回北京，杨武能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冯至。“寡言少语、不苟言笑的大学者、大诗人，看见我这个老弟子，话也变得多了。”杨武能说，在治学和做人方面，“老师都教了我很多，他就像父亲一样。”
“有心眼儿”
好机会要靠自己争取，杨武能很会抓住机会，既有闯劲，还有些“心眼儿”。
年少气盛，读大学一年级时他就敢直接找校长提要求。那时他刚到西南俄专，一年级的基础课程，对中学就开始学俄语的他来说毫无难度。杨武能在午休时闯到校长家里，要求跳级。校长拥被坐在床上说，“你想跳班就考考呗。考上了，跳！”杨武能真就考上了。
他给自己争取到的更大机会，是重译《少年维特的烦恼》（以下简称《维特》）。1979年，杨武能正随导师冯至研究歌德，歌德的代表作《维特》是他研究的一个重点。读着郭沫若1922年的译本，杨武能感觉这个译本不好懂，不易被现代读者接受，于是大胆提出重译的想法。在当时，作为一个还在读书的学生，“挑战”文坛泰斗的想法多少有些僭越。有朋友劝他，德国文学可译的东西多，何必惹那个麻烦呢。
但杨武能知道，此时重译正是时机。十年浩劫刚刚过去，人们正需要《维特》这样一部追求个性解放、感情自由的作品。
这一次，杨武能直接找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绿原。绿原对杨武能说，这本书本来也打算请人重译，但以前出的是郭老的译本，重译必须特别慎重，先交一万字试译稿，领导研究了再定。
试译稿顺利通过，杨武能为自己争取到了机会。1981年，杨武能重译的《维特》横空出世，大受欢迎，至今仍然畅销。成功重译和出版《维特》，对杨武能个人关系重大，他自此在译坛崭露头角，译著也随之成了各出版社争抢的“香饽饽”。
不论译著出版，还是学术成果发表，杨武能似乎总能觅得合适的时机“踩上点”，他说这是因为自己“有心眼儿”。
选择研究歌德，除了老师冯至是研究歌德的权威、专家，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歌德研究后继乏人，老一辈专家也屈指可数，在填补空白和物以稀为贵的“侥幸心理”推动下，杨武能选择了一条“人少的赛道”。
1982年是歌德逝世150周年，杨武能不失时机地把早已准备好的歌德研究学术文章一篇接一篇发表了出来，引起了学界的注意，随后应邀参加了在德国海德堡举行的“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9年歌德诞辰250周年之际，杨武能也“早有预谋”。由他和刘硕良主编的14卷《歌德文集》面世，成为我国百年来研究、译介歌德最具规模、最为系统也最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之一，实现了郭沫若等前辈把歌德“所有的一切名著杰作”“和盘翻译介绍过来”的百年宏愿。
2005年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诞辰130周年和逝世50周年，杨武能新译的托马斯·曼代表作《魔山》也选在这个时间点出版，“此时不出版，哪里还有更好的时机？”
最让杨武能引以为豪的“心眼儿”，还是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采访中，他笑着对记者“夸耀”：“我不是说我很有心眼儿吗？我就想到，我不能用有限的生命去翻译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品。既然此生有限，就要干最重要的事，所以我翻的都是经典。”
这也是杨武能作为一位翻译大家的“骄傲”，用他的话说就是“非经典，我不译”。
“自己也是浮士德”
翻译文学作品时，杨武能要“进入角色”，入戏。“比演员要求还高，演员一般就进入一个角色，翻译家得进入作品里几乎每个角色。”杨武能说，翻译家要进入忘我的状态，忘记流逝的时间，忘记工作的劳累，才容易臻于“化境”。
翻译《维特》时，曾和维特一样被认为出身不好的杨武能与主人公产生了共鸣，绿原说杨武能“又当了一次维特”；翻译《魔山》时，与书中主人公一样得过肺结核的杨武能也觉得亲切，“咯血什么的我都经历过。”但所有角色中，杨武能最喜欢也最想成为的是浮士德。
他曾和同样翻译了《浮士德》等德语文学经典的翻译家钱春绮探讨翻译的苦与乐。“我们这些搞翻译的人也是浮士德。”杨武能感慨地说，“一迷上这件事，就像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一样，要想停下不干都不行了。”钱春绮回答：“是的，一切文艺都是梅菲斯托，都有不可抗拒的魔力，要我们为它受苦、牺牲，不过，受苦和牺牲也自会带来乐趣。”
50岁那年，杨武能写过一首小诗：
他知道“名位是虚影，事业是一切”，
因为他读过《浮士德》，
自己也是浮士德。
杨武能认为，浮士德身上有一种献身精神，这点和他很像。
他说翻译家是文化界的“苦力”。翻译《魔山》时，正赶上1986年山城的盛夏，杨武能一大早把当书案的活动饭桌搬到阳台，午后又搬回屋里，摆在旋转的大吊扇下边，还要小心身上的汗水打湿面前的稿纸。上世纪90年代初翻译《格林童话全集》时，还不方便用电脑输入，200多篇译稿全靠一笔一画写出来，每天译写八九个小时，写得手腕颤抖、头晕目眩、颈椎病发。
也许是重庆人爬坡上坎的出行方式，给了杨武能坚韧与执着。在杨武能出生的重庆十八梯，几百级台阶曾是连接山城重庆上下半城的通道。住在歌乐山麓的四川外语学院时，他也要爬学生们戏称的“彩云梯”上下山。“回家走到一半能不走了吗？不能啊，一定要走到顶上去。”杨武能说。
而浮士德不安于现状、敢作敢为、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等精神，也激励着“扮演”他的杨武能在翻译和学术路上一步步攀上高峰。
2004年，杨武能在大学里基本不再授课，时间更为充裕，刚好又受聘担任欧洲翻译家协会的驻会翻译家。尽管已年近古稀，他仍想弥补自己多年前的遗憾——1990年，由于交稿时间紧迫，杨武能统稿的《魔山》出版时为四人合译，前后风格明显欠和谐统一。这一次，他再闯“魔山”，在老伴的陪伴和照顾下，完成了这部经典的新译本。
杨武能说，自己翻译《魔山》前后经历20载，有了“魔山”之旅的历练和积累，他便能以不同的眼光观察和认识变化了的自己和世界，这大概就是文学翻译工作的最大魅力。“一个翻译家能有机会翻译《魔山》这样一部巨著，并且顺利出版，哪怕为此折腾20年，甚至耗去更多的时间精力，我看仍然十分幸运。”
近年来，杨武能渐渐将重心从翻译转移到讲学。他利用重庆图书馆举办“格林童话之夜”的机会，与小读者们近距离交流。2022年，因为“不满足于文学翻译的成就和影响”，已经84岁的他在重庆图书馆“巴蜀译翁文献馆”的基础上，推动创建“译翁书院”，准备不定期在此讲授歌德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以及德国文学和文化。近期投入时间精力的《译翁说书》，也是他讲学计划的一部分。
回顾人生，杨武能说，自己成为一名文学翻译家是误打误撞，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命运）对我太好了。叫我再选职业，我也许还做这个。” （记者周文冲 刘梦妮）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从京庵堡、纸白湾到永和村——漫谈绥德紫柏湾
从京庵堡、纸白湾到永和村漫谈绥德紫柏湾文/李强国
我写《蒲家圪崂》一中时，知道这是个古老的村庄，村里还有一个较大的自然村落叫康家湾。朝南山坡上去是康家峁。顾名思义，在很古老的时候，这里便是康家人生活的家院。
康家峁相邻之处有一块高地，叫上庙梁，也是康家的祖茔，老人们讲，康家的祖茔有过望柱。仔细分析，叫庙的地方，是否在更古老的年代建修过寺庙，如果不是，这康家的视茔埋的一定不是普通的庶民百姓。
康家人什么时候住在这康家湾呢？康家没有家谱，祖茔上的墓碑也荡然无存，对于绥德这块历来兵家必争之地来说，生活在这里的康家先祖们也一直处在多事之秋，很少有安宁的日子。
手中没有更多的资料能说明康家最初到绥德的准确时间，也确不定他们是由河南移到甘肃，而后入绥德的，或者是由西域康居国人进入陕北的少数民族同化为汉族的康姓人。历史，总会给未来人开几个玩笑，留下几道无法解开的难题，因而就衍生出了不少的传说来。
以现有的资料查找，西域的米居国米姓人在八百年前来到了绥德，绥德现存的金大定钟上就有米佺，米民题名。虽然那口钟上没有康姓人，就不能确定那时的绥德土地上不生活着康姓人，因为绥德多地的乡村里，还有以康姓冠名的地方名，虽然那些地方上今天没有康姓人生活在那里，在古时候一定有。
绥德残存的古碑中，最早出现康姓题名的是合龙山万历十七年二月创建的接引寺纪念碑上。碑文由绥德贡生白比珩所撰，信士题名多出自以武起家和以儒为仕的功名人，或者是富商与地主。仔细查阅，康家有康月、康天叙、康库、康守贤、康守贵五人，说明那时当地住有不少的康姓人。
康家人什么时候离开蒲家圪崂里的康家湾，他们又去了哪里？当然，紫柏湾和康家湾共有一座山梁，康家湾在山阴，紫柏湾属于山之阳。至今，紫柏湾的康家人认可上庙梁的康家祖茔地里埋着他们的祖先。因此，紫柏湾的康姓人来自康家湾的可能性比较大，他们有了条件后，从背地迁往于阳坡，择地栖居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从周边散居的康姓人分析，康家湾的康姓人存在着南移的迹象，拿紫柏湾康姓人的说法，田庄、清涧、子长多地的康姓人都是他们的宗亲，可能是由紫柏湾移居出去的。
我想，清涧康家湾的康姓人也许来自蒲家圪崂康家湾的，只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这种事例很普通。石家湾镇刘家沟村有个地名叫双庙湾，那里有庙，村里刘姓人移居到了古称的大斌县后，将自己住地改称为双庙湾，这个村名在今天的子洲县。宋朝山西马家塌的马姓人西移到绥德，在今天的蔡家畔陈家山下扎根，将自已住地题名为马家塌，到了明朝这支马家出了一位叫马汝骥的名人。这些沿用故地旧名的古人，是怀古念旧不忘先祖的一种情怀表达方式。
清涧县康家湾康姓人在明朝天启五年出了个进土，他叫康运泰，字，贞元，号虞，历任中书舍人，吏部主事，文选司郎中，他和紫柏湾康家应该是同宗。
清朝顺治十七年，田庄镇卧龙寺碑记中有康运景、康运观、康弘谋题名，和天启五年进士康运泰比较，不能排除他们是同宗同辈份的关系，也不能排除康运景、康运观是清涧籍人了。因为，过去田庄镇一半属清涧一半属绥德，也因人口移动不愿改籍贯而出现插花地的情况。
康熙四十七年，田庄庙碑由宽州增生康萧撰文，说明他是清涧籍。信士康滔国，他儿子康凡圃、康凡献是生员，康凡五是贡生；岁进士康世鹏的儿子康肃人是生员，小儿子康临敬。很显然，康家人书香门第，儒雅风范。
一步墕是康家人的土地，康家人创建了永寿寺，没有保存下来最初的创建纪念碑，也就无法知道永寿寺创建的准确时间，但从康熙四十年重修碑记可以看出这一点，重修永寿寺功德主是康秋，会首是康有成，施财人有康国奇等。也许，这一珠林佛地，最初是康家人的家佛堂，发展成为永寿寺，那一定是后来的事。
民国之前，南川人进绥德城，必须通过紫柏湾到一步墕，而后下山绕南关入城。因此古人说:“一步墕为南北通衢，实形势扼要。”
这次重修的是永寿寺关帝、文昌庙，由绥德州牧旗籍李健命善士康秋、释子了悟首董其事，纠工修葺，以达到“风清北漠，武烈併乎鹰场；日暖阳城，文光直射斗牛。庆物华与天宝，正士悉著手裁；咏人杰而地灵，文章尽成忠孝”的目的，寓教于人，淳化民风。
据紫柏湾康家人所讲，当年康家有户地主，生有三子，分别叫康春、康夏、康秋，其中一子瘸腿，不能参加生产劳动，便出家在永寿寺，为佛家弟子了悟，因此，康家分给了悟的一百垧土地，自然成了永寿寺的寺田，这和庙碑上所题的康秋、了悟情况相符合。
康家人自述祖上出过进士，至今的纪念碑还树立在紫柏湾村中的高家峁上，只是字迹剥落，漫漶不清。我没有去求证那块碑记，但我知道，康熙十一年，康家的康九为岁贡。康九之名可能沿用了唐代文人们的俗习，康九应该是族中同辈人排行第九位的男丁，古人雅称贡生为岁进士，举人为乡进土。如果是这样，康家还有许多人获得了这样的殊荣。
乾隆年间，永寿寺两次重修，康家助缘人有康恩、康德、康英、康国良、康国玉、康国正、康国民、康有福、康步宽、康大用、康行之、康凌云、康魁宇、康北宇、康满荣、康化龙、康有粮，康步明等。康家人视寺庙为教育子弟的另一种学校，希望后人从善从良，守德行道，以此净化心灵。
乾隆九年，王家沟村修葺佛庙，题名中有同庄信士康恩，说明当年康恩就住在王家沟。王家沟村和紫柏湾村相连，王家沟村里有股岩层中流出的溪水，在古时候这股溪流雅称“沄溪”，那时这股清流不小。王家沟村王训贤是明代嘉靖十六年举人，赵城县知县，是明代进士王毓阳的父亲，有传世诗作《沄溪》：
沄溪出紫柏，滢滢如玉珠。
清幽宜岩月，甘腴泻石酥。
发源吾乡土，寄迹在江湖。
我若乘槎去，还应识忆无。
王训贤在诗中赞美家乡的水，寄托了对家乡无比的热爱之情，但也告诉了我们，紫柏湾这个小村很古老了。
康恩为什么住在王家沟呢？明末，王家沟部分宗亲去了鱼池沟，而康家能给永寿寺捐赠百垧土地，说明康家土地多。我想，康恩住在王家沟，是因为那里有他家不少的土地，他是为了方便管营田亩的。
王家以文举家，家康耕读门第，是不是古人那种“昔孟母，择邻处”的思想，我不能确定。道光十三年王家沟重修佛庙，书丹的是生员康际太，助缘的有康成、康自银、康喜贵。
合龙山作为绥德较大的庙事，从乾隆到道光年间，康家助缘合龙山的有康万年、康怀信、康有禄、康富祥、康万廒、康祯祥、康一万、康喜珍、康喜章等，这些出钱的人目的不是逐利，出于信仰，留个好名声，像老话说的那样，人活着留个“名望”二字。现代人也一样，总希望他人认肯自己，这是出于人性的本能，不是邪念妄为。
乾隆至嘉庆年间，砚池坬、高家崄、米家崄、王家崄、郝家桥、永寿寺、黄家坬、石家沟等村，康家助缘人有生员康生秀、康英先、康殿秀、生员康丕泽、康尔全、康士文、康顺、康满顺、康殿兴、康有仓、康有信、康有福、康攀荣、康行之、康兆宇、康万厫、康大荣、康满荣、康生龙、康庚云、康化龙、康亮宇、康凌云、康万宁、康家珍、康珍怀、康怀亮、康登第、康更云、康世宁、康喜年、康万保、康雷保、康士贞、康山、康有龙、康喜军、康时文、康大云、康尔义、康尔智、康喜顺、康辉普、康世雄、康世兵、康世和、康世云，众多的题名人大都出自嘉庆年间，有不少人多次出现在古碑中。这一时期，应该是康家人口速增的阶段，源于康熙乾隆百年盛世之功。他们助缘的行为另有一种原因，那里有他们的姻亲，回归于一种人情世故的社会现象。
这一时期，一步墕永寿寺的主事人仍然是紫柏湾的康氏家族。嘉庆三年重修弥勒佛，督工的是康有仓、康有信兄弟俩，助缘康家有十六人。到了道光年间，重修纪念碑中，经理人是康登云，书丹的是康际泰，助缘人有康祯祥、康廉、康贵祥、康三宝、康和、康回香、康大文。康家仍然是庙事主管，但是比较之前，助缘人少了，可能康氏族人许多化为平民，甚至流落他乡。
纵观周边仅存庙碑查阅，道光年间康姓题名人不多见，道光三十年，高家崄纪念碑中有康希圣、康天赐、康太，康兴帮、康俊义、康学福、康云来，那时，高家岭村属于清涧县的苏帖里，所以，这些题名人中不排除有清涧籍的康姓人，甚至，他们就来自于苏帖里。
咸丰到同治年间，庙碑上找到有康来宜、康三保、康得心、康登信、康汝为、康温、文生康治国、康凤祥。为什么康姓题名人越来越少呢？七月三十一日，我亲自去了紫柏湾，登们拜访了村里的康树喜、康振奇、王兆清三位老人，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事出有因。
同治七年，甘肃回匪窜自南川到紫柏湾，凡牛驴、衣物、口粮，所过如洗，杀掠更为残毒。在沄溪的麻钵处杀了不少人。今人可能不理解麻钵一语，指的是农人秋收后将收回的麻杆泡入水中，过一段时间，麻杆沤了，可以剥下麻皮捻成麻线纳鞋底，也可以打成麻绳。
传说村里有个卓号叫王冰圪举的人，手提枣木棍，背上背个女儿，汉大体壮又会武功，奋力反抗。那些土匪见大队人马已经走远，也不敢踱留。当然，瘟疫和荒年也夺走不少人的生命。
到了光绪年间，只有庙岔的碑记中有康国庆、康良花、康凤来、康南国、康成云、康得方、康受益、康多有、康振云、康凤成、康治家、康天喜、康朋信、康治国、康治喜。紫柏湾的康姓人，不少人还能指出其中某人是他们的先祖。
从今天的迹象看，紫柏湾主要住守康、王、李三大姓人。康家是老户，而后是王家，李家最迟。
王家来自今天的韭园沟，具体是哪个村子也说不清楚。据说王家来紫柏湾是兄弟二人，老大的墓地在羊圈峁，老二的墓地在高家坟。先祖来到村后，把家安在旺庄，这是王宗亮老人讲给我的。他说的旺庄就是树立的石柱，以为是旺柱，因此认为这地方很有名气，可能是墓区，埋有功名的大人物。其实，旺桩就是拴马桩，四棱石柱，顶冠棱型石帽，或者上顶狮子，柱腰穿洞，用来拴马，这也是大户人家以示富贵的标志，平民拴牛马驴骡都是在窄条石上穿洞，拴牲灵方便。虽然这是个平常物件，也确实能证明某一时期，王家人在这里富裕过。
我和王家八十二岁的王兆清，七十三岁的王国庆老人交流，知道王家是和(hong)市里七甲，这和隔山后的王家崄王姓同一甲头，属同一祖宗。
我写四十里铺镇王家坪，发现那里的王姓人明初为军户，都是百户王钦家族人。这支王姓人的发祥地在王家石畔。而韭园和(hong)市里七甲王家和百户王钦应该是一脉相称的。明朝正德十五年绥德卫井家沟古佛寺钟铭中有修造功德主百户王钦，其家族王姓题名计二十五人。那时，王家军户、生活条件犹胜于民户，因此，人口发展速度快，散居周边村庄是自然现象。至于紫柏湾王姓人所说的先祖是从山西沟崎岖畔过来的一说，我不敢给予结论。
在王家人的记忆里，自家人中出现过一位善于挣钱的秀才，世人称他为先生。先生手中有钱后，便云游于山水之间，吟诗作赋。归来后，儿子修建了二层楼房，得意地问他父亲何处有缺隙。他父亲慢条斯理，半天说了一句话，还缺两个耳环子，不给订上两个铁耳环，卖时不方便。
老先生这话不中听，是在臊打他的儿子，恨儿子不争气，只会弄家产不会挣家当，迟早这个家会败在他儿子的手里。事实后来的情况怎样，没人告知。仿佛后人关心的是王先生说的那句话，说那句话说的巧妙，等于说王先生有智慧。据说王先生文墨好，写的一手好字，教出了许多优秀的学生。他可能性格有点古怪，才有了后人饭前茶后的谈资。
至于王家什么时候来到紫柏湾的，王兆清老人说，应该在乾隆年间的初期，有关王冰圪举的传说，村人说确有其人。在旧时代，这样有侠胆义感的人应该还有故事，他手提枣棍独战匪徒能传到今天，是村人感恩情怀的一种真情表达。在村人的心目中他是英雄，好像救了不少人的性命。
王家住在村中的前湾，是和住在后湾的康家相对而言的，相当于前庄和后庄之分。又有王家人说，王家所住的地方有个古名，叫京庵堡。
康家和王家之间，有个土峁子，那里住着李家人，村人将李家的居所地称为李家圪堵，李家来自邻村赵家塔。最初，李家和王家都住在旺庄，旺庄沟深有七八华里，一上山便是一步墕，移至河口是后来的事。
八月一日下午我又去了紫柏湾，随我而去的还有高浩和他的弟弟。在路边，我们来到了李天武家。
李天武把我们接到屋前的圆桌旁，搬来了椅子放上垫子，剥开猴王烟，又杀西瓜，真忱，热心。我们是陌生人登门，他们却如此这般好客，很感人的。
在交流中，他对家史不太了解，只知道最早的祖坟在赵家塔，长辈们在赵家塔分过坟会。他有一儿一女，女儿上初中，儿子上大学。我们说话之间，他的儿子拿来几串烤肉，分散给我们。当我们告别时，他指着院里种的茄子、西红柿、豆角说，种的多了吃不完，说话间就到地里给我们要摘菜。我带着感激的笑容向他们招手告辞。
走到一坬枣树下，我忽然心血来潮，便在心中默默吟诵：
山村多茂树，香径通人家。
翠叠斜阳笑，风传烟酒茶。
我们爬坡路来到李福高家，他说自己在村里多年任村干部，没文化，也不盘古论今，先人们从赵家塔移到这里大约七八代人了。因为两村紧邻，过去这里有祖上的土地，或许这土地就是买康家的，为了种地方便，就在自己山田的边畔坡坬上修切窑洞。要知道那时候土地私有，如果不是自家的土地，那还有李家圪堵这个自然小村吗？
李家又有人说，他们本是山西李家崖(nāi)人，在李家大槐树下聚齐来到绥德的大会坪湾，后来又移居到紫柏湾，砌窑三孔，并植有许多枣树，传到现在约有十四五代人了。
这种说法有些模糊。大槐树下移民一事绥德州志没有记载。山西平遥一带四县人是由明朝洪武九年来绥德属于军户。大会坪湾有高家渠、白家岭、马家楼、马家砭、张家崖(nai)、雷家崄、蒲家崄七个自然村,属于常宁里七甲。
在辛店周边，明代住有李家人是李简的家族，他们来自延川，嘉靖年间移居到了韭园的李家寨，崇祯出过李国栋、李国梁两位亲兄弟总兵，这个家族枝繁叶茂，当然也有散居城内和周边村庄的子息。对于紫柏湾的李姓人来说，没人知道他们之间是否有关系。李简的家谱属于常宁里二甲，普系中不记载着于李家塔的关系。
如果是本县石家湾镇李家崖(nǎi)分流出去的后人，这或许是有可能的。这支李姓人本是安徽人，元朝时由甘肃东移而入绥德，明朝万历年间出过进士李时馨，部分人散居到城内，鱼池沟村有他们分支的祖坟，那里埋葬看李家锡字辈人，而一步墕的官道峁，又开墓地三垧，埋葬着李维佃长孙李万林。
紫柏湾村民说，古时候这个小村叫京庵堡，而后为永和村，因为村人在这里操纸为业，又改称为纸白湾，后人叫走音了，就成为紫柏湾。
京庵堡之名无法查证，如同王家崄村人所说的村中古时候有桥陵县一样，即便村里有城隍庙为证，但没有文字记载证明这些地名产生于那朝那代。
永和村之说还是有些道理。前几年我去赵家屯村，村里娘娘庙破碑上记载为永和村。紫柏湾为永和村之说，原于村中石壁上有这样的题字。
明朝嘉靖之前，绥德州编民户十图为民籍，西北方为兴贤、和市、永和、仁义、福兴；东南为常宁、伏洛、佛子、新安、义让，州城内为宣化坊、庆丰坊，凡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成化以后，州内人口外逃锐减，包括军户在内。因此，嘉靖元年，重编民籍为永和、和市、宣化、常宁、兴贤、义让、福乐七里。福兴、新安、仁义三里编入永和里，天启年间，佛子并入兴贤里。
最初的永和里从西山寺始一直到苗家坪，一直往西分别为福兴、仁义二里，至周崄以西十里处，而新安里在田庄往邓家楼沿线。因此，嘉靖之后，紫柏湾由新安里改入永和里了。
紫柏湾人说，石壁上残存的字可辨认的是“永和”二字，没有村字，这是后人猜想的。再说了，嘉靖年间的王训贤有“沄溪出紫柏”诗句，说明紫柏湾之名传了五百年的历史了。所以，“永和”只代表这里属于永和里，或者嘉靖之前后，这里迁来了一支永和里人。
村中的三大姓，王家为和市里七甲，康家由隔山过来的，旧属永和里，地理位置分析原属于永和里四甲。多数土著不记自己的里甲，走出里甲范围的人都会记住这一点的，因为旧时的神汉巫婆设坛布阵，都要追踪先祖，就连给家户人家说平安书的书匠，也要求这一点的。
如果“永和”二字不是康家人所留，可能是李家人所为。那么，李家来源有三种可能，一种来自西川的大户，即李家崖李家或者是五里湾李家；一种来自当年永和里地散居的小户李姓；第三种情况是其它地方的李姓人移到赵家塔后归了新籍。这种情况在旧时代屡见不鲜。比如蒲家圪崂的李姓人来自五里湾，旧属永和里三甲，后来入城经商编为宣化里七甲，即使后来移居蒲家圪崂永和里领地，仍保持宣化里七甲的甲头。
纸白湾变成了紫柏湾，这是当地人对某些字的读音发生变化造成的，比如老王讲他们是和市里七甲，这“和”的读音是hong，田庄的张和家沟，是以张姓与和姓合在一起题名的村庄，这个和姓的“和”，老年人还总是读hong，这种情况不少见。再如绥德村庄名多用“崄”字，古碑上都是这样写的，如今用“崄”的地方都改写成了“硷”字。保持原字原音的都是不识字的老年人和妇女，改写用硷字和读音的是今天的读书人。从地貌上讲，用崄比用硷更妥贴。因为，在过去陕北人j、q、x不分，还有地名村名所用的“坬”字，许多人一下子以“洼”代“坬”，陕北的山坡陡坬都变成了山泽水国。一步岩康熙年间的碑记写的“一步墕”，也有写“一步厓”的。后来知州大人大笔一书“一步岩”，让这块土里土气的黄土墕口变成了嶙峋的怪石。
紫纸湾临淮宁河和沄溪水，是水石相连的地方，无论制纸浆和捞纸都十分方便，何况村里出土过滚纸桨的石槽。不过，纸白湾之名是在五百年之前的事了，可能那时这里沿河边都是手工造纸的大作坊。
我第一次去紫柏湾是在二〇〇四年正月，好友康振亚请我去村里搭建灵堂和彩门，说他九十三岁的奶奶去世了。人生大事，莫如亲丧，我尽力所为。
在丧礼上，康家人一改家乡陈风旧俗，将过去头戴麻冠身披素衣手持丧杖改为臂挽黑纱，免去兴兴拜拜，用哀乐祭典，寄托哀思。入土为安后，孝子以序排列，长子训话，以振家风，崭新风尚而不失儒雅。
为了更好地了解紫柏湾的故人旧事，我事先约好村里的康春娥和王斌，他们是我高中同学，两次村访，他们从始至终一直陪伴我走家入户，走那家那户，都是他们为我作了安排。
我先后两次访问了村里的康树喜、康振奇、王兆清、李天武，李福高、王国庆、王宗亮等老人。当问到村里解放前有哪些更值得记忆的人和事时，大家推崇一位已故老人，他叫康柱业，说他有本事，开眼界，识大体，懂世理，人很善良，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特别是康振齐老人，讲到高兴处手舞足蹈，象个孩子。那天在他家，他一边杀西瓜一边讲述康柱业的故事。
康柱业爷爷的叫康智喜，生有四个儿子。时至清朝末年，天灾人祸连接不断，康智喜两个大儿子去了子长的冯家坪开荒求生，三儿和四儿在家耕耘，康柱业是老三康自福的二儿子。老二康自来生有五个女儿没有儿子，没有儿子不算有后，康柱业就给他二爸康自来顶门立嗣。在他十二岁那年，他的父亲因地主逼债无能偿还而自尽，康柱业便给王家沟村王世昌家放羊，以劳抵债，三年未取分文。十五岁那年，他去了子长县张家湾开荒种地，为给童养媳的妻子办婚事做准备。十六岁那年，他将妻子从一个窑洞抱进另一个窑洞就算完婚了。
白手起家的康柱业，三年学会了木工手艺，比他小两岁的妻子勤劳持家，俭以养德，一家人的生活渐渐好转，有了五个儿女后，已是远近闻各的殷实农家，这与他勤劳治世的吃苦精神是分不开的。田庄有匾题名，当年的地主王世昌捐款十元，康柱业捐款三元，这是民国二十七年的事，两人一比较就发现康柱业兴家有方。
一九四七年，康柱业几年采石备粮，准备起造新窑，却被进犯陕北的胡宗南部下洗劫一空，他的生活回到了一穷二白的从前。
当地的反动分子十分猖獗，有一次反动分子进村逐户排查,将游击队营长张子玉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强行扣押。康柱业深明大义，不顾一家人的生命安危，发动群众将周边开明的村民联手，跟反动分子斗智斗勇，费尽周折，最终将张子玉的家人从虎口里抢回来。当年秋后，白军撤往延安时，动员村里人逃往延安，身为村主任的康柱业挺身而出，竭力劝阻父老乡亲坚守故土。
解放军攻打榆林城，康柱业动员村民积极支前，毫不犹豫将家中最值钱的那头大扇驴捐了出去。
康柱业生有五子二女，无论生活怎样艰难，他先后把儿女送进学校，希望他们好好读书学文，将来有用于家国。
一九四九年冬季，康柱业积极倡导办学，筹谋选址备料。一九五〇年春，他联合了王家沟、紫柏湾、马家坪、赵家塔四村在马家坪村创办了民办公助的马家坪小学。他聘请教员，筹备资金，修造校舍，制作桌凳，改善办学条件，担任理事会的会长兼校长，多次受到政府的表扬。他和关中来的萧志勇老师亲密无间，每逢过节请老师在他家吃饭。若有远道而来的老师家属，他会在农家院里腾一孔窑洞让老师的家人住，备办柴炭和所需物资，教他们种菜。后来萧老师离开马家坪，还和康柱业书信往来互报平安。
我细心倾听康振齐老人列举康柱业生前好心为民的件件往事，很感人，村里人时至今天还滔滔不绝夸他是大善人，说明他确实做了数不清的好事，他不会给人锦上添花，乐于给人雪中送炭，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明乡绅。
康振齐告诉我他自己的故事，说他从小爱扭秧歌，唱秧歌，打伞头，编小剧，扮角色，是村里闹红火的积极分子。虽说这些事儿不赚钱，自己开心，还受人欢迎。打伞头不容易，要即兴发挥，秧歌词要随口而出。
咱陕北人爱开玩笑，酸曲唱的多。比如说，前边有位行走的大姑娘，伞头就会即兴唱到：
前面的花大姐等一等，
听我给你说分明，
咱俩那事儿别外传，
我爸爸道了要打断(我的)筋。
也有女伞头，照见迎面而来的俊后生，就会唱到：
上河的鸭子下河的鹅，
你是我的亲哥哥，
有心去见哥哥的面，
害怕浪大过不了河。
这些调笑的秧歌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增添喜庆的氛围，并没有什么恶意。
在那个媒人牵线父母作主的年代里，康振齐说他的婚姻属于自由恋爱，放到今天时人的身上也不落后。妻子是本村人，爱看红火，两家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眉来眼去的时间长了，话不多说，两个人心里都明白，可以说自己拣了个便宜。可惜她后来生病了，在十几年前就走了。他说这话时，脸上的笑容有点不自然，而我笑不出来，心里泛起酸楚的味道。
我急忙调转话头说，现在村里最优秀的家庭数谁家。他说，要说还数康柱业的后人，他的七个女儿，六人是党员，都是处厅级干部，还是他们的老子做好事积德积了阴功，才有这么好的回报，如今他们都生活在大城市，紫柏湾只能留在他们的记忆里。
其实以我之见，康柱业一生行好向善，精心培养儿女，良好的家庭教育成为儿女们成长的结实基石，他们继承了家庭良好的传统，努力向上，不断进取，才有了事业有成的美好未来。
我两次家访紫柏湾，得到了村人温暖人心的笑容，得到了我同学康春娥、王斌从始至终的协力相助，是他们带进我所访问的那些人家，消除了所有人之间的陌生感，并在微信中反应过去的村人村事。还有开私家车的李占军、雷亚萍，王魏，是他们把我送到紫柏湾，又把我接回家。在这些人的身上，体现出了老前辈康柱业那种不图回报施恩于人的扑实善良的美好品德。
当我停笔结束这篇考查短文时，我又想起从紫柏湾走出去的一位知名人土来。自从和他相识后，他每次回绥德抽空和我见面，拉话，送我书，赠我字。他永怀故乡情，不忘家乡人，真诚热烈，让我难以忘怀。他叫康震，康柱业的孙子。
2022.8.4
本文作者李强国先生近照
作者简介：李强国，男，陕西省绥德县张家砭镇五里湾村人，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乡下，农民，喜好诗文，偶有作品面世。
“今年是我最不希望漠河火的一年”，“漠河舞厅”往事：90年代初，老板穿三千多元的衣服
看着动图里跳舞的老人，李金宝脑子里浮现出一个人。他告诉新京报记者，2019年的确经常有个老人来舞厅跳舞，别人都是成双成对跳交谊舞，只有他一个人跳独舞。“他挑曲儿呢。他喜欢节奏感强的，抒情的那种他还不跳。”
“一蹲、二起、三摆架”。
11月6日晚上，中国最北端的小城漠河，55岁的李金宝展示了一段舞技，他搂着舞伴，反身、倾斜、摆荡……旋转在偌大空旷的舞厅中。《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是一支慢三舞曲，抒情的舞灯时明时暗，摇曳生姿。
10月下旬，一首《漠河舞厅》歌曲爆红，将这家东北边陲小城的舞厅推到了聚光灯下，创作者柳爽介绍，歌曲以舞厅里一位独舞老人“张德全”（化名）和其在大火中失去的亡妻的故事为创作背景。歌曲里忠贞的爱情故事，唤起了人们对发生在1987年的大兴安岭“五·六”特大森林火灾的沉痛记忆。
火灾之后，漠河重建，当地出现了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私营大众舞厅，成为除电影院之外最受当地人喜爱的休闲娱乐场所，也见证了漠河人漫长的自我疗愈与生活复苏。作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众流行产物的舞厅，在漠河被赋予了另一层特殊的意义。
但此后三十多年间，舞厅从顶峰走向衰落，并一度断档，直到2018年年底，李金宝的舞厅开张。
当年跳舞的人老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年轻的“张德全”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座边陲小城，交付半生青春。如今暮年已至，一部分人搬离漠河，还有一部分人选择留下来。
由于疫情等压力，舞厅经营惨淡，李金宝一度想把舞厅关了。随着《漠河舞厅》的走红，他改变了想法，“把舞厅开下去，让跳舞的老人们能一直跳下去。”
2019年12月，柳爽在舞厅拍到的独舞老人“张德全”。受访者供图
寻找“张德全”
那是一家不起眼的半地下室，坐落在漠河的商业区。
入冬之后，漠河的白昼越来越短。下午4点左右，小城暮色四合，地下室门匾上“舞厅”两字的霓虹灯亮了起来。门匾左边竖着排版的“漠河”两个字，还没来得及装上灯带，看起来毫不起眼。这是李金宝几天前才替换的名字，在此之前，他的舞厅叫做“梦知艾”。
从台阶下去钻进室内，是一间约400平方米的长方形空间，室内光线暗淡，暧昧的粉红色灯光撒落下来。舞厅左边靠墙放着一排整齐的座椅，叫做“普座区”，收费5元；舞厅右边几张桌子和椅子组成“卡座区”，桌上铺着绿色的台球桌布，盛放着一盘糖果，这里的收费是每人10元。
黑龙江疫情持续收紧，李金宝的舞厅有一阵没有营业了，整个大厅空落落的。
下午五点多，漠河文旅局局长冯广庆来到了舞厅。自从《漠河舞厅》火了之后，他经常来舞厅找李金宝。
他刚来不到几分钟，一个穿着黑色羽绒服、裹得严严实实的年轻人探头钻进了舞厅。他操着一口广东腔普通话问道，“这里是不是漠河舞厅啊？”他是柳爽的一名粉丝，1996年生的小伙子，从深圳飞到哈尔滨，又转乘绿皮火车花了十几个小时才来到漠河，只是为了“见一见真正的漠河舞厅。”
冯广庆有些激动地揽住他，“你是第一个来打卡的粉丝，来，我们必须合个影。”
冯广庆今年53岁，平时喜欢玩短视频。出于文旅行业的工作习惯，他经常会搜索全网的漠河元素。《漠河舞厅》这首歌他去年就听过，但是没怎么留意。
漠河文旅局的视频号由一名90后年轻人运营。今年3月，文旅局的视频号曾经发过《漠河舞厅》歌曲，但没激起什么水花，冯广庆没太关注。直到10月中旬，这名年轻人把歌曲背后的这段爱情故事提炼出来，以旁白配歌曲的形式发在短视频上，突然就“火得一塌糊涂”。
处于舆论中心的李金宝，显然消息滞后了很多。10月中下旬的一天，漠河当地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来拍舞厅，跟他说，“你这舞厅火了你知道吗？”，李金宝一头雾水，“我不知道哇。”记者翻出手机里的短视频，“看这是不是你的舞厅？”
这是李金宝第一次听《漠河舞厅》这首歌，并且知道了舞厅爆红的原因：一位叫“张德全”的老人在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事故中失去妻子康氏，此后他三十多年未娶，为了纪念爱跳舞的妻子，老人经常来舞厅独舞，老人跳舞的舞厅正是李金宝的舞厅。
看着动图里跳舞的老人，李金宝脑子里浮现出一个人。他告诉新京报记者，2019年的确经常有个老人来舞厅跳舞，别人都是成双成对跳交谊舞，只有他一个人跳独舞。“他挑曲儿呢。他喜欢节奏感强的，抒情的那种他还不跳。”
但李金宝没有跟“张德全”说过话，并不清楚他的故事。舞厅只开半年，从10月1日开到来年5月1日，夏天地下室太凉，人们喜欢在广场上跳舞。等到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冬天，舞友们才来暖和的舞厅。去年开始，由于疫情，舞厅更是开了关关了开，李金宝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张德全”了。
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副馆长马景春也注意到了“张德全”，纷至沓来的媒体电话打到了纪念馆，马景春翻阅了漠河县城范围内的遇难者名单，并没有找到一位康姓遇难者。《漠河舞厅》制作人柳爽告诉新京报记者，“张德全”系化名，故事加入了一定程度的文学想象和细节填充。
虽然“张德全”的故事暂时无法考证，但马景春觉得，“张德全”就是老漠河人的缩影，1987年那场大火发生时，男人们都去了山上打火，遇难者大部分都是留守在县城的妇女儿童和老人。马景春记得，2008年五·六火灾纪念馆新馆扩建时，一位开出租车的男人气势汹汹地冲进纪念馆说，“我要看看这馆里有没有我家人的照片，如果有，甭管哪个领导允许的，我都要撕下来带走！”
那时候马景春还是一个讲解员，她带着男人看完了布展照片。发现没有自己的家人，男人悲伤地瘫坐下来，马景春才知道，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在这场大火中丧生。
“我太理解他的那种痛了。”马景春说，大火给她留下了长达数十年的心理创伤，她每个晚上都会反复梦到着火和躲火，“那是一辈子都无法忘的记忆。”
11月5日，记者参观五·六火灾纪念馆，进馆后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日历塑像，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火灾起火的日子。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惨痛的回忆
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位于漠河中华路上。进入纪念馆，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被烧毁造型的日历塑像：1987年5月6日，星期三。
火灾纪念馆官方资料中记载了这场大火的缘由：1987年5月6日上午到5月7日上午，因清林作业员吸烟将没彻底熄灭的烟头扔在草地上、违规使用割灌机等行为，一共导致五处地方发生火灾，这五起山火经防火部门积极组织力量进行扑打，5月7日中午火场明火被扑灭，火情得到控制。
然而这天中午，漠河境内天气突变，刮起了8级以上的西北风，使河湾、古莲两处火场内死灰复燃。在古莲火场，龙卷风将火舌从地面卷上树梢，火头高达几十米、上百米，火势形成人力不可遏制之势，把扑火队伍逼回县城。
那一年，21岁的李金宝才从吉林老家到漠河两个月，他不喜欢种地，于是来漠河当瓦工。那一年，马景春还是一名初一的学生。当天上午考完期中考试，下午自由活动，她和两个小伙伴在家附近打羽毛球，风太大，羽毛球顺风跑，马景春不得不把球拍放在绊子垛上，和小伙伴们告别回家。
根据他们的回忆，当时县城的人们隐约感受到了不安。天空笼罩在烟雾中，灰蒙蒙一片，看不到火情，但呛得人直咳嗽。回到家里的马景春焦虑地问母亲，“怎么感觉火要着过来（县城）啊？”母亲说，“不能够吧。”在漠河，年年都会发生林场着火，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但从没有蔓延到县城过。
很快，人们察觉到不对劲。傍晚6点左右，马景春和家人冲出了家门。烟雾遮天蔽日，大街上全是拥挤的逃难人流，哭声喊声汽车喇叭声连成一片，仿佛世界末日来临。马景春原本和弟弟牵着手，但被人群冲散了。风卷起漫天的小石子，砸在脸上生疼，马景春顾不上那么多，她扒上了一辆开往部队大院的车。军人俱乐部东面有一块很大的空地，部队官兵协助救援。马景春到的时候，已经有两千多人在那里避险了。
其他的逃难人群涌向了附近的河边。当时李金宝原本在家带表弟表妹，大火逼近后，他们随着人流逃向了一百米外的大林河桥下。河边没有易燃物，被认为是最安全的避险地，李金宝跳进齐膝深的水里，躲过了一劫。
5月7日晚8时，从正北、西南、西北三个方向扑来的火头同时会聚在漠河县西林吉镇，镇内大树被风连根拔起，直径1厘米粗的铜质高压线被大风扯断，板皮、棍棒和屋顶上的铁皮瓦一齐被卷上半空，民房腾起数十米高的火焰，浓烟遮天蔽日，火光照得满城通红，整个县城一片火海。
据官方资料显示，“五·六”特大森林火灾火场总面积为1.7万平方公里（包括境外部分），烧毁林地101万公顷，境内被烧毁的各种房舍达63.65万平方米，受灾群众5万多人，一万多户居民无家可归，211人在大火中丧生，266人受到不同程度的烧伤，有的造成终生残疾……
漠河县城不大，常住人口五万多人，遇难者、伤者和幸存者们或多或少有过连接和交集。对于马景春来说，那些案例不是数字，而是身边熟悉鲜活的生命。那个下午和她打羽毛球的小姑娘一家三口全部被烧死；马景春嫂子的姐姐，一个一米七的漂亮女人，被发现时遗体“就缩在一起，特别小”；还有马景春的老师，一家七口被烧死在地窖，那天老师上山打火，妻子和妹妹带着5个孩子在地窖躲火不幸遇难。老师的妹妹，从四川来漠河生二胎，没想到孩子刚生下来不久就遭此厄运。自那之后，这位老师精神失常，不得不回到了四川老家。
这场持续了28天的大火将漠河县城夷为平地，焦黑的土地上，只剩下突兀伫立的烟囱。
漠河舞厅在一家半地下室内。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漠河舞厅”的前世
漠河是中国最北部的一座边陲小城，地处大兴安岭地区，拥有丰富的林木资源。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兴安岭地区经济富饶，每到春秋时节，大量外地人涌入大兴安岭，被林场雇佣为临时工、季节工。
中国青年报1987年的报道《红色的警告》中这样描述上世纪80年代的漠河：“经济效益相当可观，地方上仓廪充实，县上花钱手脚也大，办公大楼、各项公益设施建造得都很漂亮。”
据多位漠河居民告诉新京报记者，火灾之前，不少家庭已经拥有了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林场职工是“香饽饽”的工作，每月能挣六七十块。县城里有两家电影院，逢年过节很是热闹。火灾之后，除了居住的房子，漠河人的生活也一并被烧毁了。
《漠河县志》记载了漠河重建的过程。灾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35000多人的建筑大军，奋战250个日日夜夜，建成房屋95万平方米，1万多户灾民全部搬进了永久性新居。被大火烧毁的各种生产设施：包括大型贮木场、铁路专用线、公路桥梁、输变电线路和通讯线路等全部恢复。
1988年10月20日，黑龙江省灾区复建指挥部召开总结表彰大会，宣布“大兴安岭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工作取得全面胜利。”
人们心灵和精神创伤的恢复，却更为隐秘和漫长。很长的时间里，有人听不得警报声，有人戒了烟，还有人看到绊子垛，下意识想远离。在这样的背景下，漠河第一家私人承包的舞厅，“百乐舞厅”在1989年诞生了。
59岁的顾兆发是李金宝的哥们儿，也是漠河最懂舞厅的人，上世纪90年代初他在几家舞厅都当过键盘手，后来又经营了漠河唯一一家舞厅长达10年。
顾兆发记得，最初的“百乐舞厅”开在漠河总工会的二楼，舞厅里设备简陋，卡式录音机放歌，只有一盏舞台灯。简易的舞厅出乎意料地受到当地人的热捧，普座票3元钱，卡座票5元钱，而当年一张最贵的电影票只要2毛钱，一盒火柴2分钱。
市场竞争很快在漠河打响。一年之后，“百乐舞厅”附近，一家更豪华气派的舞厅“大世界”横空出世，老板从佳木斯请了弹键盘和吹萨克斯的乐手。“百乐”不甘示弱，也抛弃了原来的卡式录音机，引入现场乐队，一时两家难分伯仲。再后来，文化局开了一家国营性质的舞厅，也加入了抢客大战。
顾兆发流转在这几家舞厅之中。“舞厅有句话叫‘铁打的乐队，流水的歌手’”，顾兆发说，在舞厅，乐队通常只有一个键盘手，是最重要的角色。他年轻时喜欢音乐，自学了电子琴。有一次，百乐舞厅聘用的文工团键盘手有事来不了，顾兆发顶替上去。舞厅老板相中了他，顾兆发就成为了舞厅的常驻键盘手。随着知名度的提升，其他舞厅开出了更高的价格挖他。白天，顾兆发在机关单位上班，晚上，他一头扎进“歌舞升平”的舞厅。
那是正宗的“漠河舞厅”，暧昧旖旎的灯光流泻穿梭在舞厅各个角落，键盘手熟悉时下所有的流行歌曲，同时掌控着灯光的明暗和节奏；歌手得是流行通俗的声线，《走四方》《祝你平安》《当兵的人》《月亮代表我的心》等歌张口能来；舞池中，快四、慢四、快三、中三、慢三……舞步旋转进退；中场休息时，年轻人喊“来一曲迪斯科！”顾兆发拧开录音机，放一支蹦迪曲，调一个动感的灯光，然后往椅背上一躺，喝口水，抽一根烟。
火灾之后第二年，李金宝结了婚，他下海经商，跑过蔬菜运输，卖过磁带光碟，上世纪90年代初，他倒腾起了服装买卖。生意很赚钱，那时候他穿三千多元的衣服，进货时身上绑着数万元现金。冬天天黑得早，下午四点多就收摊了，其他店主带着他走进了五光十色的舞厅。李金宝坐在卡座上眼睁睁地看，被人撺掇着走进舞池。渐渐地，他从一开始经常踩到女伴的脚，到后来几乎通晓所有舞步，成了舞厅常客。
马景春和家人在1987年年底搬进了还没完全封顶的新家，直到次年无霜期过了，房屋才完全修好。16岁那年，她在漠河本地的幼师学校读书，全班42个同学都是女生。她形容，每到寒暑假，她和同学们就像是“长在舞厅里一样”，一大群青春漂亮的女孩子走进舞厅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为此她们常常获得免单的优待。跳舞是幼师专业女孩们的强项，42个女同学互搭舞伴，一半人跳男角，一半人跳女角，马景春的男步跳得最好，有时候她们还会跳“十六步”集体舞，“几个女孩子聚在一起走花样”，引来阵阵喝彩。
据《经济观察报》2008年的报道，上世纪90年代末，大兴安岭陷入了资源危机和企业危困的“双危”境地，林区大批职工下岗，“买断”后的林场职工离开了漠河。人员流失，舞厅不再处于顶峰状态，最后一家舞厅“大世界”2000年开春后也“黄了”。顾兆发跟妻子商量，“要不咱们开一个，我瞅着舞厅还挺好的，还能挣点钱”，2000年8月，顾兆发把“大世界”盘下来，开了一家“满庭芳”舞厅，他掌管舞台，妻子负责吧台。
常年浸淫舞厅，顾兆发懂运作也有熟客资源，舞厅常客一百多人，逢年过节能达到四五百人，一个月就能赚回一年的房租。顾兆发说，舞厅是个小社会，“什么人都有”，失意的男人，离婚丧偶的女人，上班的，个体户，“有搞暧昧的，也有干仗的。”作为漠河唯一一家舞厅，“满庭芳”经营了十年，享受了最后的辉煌。
2010年，舞厅所在的老干部局拆迁，舞厅最终关门。
李金宝建的舞友群，舞厅开业时会在群里通知。一位群友感叹，跳交谊舞的人都老了。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失败的生意”
此后近十年时间，漠河再没有一家大众舞厅。当年跳舞的人也老了。漠河的舞友们分成了两拨，一部分人投向广场舞的怀抱，还有一部分坚守交谊舞的阵地。社区开了活动室，两派舞友错峰租借，每人收费6元钱，明晃晃的白炽灯，一个能放音乐的录音机，就能尽兴舞上一曲。
李金宝后来承包了一个施工队，收入不错。休息时间，他去活动室跳舞，但总觉得“差点味儿”。有一年冬天，舞友们集资租了一个活动场所跳舞，李金宝认为这是个商机，他想干脆搞一个舞厅副业，一来满足自己的“舞瘾”，二来，至少还有这一帮舞友是稳定客源，“能赚点钱。”
李金宝找到顾兆发商量合伙，但顾兆发拒绝了。即使开舞厅的那十年生意不错，顾兆发还是清楚地感受到，舞厅的时代谢幕了，“我说你要开自己开，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
2018年临近年末，漠河商贸街有一家地下旱冰场关停转租，长方形空间，水泥地，年租金两万元。李金宝看中了这块场地，立刻租了下来。2018年12月28日，他在朋友圈吆喝舞厅正式开张，店门口大张旗鼓地架起了“开业大吉”的气拱门。
李金宝找来顾兆发在舞厅弹琴，还聘请了一个歌手，刨开支付乐手歌手的费用，几乎不剩下什么钱。为了削减开支，他把现场乐队替换成了音响。2019年还能勉强赚一点儿，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舞厅经营惨淡，入不敷出。李金宝一度想把舞厅关了。“要不是这次《漠河舞厅》的歌火了，我最多还能坚持一年。”
李金宝事后复盘，从盈利角度看，经营这家舞厅是一项失败的投资。他建了一个舞友微信群，群名叫做“交谊舞之家”，一共46人，年龄在45岁~70岁左右，购买50元一张的月票。舞厅散客很少，晚上8点半之后，就不再收门票费了。舞友们自带水瓶、保温杯，也难产生酒水饮料等消费。
“老年人的钱不好赚。”李金宝感叹，与舞厅一墙之隔的是一家台球厅，一老一少的娱乐场所价格形成鲜明对比，台球厅每人每小时的消费在30元左右。
漠河冬天最冷能达到零下50℃，年纪大的舞友出行不便，李金宝开着他的7座私家车接送。他体谅他们，“月票才50块，来回打车都要20块了，老年人节约，舍不得。”
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李金宝开车路滑出了一起事故，负70%责任，又赔了两万多元。但他没打算涨价，“都是一个地方的，处出感情了。”李金宝说，“今年我儿子结婚，他们来捧场，甭管随的礼厚礼薄，都是心意，我不能辜负他们。”
张玉梅（化名）很照顾李金宝的生意，她今年66岁，丈夫70岁，是群里最年长资深的舞友。他们上世纪70年代初来到漠河支边，见证了漠河的半个世纪。年轻时，她喜欢跳舞，丈夫喜欢唱歌，张玉梅带着丈夫入了交谊舞的“坑”，一跳就是三十多年。张玉梅说，就算不跳舞去舞厅坐着听听歌，心情也会变好。她有时感到孤单，身边越来越多的同龄朋友和熟人退休后离开了漠河，搬去辽宁大连、鲅鱼圈或是山东青岛、日照，更远的去了海南，”漠河太冷了，不适合养老。”
“人是越来越少了。”张玉梅切身感受到。年轻人外出闯荡不愿意回来，条件不错的老人搬去南方，街上安静冷清，来往的路人大多上了年纪。火灾后的那些年，张玉梅有时在路上会看到脸部严重烧伤毁容的人，每一个漠河人都明白那意味着什么，这些年，她几乎再也没见到过他们。
漠河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院里接收有烧伤痕迹的老人，他们不会去过问原因。还有些老人的儿女在外地工作，老人不愿意离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漠河，选择住进这家三人一间的养老院里。
11月9日晚，舞厅时隔多日再次开业。李金宝也进入舞池和舞友跳了一曲。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要把舞厅继续开下去”
11月，东北、内蒙古多地出现暴雪，中国最北小城的气温却罕见地比往年同期暖和，直到11月5日才下了一场“能站得住的雪”。
漠河市区中心有一座天然原始森林公园，1987年大火掠过县城，这片森林却奇迹般地未受影响。樟子松站得高耸笔直，低矮发白的阳光从缝隙中投落下来，林间小路上覆盖着一层亮晶晶的雪，环卫工人轻轻一扫，便露出青色的石板。当地人说，今年漠河赶上暖冬了。
而对于当地文旅来说，漠河今年正在遭遇一场冷冬。自去年疫情暴发后，这座边陲小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今年3月起，漠河机场因改扩建施工停航一年，旅游业受到直接冲击，冯广庆说，2019年漠河的旅游人次是234万次，疫情后锐减了三分之二。“说实话今年是我最不希望漠河火的一年。”冯广庆说。
这段时间，冯广庆一直很忙碌，他了解到，已经有影视公司联系希望将《漠河舞厅》的故事搬上荧幕。冯广庆虽然是学生物出身，但曾系统学习过传播网课，也运营着一个三千多粉丝的个人短视频号，对大众传播有一套自己的理解。他不认为是漠河文旅局把歌炒火了，“我们的号浏览量不算高，这首歌走红是一个偶发事件“。“如果我们要炒作，也不会选择这个时间炒作，现在不是时候。”
今年上半年，漠河文旅局到南方几座城市做了七场线下旅游推介会，到下半年，因为疫情，线下推介会取消了，而《漠河舞厅》的爆红，让网友关注到这座边陲小城。冯广庆知道，这是上天给漠河的机遇，比多少场线下推介会更管用。
话题发酵到1亿浏览量时，冯广庆开始密切关注着舆情，向上级部门汇报。李金宝的舞厅他有印象，疫情检查时他去过几次，冯广庆立刻上网搜到舞厅的联系方式，向李金宝询问了“张德全”的细节。
李金宝当时人还在吉林老家，冯广庆已经有了初步的设想：抓住这个热度，把舞厅打造成一个IP，“雅座可以卖咖啡和餐饮，把舞厅月票设计成可以收藏纪念的文创产品。”
冯广庆亲自为舞厅月票文创产品撰写了文案，他透露，目前文创产品项目已经在策划阶段，准备运作了。“以后这个舞厅就是‘漠河舞厅’的发祥地，漠河每一个舞厅都是漠河舞厅。”
李金宝不懂传播，也搞不清楚什么是文创和IP，他决定把舞厅继续开下去，最重要的是要为老人们保留一个舞池，让舞友们以后还可以在这里跳舞。也许，月票会成为外地游客追忆一个爱情故事的载体，也许，会有年轻人走进舞厅，像2019年12月的柳爽走进舞厅一样，加入正在跳舞的老人们，听他们讲那场大火的故事。至于以后舞厅具体会变成什么样，他打算告知舞友们，和他们讨论、商量。
11月9日下午，李金宝在舞友群里发了一个通知：“今天晚上舞厅开门”，这是关了约半个月后，舞厅首次开张，沉寂多时的微信群活跃起来。
傍晚7点多，二十多个舞友拎着装舞鞋的包如约而至，赶赴这场久违的舞会。室外温度零下二十摄氏度，他们寒暄着坐在卡座上脱掉厚厚的棉鞋，换上皮鞋，几位女士还郑重其事地穿了长裙，每个人脸上戴着口罩，看不清表情。灯光音乐一起，他们旋入了舞池。
文丨新京报记者 李照
编辑 袁国礼丨 校对 吴兴发
视频记者 李照丨视频制作 孙霖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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