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12画的起名吉利字(12画属金的字)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所有12画的起名吉利字，以及12画属金的字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文章详情介绍：
给作品起个好名字
给作品起个好名字
笔者有一篇压箱底的论文，自认为达到国家级报刊发表水准，但至今没有发表。完全是为了对一位好友之承诺。
论文来自在一个钧瓷窑口的策划实践。自认为不论文学或艺术作品，一定要有一个醒目又引起欣赏者兴趣的好名字。这样会让有可能成为经典和名作的文学或艺术品能够名副其实。
本人是经历过为作品起个好名而成为经典名品的人。所以体会特别深刻。2006年，由于在县级文联主席的工作岗位上，所以有抢救文化遗产的新任务。曾与一个钧瓷窑口的老板合作一个抢救项目一一恢复失传千年的柴烧钧瓷。
这个窑口正是河南禹州市的星航钧窑。大家当下已熟悉这个著名的钧瓷艺术家了。他也因此项目而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三顶桂冠。当时他没有这些桂冠。我也没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的头衔。我们只是各自为了事业而埋头苦干。
星航搞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很给力。我们2006年3月26日开始合作，到该年度的12月24号，就成功了。这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美好节点。一个文学艺术战线上的人，与人合作成功了一个千年一遇的大项目！当时禹州186家窑口，竟在一个钧瓷外行人的创意下，与一个钧瓷大师合作成功一个国内外驰名的大项目！我俩的合作6次在央视1，3，4等频道上播出。
我的好友也看到了合作的前景，干脆拉我结伙，让我在他的旗下搞策划。我们合作干了11个年头。
这中间，我根据给星航钧窑一件经典柴烧作品起名字的经历，撰写了我拿手的论文《给作品起一个好名字》。第一个读者自然是我的好友一一任星航。
他看过后很高兴。对我只说了一句话，这篇论文我得多读几遍，你就先别发表。我的回答自然是“好”。
论文大致是这样的，好的文学艺术作品，一定要起一个好名字，好的名字可能使的文章，好的艺术品尽快成为名副其实的经典之作。
论据是星航自己复活的柴烧钧窑，出了一件自然窑变出钧画柴烧钧瓷，我在认真赏析后，给这件稀世珍品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凤皇涅槃”。在场的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说明明象是孔雀开屏，何不在孔雀开屏方面取名，岂不更通俗易懂？又能让更多的人喜欢。
我这次坚持了我的观点。说若不同意我起的名字，今晚都在网上读读郭沫若先生的《凤凰涅槃》，明天再定名更好。
第二天，星航大师第一个表态，同意钧钧画槃叫《凤凰涅槃》。大家都同意了。
谁知道，《凤凰涅槃》真的成凤凰涅槃了。经历了一个个离奇得再离奇的事件。而且成为一个超越宋代钧瓷的价值的奇迹！
第一个离奇历险是天津展出。简单而很离奇。星航带涅槃去天津的路上，下雨了，天上出彩色凤凰了。这我没见，也不太深究。可展出一天后，展会保卫人员通知星航，此件钧瓷明天撤展，因保卫问题不能再展出了。
星航很生气，展出一天就接一个无理通知，实在晦气。恰在星航气头上，一个老者到星航展位，问这个作品要啥价钱。星航说气话，“八百万”！那个老头二话没说匆匆离去。
晚上收摊时，那老人靠近星航问:“你的《凤凰涅槃》，六百万卖不卖？星航一听，知道了自己的盤子是瑰宝。明天撤展，一定撤展。
后来，《凤凰涅槃》在北京荣宝斋三次展出，每次都写上“非卖品”。
周口一私家银行行长也让星航出个价，多少都行。星航推说自己不当家。
香港凤凰卫视也报过价，购《凤凰涅槃》。
荣宝斋组织专家估价为，参考价:一亿二。
其中一次在荣宝斋展出。北京上空出现过晚霞火凤凰。照片在星航钧窑人的手机上，我见过。
我在《许昌日报》发表过赏析取名《凤凰涅槃》的文章，至今网上流传。
不知读者诸君相信不相我在一篇压箱底论文《给作品起个好名字》。更不知诸君相信不相信天下有一个我文章中的《凤凰涅槃》。更不知道读者诸君相信不相信《凤凰涅槃》之离奇经历。
刘姓男孩起什么名字好听：精选刘姓带昱字好听前程似锦的男孩名字
精选刘什么昱好听男孩名字一、刘什么昱名字好听男孩
① 刘于昱 (yú yù)
姓名笔画：3+9=12画
出自：
1、郑樵的《夏日题王右丞冬山书屋图》——傍有一水白于峰，千顷奔茫日难昱。
赏析：
于：1、介词，后缀；2、超过，又，行为时间，如于今。，用作人名意指超过、思想、道德、引申为有权威的人之义；
昱：本义为新的一天。日光、光明、照耀。，用作人名意指明亮、灿烂、照耀、前程似锦之义；
② 刘峰昱 (fēng yù)
姓名笔画：10+9=19画
出自：
1、郑樵的《夏日题王右丞冬山书屋图》——傍有一水白于峰，千顷奔茫日难昱。
赏析：
峰：高而尖的山头，山的尖顶，比喻顶点，最高处，如登峰造极。，用作人名意指杰出、成就不凡、人生巅峰。
昱：本义为新的一天。日光、光明、照耀。，用作人名意指明亮、灿烂、照耀、前程似锦之义；
二、男孩叫刘什么昱好听
① 刘立昱 (lì yù)
姓名笔画：5+9=14画
出自：
1、魏了翁的《安大使生日》——绣鞍翻昱爚，茸纛立荧煌。
赏析：
立：站，笔直的站立。建树，成家立室，即刻，马上，独立，还有指男人应该顶天立地，能够承担起责任。，用作人名意指自强自立、积极向上、立业。
昱：本义为新的一天。日光、光明、照耀。，用作人名意指明亮、灿烂、照耀、前程似锦之义；
② 刘政昱 (zhèng yù)
姓名笔画：8+9=17画
出自：
1、唐士耻的《代赵守上韩平原生辰五十韵》——澄空添浩荡，昱曜政蝉娟。
赏析：
政：政字本义匡正。指治理国家事务，国家某一部门主管的业务或家庭、集体生活中的事务。，用作人名意指正义、高尚、稳重之义；
昱：本义为新的一天。日光、光明、照耀。，用作人名意指明亮、灿烂、照耀、前程似锦之义；
给男孩取一个好名字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取名是一件需要专业知识的事情，下面是刘什么昱好听男孩名字推荐，希望能帮助到大家起名。
1、刘豫昱：——豫，五行为土，部首为豕，本义：指欢喜，快乐，安乐，舒适，如丰亨豫大。用作人名意指快乐、活泼、安逸之义；
2、刘楠昱：——楠，五行为木，部首为木，本义：指楠木，常绿乔木。用作人名意指踏实、稳重、高贵、非凡之义；
3、刘涵昱：——涵，五行为水，部首为氵，本义：意为包容，包含，还用于水名，水泽众多。用作人名意指涵养、修养、内涵、容人之量之义；
4、刘安昱：——安，五行为土，部首为宀，本义：指平安，安定，吉祥，如平安如意、竹报平安、岁岁平安等。用作人名意指文静、吉祥、幸福安逸之义；
5、刘孜昱：——孜，五行为金，部首为子，本义：原义为击打，引申指勤勉、努力不懈的样子。用作人名意指勤勉、奋发、孜孜不倦之义；
6、刘嵩昱：——嵩，五行为土，部首为山，本义：本义指山上有山，引申为山高，高大，高俊；用作人名意指高大、尊贵、兴盛、安定之义；
声明：本文为 天赐佳名 编辑发布，如有疑问可以私吾！
辛德勇《汉书》概说｜这部书为什么叫《汉书》
“辛德勇《汉书》概说”系列共七篇，此为第一篇。
在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体系中，史部的内涵虽然同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并不完全相同，但作为史学研究的史料来说，确实是以史部书籍价值最高，应用最为普遍，也最为治史者所熟悉，而若是在史部书籍内部各个门类之间相互比较的话，又尤以正史处于最核心的地位。
我们今天所说的正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所谓《二十四史》的同义语。换个角度看，就其体裁而言，都是所谓纪传体史书，亦即所谓“纪传史”。这种纪传体正史，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贯穿若干时期或朝代，按照我们现代的说法，可以称之为“通史”或“通贯的正史”；另一类只载述一个王朝的史事，可以称之为“断代史”或“断代的正史”。
这些正史中的通史，以《史记》最早也最有代表性，而断代史则以《汉书》最早也最具有代表性。
认识一部古书，和我们认识一个人一样，首先要了解它的“基本状况”。《汉书》所谓“基本状况”，若简单地说，就是如下这几句话：（1）书名为《汉书》。（2）篇幅为一百篇。（3）作者为东汉时人班固。（4）普遍附书通行的古人旧注为唐人颜师古所著。
不过稍微具体一下掰开来讲，情况当然就不这么简单了。我们在社会上要想同一个人有些深度的交往，在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就不能仅仅知道其姓甚名谁、身高脸宽就行了，还要有些更具体的了解。同样，对于一个历史研究者或者想要深入学习历史知识的人来说，面对像《汉书》这样的基本典籍，我们也不能仅仅知道上述简单情况，还要有很多比这更具体、更深入的认识。
下面首先来谈谈书名。这书名本身确实非常简单，就那么两个字——“汉书”，班固给这书定的名称就这俩儿字（《汉书·叙传》）。从古到今，稍微比较正式一点儿的叫法，大家也都一直这么叫着。
这事儿看似简单，好像可说可不说，说了也没什么意义。但我们必须先在学术上有根有据地认定这一点，下面的论述，才会有一个扎实可靠的基础。譬如司马迁的《史记》，原本就没一个正儿八经的书名，就以作者的身份名之曰《太史公》，人们也随口把它称作《太史公书》，而所谓《史记》，不过是个后人随口叫硬叫出来的书名。
顺便和同学们说一下，大家以后不管是从事专业的历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还是只是把历史学知识作为一种人身修养，我们既然是在学习历史，最好都要认真。这就像我们做所有事情一样。认真学了，学到的知识，就能随时帮助你认识这个世界更多的真相。
譬如下面这幅书影，是南宋建阳书坊蔡琪家塾刻本《汉书》的目录。我们若是清楚知道《汉书》的名称“自古以来”就一直这么叫，看到这个《汉书》的目录，还会让我们开动脑筋，思索这个目录的产生时间——如果班固的《汉书》原来就有目录，他是绝不会把这写作“前汉书目录”的。其间的原委，是像《汉书》这样的古书，本来并没有目录。譬如《汉书·艺文志》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就像刚刚讲的，这《太史公》是《史记》的初名，而“百三十篇”之数正与《史记·太史公自述》讲述的情况相符。可到了《隋书·经籍志》里面，我们看到的著录情况，却是“《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在变篇为卷的同时，多出一卷“目录”来，这就清楚显示出，现在我们看到的书前“目录”，并非出自太史公之手，乃是后来添增。认真关注每一个细节，日积月累，历史知识就是这样在认真的思索过程中逐渐提高的。
南宋蔡琪家塾刻本《汉书》（据《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
当然这个问题，即使毫无历史文献学知识，只要稍加思索，都太过简单——“前汉书”是相对于“后汉书”而言，班固撰著此书时无由预知将来会把自己生活的这个朝代称作“后汉”，也无由预知将来会有人写出一部载述这个朝代历史的“后汉书”，当然也就绝不可能把自己写的这部断代史书名作“前汉书”。
好了，既然这部书的名称叫《汉书》，那么，它就应当只写汉朝、也就是西汉一朝的历史，然而若真是较真儿，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听我这么一讲，一些刚刚开始学习中国历史的同学，一定会问：班固在《汉书》里还写了别的朝代么？大家别感到诧异，他还真的写了。这个朝代是“新朝”。康有为有部著名的著述，叫作《新学伪经考》。他讲的“新学”，不是比旧学更新的学问，而就是这个“新朝”的学问。
只是这个“新祚”实在太过短促，满打满算统共也就那么十五年，没等坐稳屁股，国就亡了，成了“亡新”。实际上这不仅仅是短命了，只能称之为“夭折”。“夭折”了，就等于他还没来得及在这个世界上“报户口”。所谓“成者王侯败者贼”，东汉以后的“正统”做法，都是把王莽建立新朝一事，说成是“篡汉”，也就是篡夺汉家江山。甚至历史教科书，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也全盘继承这种旧时官家的“正统”观念，在所附《中国古代史大事年表》中，也在新朝第一年、也就是始建国元年这一年下记云：“王莽夺取西汉政权。”对比一下同一年表在大流氓刘邦靠枪杆子打下天下那一年所记下的“西汉建立”四个字，二者之间，一褒一贬，意向十分清楚。
这种褒贬手法的始作俑者，正是撰写这部《汉书》的班固，“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这八个字，就是班固对王莽的道德评判（《汉书·叙传》）。班固在《汉书》里这么处理王氏新朝的问题，是因为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秀以“仲兴”（这应该是所谓“中兴”一词在今天更标准的写法，盖“仲”字古时多写作“中”）大汉自居，也就是说他不是重新建立一个同刘邦那个汉朝同名的朝代，而是让那个汉朝死而复生，再度兴起，二者是一脉相承的一码事儿。这样，夹在前、后（西、东）两汉之间的新朝，就没有了独立存在的地方和资格。
于是，班固一闭眼、一咬牙，就把它看作是“余分闰位”（《汉书·王莽传》）篇末赞语），也就是当作大汉王朝屁股后面多长出来的一条小尾巴一样附在《汉书》的篇末，这就是《汉书》的第九十九篇《王莽传》。
敦煌藏经洞藏唐写本颜师古注《汉书·王莽传》残卷（据饶宗颐编著《敦煌书法丛刊（九）》）
然而这毕竟只是出自班固刻意的压缩与编排。虽然我在前面刚刚讲过，新莽政权持续时间很短，甚至可以用“夭折”来形容，但从另一角度看，王莽新朝实际存世的时间，其实与大秦帝国相差不多。由新朝正式代汉而立的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到其覆灭于世的始建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前后持续只有一十五年，时间确实不长，可所谓大秦帝国，从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始立于世时算起，到“六国复自立”导致公子婴退出帝位而复归为秦王之际（公元前207年），也是历经一十五年（《史记·秦始皇本纪》）。相比于司马迁笔下轰轰烈烈的大秦帝国，相比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述，班固记述的这个赘疣般的新朝，只不过是列在《汉书》全篇之末的一个反面人物列传而已（全书最后一篇列传实际是《叙传》，但这篇《叙传》乃是《汉书》的“书序”，性质与其他纪传完全不同）。
或许大家只要稍一思忖，就会发现，班固以《王莽传》作为全书之殿，是在表面上承认他自身所在的东汉为西汉王朝之延续的情况下，又在事实上把王莽处理成了西汉王朝的终结者。试看班固评陟王莽“行骄夏癸，虐烈商辛”这些话（《汉书·叙传》），这哪里像是在叙说王氏新朝的开国君主？岂不正像是描摹西京王室的末代皇帝！要不是这样，班固又怎么能把这部《汉书》所表述的时代下限断在光武帝刘秀之前？
当然，若深入追究，这里还寓有当时的“天命”观念问题，即《汉书》设为十二篇本纪，司马迁的《史记》也是十二本纪，这都与周天十二次以及匝地十二辰之间有着深切的内在联系。不过这个问题是略显复杂，以后有合适机会我会再加以阐释。
《汉书》这个书名带给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它为什么叫《汉书》。听我这么一说，很多同学一定会感觉更加奇怪——班固既然是把王莽的新朝附着于西汉王朝之后，也就是把新朝也当作汉朝的一部分来写，那么不管它叫《汉书》还能叫什么？
班固撰著的这部纪传史，既然以西汉一朝为断代，用这个朝代的名称作书名，称之为 “汉”是很正常、也很合理的，但给这个“汉”著史，也不一定非以“汉书”为名不可。大家看五代以后的宋、辽、金、元、明，就都不叫“某书”，而是称作“某史”；甚至就连那个算不上最终成书的清朝正史也是名为《清史稿》，而不是其他什么形式的名称。
孔夫子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写成的书，给它取个好名字，这甚至比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字还要重要很多很多（因为孩子跟自己一样没法希冀永生，书却可以追求不朽）。
这事儿看似简单，好像可说可不说，说了也没什么意义。但我们必须先在学术上有根有据地认定这一点，下面的论述，才会有一个扎实可靠的基础。
如前所述，司马迁撰著的《史记》，本来是遵从当时人的惯行做法，以作者的身份名之曰《太史公》。那么，这是不是“自古以来”世代相承就都这么个叫法呢？作为私家著述来说，可以这么讲，但作为官方的史书来说，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至少从战国以来，人们对官方撰著的史书，就有个通行的称谓，即以所记国名后缀一个“记”字。
例如，李斯那个王八蛋给暴君秦始皇献策，“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迁亦谓因秦始皇焚书，“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因而世间所存诸国史书，“独有《秦记》”；他撰著《史记·六国年表》，也是“因《秦记》”而作（《史记·六国年表》）。又明此可知，司马迁之《太史公》被后世称作《史记》，就是缘于上引司马迁语所见，当时人惯称史书为“史记”。正是依照《秦记》这样的通例，东汉时期朝廷修撰的国史，也是以《汉记》为名（《后汉书·李尤传》。《三国志·吴书·韦曜传》。《隋书·经籍志》）。
在这样的背景下，班固不称所撰西汉史书为《汉记》而是定名为《汉书》，自是别有一番考虑。
我们看《尚书》中那些源自各个不同时期的篇章，是被分别标称为《虞书》（或作《唐书》）、《夏书》、《商书》和《周书》的（参见《书序》），而班固叙述自己撰著《汉书》的主旨，开篇即谓之曰：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故探篹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汉书·叙传》）
在上列“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句下唐人颜师古注释说：“固所撰诸表序及志，经典之义在于是也。”这话讲得似是而非，好像很有看法，实际上绝然不通。
顺着一读，大家很容易发现，这段话是直接上承“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云云而来，复下探“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而去，语句连贯，文义昭彰，所谓“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乃统括全书而言，不宜横生别解。又颜师古释下文“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句，竟然于“纪”字下横截其句，且将“为春秋考纪”五字连读，谓“春秋考纪，谓帝纪也”。然而这“纪、表、志、传，凡百篇”本一气贯通，岂容强行割断？
上下通贯连为一体看，“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这句话，就是“撰著史书，成纪、表、志、传共百篇”，语义本来是很通透的。其“春秋”二字的用法，曾见于班固之父班彪撰著的《王命论》，文中述及秦末人陈婴之母伏剑自绝以固子志事，谓此举足以“垂策书于春秋”，颜师古云此“春秋”之意即“史书记事之总称”（《汉书·叙传》），训释得当，足以相信。班固在这里的用法，实与乃父完全相同。这两处用例，同载于《汉书·叙传》，颜师古注到后例时忘了前例，书太大了，也很自然，但我们作为读者，却不能不前后关照，融会贯通。附带说明一下，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遵从颜师古的读法点断句读，作“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文义实际上怎么讲也讲不通。又《后汉书·班固传》唐李贤注引《汉书音义》把这“春秋”二字视作经书，标上书名号（今中华书局点校本从之），同样扞格难通。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吴兴嘉业堂藏宋本《尚书》（傅增湘公文纸搭印本）
这样，我们通观班固这段夫子自道的话语，就不难看出其强烈的经学倾向，即整部《汉书》的撰著，一以儒家经书的旨意为依归。其实《汉书》这样的著述宗旨，在如下这样一些批评司马迁《史记》的话语中表曝得更加露骨：“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明了这一点，也就能够理解班固取法于《尚书》而把自己撰著的西汉断代纪传史名之曰《汉书》的合理性。昔唐人刘知几论班固撰史以“书”为名的缘由，谓“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刘知几《史通》卷一内篇《六家》），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需要说明的是，《汉书》诸志的记事，大多并不限于西汉一朝，向上可一直溯及上古。这是由于诸志载述的是所谓“典章制度”，而这些“典章制度”往往并非由汉朝所始创，为了讲清楚它的来龙去脉，自然而然地就会向前有所追溯。这一点，读者应当比较容易了解。《汉书》诸志这样的著述形式，也不同程度地被后世断代纪传体正史所沿承。不过班固于《汉书》诸志之中，尤其是在它的篇末，往往还会附着东汉初年史事，甚至叙及明帝一朝，以示虽都城东移，汉家体制自相承未失，诸如礼乐、刑法、食货等志，类皆如此。对这一点，以往论述《汉书》体例者大多注意不够。
顺便说一下，班固取法于《尚书》而将己作名为《汉书》的做法，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纷纷为后世史家所模仿——即后世纪传体正史，凡通代者皆沿袭《太史公》后来的通称《史记》，以“史”为名，而断代者因承《汉书》，以“书”命名。
其通代者，如唐贞观年间官修《五代史》（即传世《梁书》、《陈书》和《周书》、《北齐书》、《隋书》原本同为一书，以《五代史》为名。别详拙稿《子虚乌有的金刻本《旧五代史》，收入拙著《困学书城》）和北宋薛居正领衔监修的《五代史》，唐初李延寿撰著的《南史》和《北史》，都是这样。当然欧阳修的《五代史记》（即被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妄改作《新五代史》那部书）因袭《史记》书名的迹象更为明显。另一方面，其断代者，如《后汉书》、《国志》（即所谓《三国志》。关于《国志》这个本名，别详拙稿《陈寿〈三国志〉本名〈国志〉说》，收入拙著《祭獭食跖》）中的《魏书》《蜀书》和《吴书》、《晋书》、《宋书》、萧子显《齐书》（即所谓《南齐书》）、《魏书》、唐贞观年间官修《五代史》中的《梁书》《陈书》《周书》《齐书》（李百药撰，即所谓《北齐书》）《隋书》、《唐书》（包括俗称为《旧唐书》和《新唐书》那两部书）等。
至元人官修宋、辽、金三代正史，或许由于前面已经有了南朝的《宋书》，为避免重名，于是改“书”称“史”，弄乱了固有的章法。这样，就《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一路稀里胡涂地顺了下去，人们在正史的书名中再也见不到了班固当年的苦心。
邻坊书债定须还——清人笔下的“赊书”
作者：王佳伟（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绥化学院教师）
中国的出版业从宋代开始兴盛。至迟在南宋时期，读者、书商之间即有赊书行为。南宋黄简《秋怀寄陈宗之》诗中有“独愧陈征士，赊书不问金”之语，即是作者对陈宗之赊书的感慨。陈宗之，原名陈起，是钱塘有名的书商，他赊书给读者的经营模式，尤为当时和后世学者称道。
元明两代，有关赊书的文献，笔者尚未得见。清代，文人以诗歌或日记的形式，对赊书情况进行了丰富的记录。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有清代诗人孙枝蔚的《溉堂集》。其中“溉堂续集·卷之一”有《赊书》诗，记载了孙枝蔚漂泊在外，于书坊赊书阅读的故事。“眼昏头白滞江关，把卷能消永日闲。小户酒钱长可省，邻坊书债定须还。”孙枝蔚生于明清易代之际的富商之家，本来家境优裕，但他性格豪放洒脱，家财很快散尽，此后生活较为窘迫。他对诗歌创作情有独钟，有大量诗作传世。在《赊书》诗中，读者可以看到孙枝蔚对阅读的热爱：即使眼昏头白，滞留江关，也不教一日闲过，不曾一日废弃阅读；经济拮据，便忍痛割爱，用酒钱来偿还赊书债。如此执着于阅读，其人生志趣可谓高远。
清代文史学家李慈铭也有赊书阅读的经历，其赊书的次数之多，让人惊叹。张桂丽《越缦堂书目笺证》所引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多有记录。如同治二年正月十一日：“又于火神庙书摊赊得郝兰皋先生《尔雅义疏》一部、明代合刻马陆两家《南唐书》一部，计钱二十六缗。”同治三年三月七日：“致文菉堂，赊得张皋文《仪礼图》两册，价十千。”同治三年四月十六日：“买殿板《周礼》《左传注疏》各一部，价银六两，赊之。”同治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诣仓桥沈氏味经堂阅书，赊得微波榭本《孟子赵注》附《音义》一帙。”同治九年正月二十九日：“下午买舟诣仓桥阅市，还十三日所赊书直两番金。又赊得王氏鸣盛《尚书后案》，任氏大椿《弁服释例》，共直一番金。”
在李慈铭的日记中，类似的赊书记录还有很多。赊书阅读，已成为李慈铭读书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日记中能够清晰地看出，李慈铭赊书阅读的习惯保持了很多年，他曾在“火神庙书摊”“文菉堂”“沈氏味经堂”等店铺赊书。这些有关书坊名称、书籍版本、图书价格、赊书及还钱的记录，构成了他生动的阅读史、学术史之一端，同时也为读者了解清末的出版业以及当时浙江绍兴仓桥一带的图书市场状况，留下了翔实的文献资料。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文人都能遇到“赊书不问金”的店家，也不是所有的文人赊书之后，都能像孙枝蔚、李慈铭一样，能够及时将欠款还清。清代潘江《龙眠风雅全编》卷六十二，收录了诗人姚士垐的《嘉平廿四日》诗，其中记载了作者赊书后被催债的事。诗云：“一年怀抱总难舒，今日春光到草庐。扫石看花新酿酒，敲门催债旧赊书。”姚士垐的父亲曾担任地方官，家境不算贫寒，但他“酷好书籍”，不治产业，“迨父致官归，距城邑数舍买郭北近地为园，啸歌其中”。姚士垐或许是自觉怀才不遇、襟抱难开，才终日埋头于典籍之间，吟哦度日；也或许是家无余财之后，仍然执着于赊书读书，因此才遭遇书商催债。但不管怎样，赊书阅读，毕竟算得上是风雅之事。
此外，还有赊书后自知难以及时还款，不得不去募集购书钱，甚至避债的文人。小说家董说即是如此。董说在清初时隐居山中，后出家为僧。他学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小说、诗歌等领域多有建树。其小说《西游补》曾被鲁迅誉为“造事遣辞，则丰赡多姿，恍忽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间以俳谐，亦常俊绝，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也。”其《丰草庵诗集》中，亦颇多佳作。该诗集“红蕉编”收录有《浪游》一诗，开篇即是“穷愁难募购书钱，浪迹江村诘曲穿”。正因为生活处境艰难，作者不得不警告自己，不得再去赊书，并为此写下《赊书戒》诗三首。《赊书戒》第一首有诗句“避债台前受羯磨”，第二首有诗句“书满家兼画满厨”，第三首诗为“打点收书欲募钱，绫装册叶结清缘。几番呈似还羞涩，谁仗文章种福田”。由此看来，诗人曾因为书籍多次“募钱”。可以想象，作者写《赊书戒》之时，内心一定是充满矛盾的。他深知藏书已经很多，亦知与书结缘是有福气的，但屡屡赊书，屡屡为之筹钱，总是让人难为情的事。“打点收书欲募钱”，在今天看来，或许能给读者留下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作者是要把藏书打点了去卖钱，用以偿还赊书债？还是继续赊书回来，继续筹钱？这些现在已经难以得知。这或许也是诗无达诂的魅力。还值得一提的是，《丰草庵诗集》“洞庭雨编”有《平凉志》一诗，其中记载了董说宁肯吃粥饿肚子，也要以米换书的故事。诗的小序记载“贾人持《平凉志》八册，余倒瓶中粟易之，作《平凉志》”，诗的开篇为“明朝食粥那须计，倾瓶换得《平凉志》”。将上述董说避债赊书、以米易书的行为两相观照，更可见其对书籍的痴迷。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文人赊书行为的发生，是有复杂历史背景的。这既与书商的经营模式、文人的经济状况有关，也与当时的书籍价格有关。书籍自宋代以来，伴随着出版业的兴盛、发展，在社会中慢慢变得普及，但每个时期的书价又与地域、版本、书籍品种，以及社会、经济等因素密切相关。
以前述同治三年李慈铭所赊“殿板《周礼》《左传注疏》”为例，两部书“价银六两”，在当时是比较昂贵的价格。“根据李慈铭本人的情形，他的仆媪所得的工资，自同治二年以来，一直到光绪中，男仆每月工资为京钱十千文。……这十千文京钱的工资，以同治十一年为例，折合银子，约为九钱五分。用以购米，可得二斗七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版《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张德昌著）男仆的月工资“折合银子，约为九钱五分”，将近一两银子，尚不足上述两部书总价的六分之一。书价之贵，可想而知。当然，买卖双方若以现金交易，书价可能略为优惠，但差别不会太大。除此之外，上述《周礼》《左传注疏》属于“殿板”，即武英殿官刻本，相对于其他版本而言，校勘、刻工、印刷较为精良，因此价格相对较高。而几乎与此同时的《春晖堂试帖详注》（退思书屋藏版，同治六年刻本），价格便宜很多，木记标注“每部一百八十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版《2016年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程焕文、沈津、张琦等主编），其价格不足上述男仆月工资“十千文”的五十五分之一，大约是男仆半天的工资。由此可见，不同的书籍，价格差别很大。
综上可知，清代文人赊书，一方面因为经济不宽裕，另一方面因为有些书籍较为昂贵。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购书频率特别高，所以不得不采用赊购的方式。总之，清代文人对赊书生活的记录，内涵丰富而多元。借此可以观照这些文人的生活状态、学术动向、内心世界，以及当时出版物市场之一隅。赊书阅读，作为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的一种较为独特的购阅方式，其记录者从文字中展现出来的热爱书籍、执着阅读的精神，亦值得当代读书人回味与思考。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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