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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头条这样好的应用,里面肯定有很多博学多才的朋友,智者。有没有蘑菇专家,或者植物爱好者,热心的朋友们,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蘑菇?
小小的蘑菇,很可爱不是吗?
昨天早上起来发现花盆有两块白东西,以为是孩子扔的纸片没在意。但是,今早发现竟然长出来蘑菇了!我很惊讶也有点京喜,因为看起来并不像是毒蘑菇。
这是君子兰花盆里面自己长出来的,绝不是人为放进去的,这黑土是孩子爷爷上山弄的松树下的土,里面有树皮和松针树叶什么的。我猜,这会不会因为土里有菌子的孢子或者菌丝?所以被挖过来栽花,到了合适的温度湿度,它就长了出来?
两个小可爱
本来没这么大,今天一看竟然长出来了蘑菇,菌盖样子有点像蟹味菇(但是肯定不是),但是蘑菇腿很短,欢迎有知道的来解答,我就怕是那种躺板板的毒蘑菇。虽然我并不会吃它,这两个小可爱就让它俩好好的在花盆里安家吧!希望它们可以活得久一点,孩子也很喜欢它。
蟹味菇是这样的,看起来菌盖真的很像吧?只是花盆里的小蘑菇腿没有这么长。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它的名字具体叫什么,希望有懂的热心朋友来解答,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猜猜它是谁?不知道太遗憾了( •̥́ ˍ •̀ू )
许菱子 - 高山流水.mp33:30 来自国学书院0108
中国历史上书院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它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清末改制为新式学堂,延绵1000余年,对我国古代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北宋有四大书院之说,南宋亦有四大书院之说,至清末全国共有书院2000余所。今天许多历史上著名的书院已不存,如丽正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徂徕书院等。入选本博文十大书院的标准,一是现在还存在;二是始建年代;三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名气;四是现在建筑的年代;五是附属的文化内涵。
十大书院是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石鼓书院、东林书院、武夷书院、鹅湖书院、洙泗书院和万松书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品赏中国十大书院的历史沧桑,寻找那些建筑留给我们的历史记忆。
No.1 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现书院为明、清各代重修增建,被称为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建筑、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的“标本”。2010年8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嵩阳书院等登封一批建筑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嵩阳书院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
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号称“二程”的程颐、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对学生一团和气,平易近人,讲学鲜感,通俗易懂,宣道劝仪,循循善诱。学生虚来实归,皆都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院内的汉封将军柏人称“稀世珍宝”。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有4500年,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
门外的大唐碑素有“嵩山碑王”之称。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碑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内容主要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的八分隶书。字态端正,刚柔适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吨,仅碑帽就有10多吨重,古时,人们是怎样将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千百年来,凡到嵩阳书院的游人都要提及这个问题。
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这的历程。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
嵩阳书院因其独特的儒学教育建筑性质,被称为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建筑、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的“标本”。2006年12月5日,嵩山古建筑群,包括嵩阳书院作为河南省唯一一处独立项目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0年3月9日,嵩山历史建筑群是2010年国务院确定的中国唯一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2010年8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嵩阳书院等登封一批建筑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No.2 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开宝六年(973),现在的书院为康熙年间重建。
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 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地方并称。
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清初,书院被禁。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康熙二十六的(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还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闻名于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等。关于“四大书院”有多种说法,但唯有岳麓为诸家共推,反映了古之学者对岳麓的推崇。
No.3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唐代很多高雅之士来此读书。宋初扩建书院,现在书院建筑主要为明清修建。
白鹿洞书院现存在建筑群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由书院门楼、紫阳书院、白鹿书院、延宾馆等建筑群落组成。建筑体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白鹿洞书院山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据传李渤在此隐居时,曾养一白鹿自娱,因此人们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又因此地四山回合,由山麓小路进去也有数里之遥,真有点入洞之感,所以称为白鹿洞。南唐升元年间,白鹿洞正式辟为书馆,称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由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置田聚徒,成为讲学和藏书之所。“四方之士受业而归,出为用世,名绩彰显者甚众。”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赐九经。宋仁宗皇祐五年,孙琛在故址建学馆十间,称“白鹿洞之书堂”,与当时的岳麓、应天府、嵩阳并为“四大书院”。
白鹿洞书院虽为宋初所建,但不久即废。直到著名理学家朱熹重修书院之后,白鹿洞书院才扬名国内。南宋淳熙六年,朱熹知南康军。朱熹到任时,白鹿洞书院已经毁于兵燹,栋宇消落,林园荒芜,触目皆是尘封书海,网结门廊。经过朱熹的一再请求,宋孝宗终于同意重建白鹿洞书院。修葺后的白鹿洞书院,以圣礼殿为中心,组成一个错落有致、相得益彰的庞大建筑群。书院共有殿宇书堂三百六十余间,其中包括御书阁、明伦堂、宗儒词、先贤祠、忠节祠等。圣礼殿是用于学生拜谒孔子的殿堂,门上方两块匾额写有“学达性天”、“万世师表”的字样。在文会堂有朱熹亲书“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峰泉交映,知仁独得之天”的对联。朱熹不仅重修了白鹿洞书院,而且还建立了严格的书院规章制度。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一直到明代的正统元年才修复,以后又有所扩修。
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
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19世纪末,我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光绪24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我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曾在此讲学,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
白鹿洞书院馆内藏品反映了庐山历史文化的辉煌,有当地出土和及从外地搜集的古代青铜器和历代陶瓷,有唐宋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米芾、黄庭坚等在庐山的手书碑拓,有明清著名书画家唐寅、郑板桥、朱耷(八大山人)的字画卷轴,最珍贵的则是《五百罗汉罗图》,血书《华严经》和水晶佛珠,皆属国家一级文物珍品。
白鹿洞书院,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
No.4 应天书院
应天府书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古城南湖畔,始建于五代后晋时期。现在书院主体建筑已被毁,仅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目前正在重建中。
应天书院起源之早,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人才之多,居四大书院之首。所以,《宋史》记载:“宋朝兴学,始于商丘”。1998年国家邮电部在商丘举办了四大书院邮票首发仪式。
应天府书院即应天书院、睢阳书院,其前身为南都学舍,为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创办,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古城南湖畔,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曹诚就其地筑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广招学生。宋真宗正式赐额为应天书院,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年),应天书院改为府学,为应天府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改为南京(北宋陪都,今河南商丘)国子监,为北宋最高学府,也是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被尊为四大书院之首。
北宋初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书院设于繁华闹市,人才辈出。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仁宗景祐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范仲淹在此求学时就属于有远大抱负的人,虽然贫穷得只能长期就咸菜喝粥,但连岁苦读,春夏秋冬都是凌晨即闻鸡起舞,然后苦读诗书,直到夜半才和衣而眠。由于应天府书院是免费的,这也是范仲淹选择这个书院的最大原因,所以书院里应该有许多如范仲淹一样的苦学之士。从这样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应天府书院的学风是非常刻苦和严谨的。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侵,应天府书院毁于战乱。同时也因南宋偏安,就读于书院的文人、士子纷纷南迁,中国书院教育中心向南移,在南宋理学大盛日时,应天府书院已不如白鹿洞书院,未能扮演文化传承角色。
明正德六年迁城,应天书院也迁往今地——城内中山东二街路北。现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地。现正在重建中。
No.5 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始建于宋至道3年(997),现建筑为2008年重建。
石鼓书院主要建筑有武候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七贤祠、合江亭、禹碑亭、敬业堂、棂星门、朱陵洞等。衡阳石鼓山禹碑亭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位于石鼓山南面。明代杨慎为禹碑作释文亦置于此。
宪宗元和年间(806-820),衡阳秀才李宽在合江亭旁建房,取名为“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在此悉心读书,为石鼓书院之雏型。
宋至道3年(997),衡州郡人李士真在石鼓书院内开堂讲学、广招弟子,使石鼓书院成为正式的书院。宋仁宗景祐2年(1035),曾担任集贤殿校理之职的刘沆,在衡州任知府。这时,他将石鼓书院的故事上报给皇帝,宋仁宗阅后,便赐额“石鼓书院”。由于石鼓书院“独享”两度被宋朝皇帝“赐额”的殊荣,而步入石鼓书院的“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与睢阳(又名应天府书院)、岳麓、白鹿洞齐名的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首。当时全国许多名流都至此讲学;如文学家苏轼、理学鼻祖周敦颐等……。
孝宗淳熙14年(1187)理学大师朱熹、张栻在此讲学,朱熹作《石鼓书院记》;张栻在亭中立碑,亲书韩愈《合江亭》诗和《石鼓书院记》,后人将此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名曰“三绝碑”。
南宋开庆元年(1259),书院毁于兵火。景定元年(1260)提刑俞琰命山长李访“扫地更新”,“尽复旧观”,增辟园圃,仰高楼,取明德新民文章,为诸生丕扬其义,绝响再闻,士风作振”。
元朝,继续办学。然其田于至元十九年(1292)为灵岩寺僧强占,经邓大白、王复、康庄、程敬直等历任山长长达62年争讼,才得归还。元末又毁于兵火。
明清时石鼓书院不断扩大,明永乐十一年(1413),知府史中重修书院以待旅游学者,设礼殿祭祀孔子,乾张祠祭祀韩愈、张拭。明朝末年,书院再次毁于兵火。
清世祖顺治14年(1657)经略大臣洪承畴,将石鼓书院作为军事指挥所。同年偏沅巡抚袁廓宇上奏清庭,申请重建石鼓书院,衡阳县知县余天溥具体负责修复工程。此时,山上建有合江亭、禹王碑、武侯祠、大观楼、会讲堂、忠节祠、七贤祠等建筑。石鼓书院为清政府允许恢复的第一家书院,这一时期,书院科举化,石鼓书院成为传授举业、培养科举人才的基地。康熙七年(1668),知府张奇勋扩建号舍20余间,“拔衡士之隽者肄业其中,每月两试之,士风称最盛”。咸丰3年(1853)9月~咸丰4年正月(1854),曾国藩、彭玉麟在衡州创建湘军水师,驻石鼓,石鼓书院附近的水面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石鼓书院改为衡阳官立中学堂,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为湖南南路师范学堂;民国时期,相继改为“衡郡女子职业学校”和“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三师),后由于石鼓山无法满足新型学校要求,学校被迁移至金鳌山;此时,石鼓书院便成为供人游览、祈祀的风景文化名胜。
1944年7月,石鼓书院原有的楼、阁、亭、祠等建筑物,在震惊中外的衡阳保卫战中被于日军焚毁。故址内还有唐、明、清碑刻多处。
2008年当地政府仿照清代石鼓书院格局重建了石鼓书院。
No.6 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位于江苏省无锡市,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现书院为抗日战争胜利后重修。
东林书院,亦名龟山书院,是我国古代著名书院之一。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是当时为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高弟、知名学者杨时(号龟山)长期讲学的地方。后废。“东林书院”名称来历与杨时游庐山时所写“东林道上闲步”这首诗有关。
南宋时,邑人建杨时祠堂于此。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僧月秋潭于其上建东林庵。直至明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僧人信谅又加重修,百余年间,其地成为僧区。
明朝万历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由东林学者顾宪成等人重兴修复并在此聚众讲学,他们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引起全国学者普遍响应,一时声名大著。顾宪成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家喻户晓,曾激励过多少知识分子,对我国传统文化思想发展促进极大。有“天下言书院者,首东林”之赞誉。东林书院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区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无锡著名人士因东林书院岁入失修,集议恢复旧观,发起重修。唐文治撰写了碑文,“发明性理之根源”,并略述书院建置始末,“惟愿我乡邦人士,景仰前徽,保气节于将坠。”碑后列有发起人姓名。唐文治,祖籍太仓,国学大师,长期在锡地办学,声名卓著。碑今存无锡东林书院。
1956年10月由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No.7 武夷书院
武夷书院,即武夷精舍,初建于宋淳熙十年(1183),现建筑为2001年在清康熙年间重修的精舍遗址上复建。
武夷精舍的缘起应追溯到淳熙五年(1178年)。这一年初秋,朱熹与妹夫刘彦集、隐士刘甫共游武夷时,只见九曲溪旋绕曲折,隐屏峰下云气流动,顿觉耳目一新,因而萌发出“眷焉此家山”和“仙人久相招,授我黄素书,赠我双琼瑶,茅茨几时建,自此遣纷嚣”的建屋初念。经过数年的苦心筹措经营,精舍终于在淳熙十年(1183年)动工,当年就初见规模。
武夷精舍是朱熹完成《四书集注》和以它为教材实行完好的教育实践的一所成功的私立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的作用在于:通过创立学院,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培养人才,重新树立起中华民族传统的主体意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武夷精舍毁于兵灾。
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朱熹八世孙朱洵、朱澍出资重建后,又改称“朱文公祠”,崇祀朱熹。
清康熙年间,赐予“学达性天”匾额,再度大兴土木加以修葺。至今残留的精舍遗址,则是清康熙五十六年(1708年),闽浙总督常见罗满保“捐俸倡修”的,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No.8 鹅湖书院
鹅湖书院位于江西省铅山县鹅湖山北麓,始建于南宋,现建筑为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修建,多为明清建筑。
书院建筑群占地8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4800平方米,坐南朝北,主要建筑安排在中轴线上。四周有山有溪,环境幽雅。由大门进去,经过两排桃树,有一个大圆门,圆门内有一个大院子,对面又是一个大圆门,上面是三排殿宇,由此登石阶而入,又是一个院子,里面是半月池,池周围是石栏杆。渡过古桥是第一排殿宇,再过一个院子,是第二排殿宇,其最后一排殿宇,是四贤祠。祠前也是一个院子,祠后则是一个相当高的坪台,其下有一小池,其后是一座高墙,正对那两大圆门的北端高墙。这三排殿宇是主屋。在主屋两旁,又是一排一排的房屋。
南宋(1127—1279年)时期,儒家学者风行讲学,书院发达。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会讲鹅湖寺,各持己见,“相与讲其所闻之学”,这就是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后人在他们聚会的地方建祠纪念,因名“四贤祠”。淳祐十年(1250年),改名为“文宗书院”。
元代皇庆二年(1313年),又增建“会元堂”。
明代景泰(1450—1456年)年间,又重修扩建,并正式定名“鹅湖书院”。
这所书院,自南宋至清代,八百多年来,几遭兵毁,又几次重建。其中尤以清代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整修和扩建工程规模最大:新筑山门、牌坊、大堂、浮池、拱桥、碑亭、御书楼;两侧更修建厢房数十间,作为士子读书之所。康熙皇帝还为御书楼题字作对,门额题为“穷理居敬”,联语为“章岩月朗中天镜,石井波分太极泉”。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修建后的基本布局为:院墙前临照塘,墙内左义门、右义门。建筑共六进:一、头门;二、青石碑坊;三、泮池,池上有雕栏石拱桥,泮池两各有一碑亭;四、仪门,三楹,两翼有庑廓;五、会元堂,五楹;六、御书楼。东西两廓各有读书号房20幢。
至今牌坊、泮池、后殿、厢房等建筑保留尚完好;泮池两侧的厢房内,尚存明、清两代古碑13块,是研究这座书院历史的珍贵资料。
鹅湖书院,1959年,被列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No.9 洙泗书院
洙泗书院,位于山东曲阜城东北四公里处。汉代至宋金均名讲堂,元代改称洙泗书院。现建筑多为明清所建。
洙泗书院总占地面积1.9公顷。建筑分为三区,东区有更衣厅,西区前有礼器库,后有神庖、神厨,中区前后两进庭院,有大门、讲堂、大成殿、两庑等。
院内建筑均为明代建。清代重修。有讲堂、大成殿、两庑等建筑,元、明、清各代碑刻,院内古柏参天,深幽雅静,丰草盈地,步入这林木蓊郁,恬静幽深的古老书院,别有一番情趣。
洙泗书院因南临洙水,北临泗河,故名洙泗书院。传为孔子修书讲学的地方。后成为纪念和祭祀孔子的场所。孔子周游列国返鲁后,在此删诗书、定礼乐、系周易,并聚徒讲学。
汉代至宋金均名讲堂,元代改称洙泗书院。
明代至元三年(1337年)孔子55代孙、曲阜县尹孔壳钦出资在讲堂旧址重建,并设山长一人主持。明弘治七年(1494年)衍圣公孔弘泰以维修阙里孔庙余资重修。正德二年(1507年)改山长为国子监学录,秩正九品。六年书院大门毁于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军,嘉靖二年(1523年)重建大门并维修,天启七年(1627年)大修。
清顺治八年(1651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雍正十二年(1734年)多次维修。其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民国年间相继维修,1988年大修,并重建外围墙。
No.10 万松书院
万松书院位于杭州西湖南缘凤凰山万松岭,始建于唐贞元年间(785-804),名报恩寺,明弘治十一年(1498),浙江右参政周木改辟为万松书院。现书院为2002年在明清原建筑基础上重修。
万松书院始建于唐贞元年间(785-804),名报恩寺。明弘治十一年(1498),浙江右参政周木改辟为万松书院。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清代齐召南等大学者曾在此讲学,“随园诗人”袁枚也曾在此就读。清康熙帝为书院题写“浙水敷文”匾额,遂改称为敷文书院。现遗址尚存有“万世师表”四字的牌坊一座和依稀可见“至圣先师孔子像”的石碑等物。据说,四大民间传说故事中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就在此读书相逢,书院也因此家喻户晓。
创建初期,万松书院规模较大,主体建筑布局沿用官学“左庙右学”的形制。左边近山处有孔子殿。孔子殿系原报恩寺建筑,三开间,经修葺后焕然一新,是书院的祭祀场所。殿前有颜乐亭。高处建留月台和掬湖台。孔子殿右边,前有万松门,后有明道堂。堂为五开间,宽绰宏敞,为先生“讲明经义”的课堂。西廊两侧各有斋室五间,是师生们自习之所。初期,万松书院内部的组织机构相对简单,招收童生、监生、举人三类生徒;聘用博学鸿儒为山长、品学兼优的贤士为教授;初步建立书院的学规和章程。经过创办初期的摸索和实践,明代万松书院在不断扩建与重修中逐渐成为江浙一带颇具影响力的知名书院。
明万历年间,阁臣张居正废毁天下书院。幸而在大学士徐阶的支持下,浙江巡抚谢师启、提学佥事乔因以“万松书院祀先圣,不当概毁”为由,再三乞请,终使万松书院逃过一劫,为此改称为“先贤祠”,虽名亡而实存。崇祯五至六年(1632--1633)间,终于在战乱中被毁。
康熙十年(1671),浙江巡抚范承谟重建万松书院,并改名为“太和书院”,书院才开始复苏。及至康、雍、乾时期,统治者对书院教育由禁止转为提倡后,万松书院得以迅速发展,逐渐进入昌盛时期。这一时期,清政府对万松书院的支持也是空前的。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圣祖玄烨御赐“浙水敷文” 额,并赐《古文渊鉴》、《渊鉴类函》、《周易折中》、《朱子全书》等典籍予万松书院,浙江巡抚徐元梦建存诚阁收藏,书院也由此更名为“敷文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万松书院被敕为省城书院。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高宗弘历初次巡临万松书院,赐“湖山萃秀”额,并赐英武殿所刊《十三经》、《二十二史》各1部。当时享有这一殊荣的仅有江宁钟山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此后,弘历五次下江南又五次巡临,对万松书院格外重视。
1999年起,杭州市政府依据史料记载和留存的遗迹,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在遗址上按明式旧制重建万松书院。2002年10月建成并向游人开放。
重建后的万松书院,占地约6万平方米,是西湖周围惟一以书院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公园。书院的主体建筑以清乾隆《南巡胜迹图》中的《敷文书院》为蓝本,以自然山体、林木、古藤、奇石为背景,采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仿明式建筑形制,用粉墙、粟柱、黛瓦的素朴淡雅,凸现“求之于心而无假以雕饰”的风格,使书院处处散发浓浓的书卷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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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
在1000多年前的中国,
有这样一个“可怕”的王族。
它能在最乱的乱世中生存,
在朝代更迭中还能使国家富饶。
可这个受百姓敬仰的王族,
在短短存在72年后,
却自己选择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
原来这个王族的后代,
背负着一个“特殊使命”,
他们在之后沉寂的千年里,
其实一直在“神不知鬼不觉”地,
改变着整个中国。
如今,他们终于爆发了!
这个家族就是:吴越钱氏家族
1000多年前,唐宋之间,
有过一个五代十国的奇局,
天下纷争,群雄四起,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一个乱世。
当时北方战火纷飞,田园荒芜,
可很奇怪的是,在南方,
浙江一带的吴越国却是太平景象。
这就不得不提吴越国的君主,钱鏐。
他一生充满传奇,
也是他奠基了钱氏家族的辉煌。
他生于公元852年,杭州临安人,
据说他出生时,相貌奇丑,
丑到连亲爹都不想要,
他爹觉得不详,想把他弃于井中,
好在阿婆怜惜,才保住性命。
因阿婆留住了他的性命,钱镠小名“婆留”,而那口井被称为“婆留井”
他很喜欢看书,小小年纪,
就已满腹诗书,可家中贫困,
他只好中途辍学去贩私盐。
为了生存,他还练就了一身好武艺。
乱世出英雄,而他于乱世中,
凭自己的实力闯出了一片天。
他由贩盐起家而行伍,
后多次平息叛乱,使两浙统一。
当时为表彰他的功绩,
唐僖宗钦赐“金书铁券”,
免他本人九死、子孙三死。
钱鏐的“金书铁券”,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也是我国目前现存最早的免死金牌。
得“金书铁券”可谓是家族最高殊荣,
可他非但没自傲,反而更加清醒。
他召集家人,宣布了8条家规,
之后将家规工工整整书写装裱,
高悬于家庙的列祖列宗像前,
要求大家铭记于心,不得恃宠而骄。
到公元923年,后唐建立后,
他又被封为吴越国王,
而他,是一位治国有略的好皇帝。
他深知战乱带给百姓的痛苦,
当上国君后,
便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
以民为本,发展农桑,兴修水利。
在他的治理下,吴越国成为,
遍地烽烟中的一个世外桃源。
大文豪苏东坡由衷赞叹吴越国盛景:
“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
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也由此奠定基础,声誉鹊起。
更难得的是,人人都想称霸,
可他却一心追求中国统一。
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子孙:
度德量力而识事务,
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
民为贵、社稷次之。
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
他还留下十条“遗训”,对其精心,
创立的家训作了最后的强调补充。
当时因割据政权,多少人,
在继承问题上兄弟相争、父子相残,
可因他的家训,吴越国,
历经三世五王竟仍然稳定太平。
《钱氏宗谱》中的钱镠像
公元978年,后代遵从他的遗嘱,
为保护百姓免受战乱,归附宋朝,
成就了中国史上少有的和平统一局面,
江南则成了富甲一方的华夏之地。
编写《百家姓》时,由于当时赵氏为帝,
“赵”姓被排在第一位,
而排在第二的,就是“钱”姓。
之后这个传奇的王族,
渐渐消失在了历史中,
可钱氏家族不仅没衰败,
还长达千年都人才兴盛!
自唐末历五代,
又经北宋至南宋,400年间,
吴越钱氏封郡王、国公者二十余人,
封侯拜相、入仕内阁者,将近百人。
除了位极人臣的,还出了,
许多著名文学家、藏书家、医药家。
宋朝皇帝赞誉:
“忠孝盛大唯钱氏一族”。
明代,出现了诗人钱谦益,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钱谦益
到清朝,又出现了18世纪,
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钱大昕,
他被陈寅恪评价为:清代史家第一人。
而且名藏书家钱曾、学者钱塘、
书画家钱沣等等,都是钱王后裔。
钱大昕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
孟子也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可钱氏家族彻底颠覆了人们的想象,
到近代,更是爆发,人才井喷。
钱氏人口仅占我国全部人口千分之二,
但自宋代以来,
载入史册的钱氏名人就已逾千。
据统计,当代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
钱氏名人就有一百多位,
分布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
有人总结钱家出过:
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
钱穆、钱钟书、钱学森……
这些名字彪炳史册,如雷贯耳,
可这些人,全都出自钱氏家族!
这相当恐怖,也令人疑惑,
为何钱氏能人才济济?
不少研究学者认为,
是因钱家有着不同常人的DNA。
可事实却是因为,钱镠的那一纸家训!
在家训的开篇,就提到: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
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
钱镠认为,做人以立品为先,
有才无德的人,是极其危险的。
钱镠曾说“子孙虽愚,诗书须读”。
所以,崇文倡教、读书明理,
是钱氏家族的重要家风,
它强调的就是:
读书为第一等事,读书子弟为第一等人。
为了让家族中的穷苦孩子,
也能读得起书,家训中规定:
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
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
于是从宋代开始,
钱氏家族就族内相互扶携,
各地的钱家都设立义田、义庄
……
并明文规定其中一部分田产或盈利,
必须作为教育经费。
无锡的“怀海义庄”就是个典范
其宗旨就是:
“救灾周急、恤孤矜寡、
排难解纷、兴学育才”。
族内凡鳏寡孤独者,均能领到义庄钱粮;
钱姓子弟不分贫富都能上学。
国学大师钱穆,
就是在义庄资助下才得以上学的。
他最著名的著作《中国文学史》,
堪称是中国文学史上,
最全面的详尽的讲义,无人能出其右,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
更有学者谓其为:
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钱穆的亲侄子钱伟长,
同样家境贫寒,读不起书,
在义庄的资助下,才完成学业,
成为了中国的力学之父。
1941年,他提出“板壳内禀理论”,
爱因斯坦看后,这样评价:
“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他还发表了世界上,
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的理论,
被国际上公认该领域的奠基人。
有人问钱伟长,为什么钱氏家族,
有很多成功的人才时,他调侃道:
“我们钱家人喜欢读书,
书读多了容易当官,当官的容易出名。”
钱伟长与钱穆
国学大师、著名教育家钱基博,
自幼便喜好读书,勤奋治学到,
“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
以至于“生平读书无一字滑过”。
他博通经史子集四部,
以集部之学见称于世,
有“集部之学,海内罕对”的美誉。
大名鼎鼎的张謇赞其文章,
“大江以北,未见其伦。”
而他的儿子,比他更出名。
他的儿子,不是别人,
正是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
他的《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
被誉为“新儒林外史”。
他的《管锥编》堪称是文学史的代表作。
众人皆知钱钟书有“照相机式的记忆”,
有“百科全书式的大脑”,
而钱钟书的用功之勤,亦无人能比。
除了大量阅读之外,他还学习他的父亲,
无论看什么书都必做笔记,
一生都在纯粹地做学问。
钱氏研究者曾说:
“钱家人的家风都很正,
学习的目的性非常的纯洁,
他们对读书的热爱,
完全是对知识的追求和热爱。”
钱氏家训中还写了婚姻原则:
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
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
相比家世、财富,
更看重配偶的教养和素质。
让人不禁感叹,
一千年前的钱氏家训,
居然观念如此超前。
而钱氏家族的配偶,大多德才兼备。
钱学森的妻子蒋英,
就是一位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
在钱学森苦闷时,始终相伴左右。
钱学森曾多次提及,
“在我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时,
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
得到启示,我很有福气。”
钱伟长的夫人孔祥瑛,
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孙,
清华大学高材生,曾任清华附中校长。
他们两人相濡以沫61年,
在钱伟长最落魄的日子里仍不离不弃。
钱伟长和孔祥瑛
一天,钱基博私自拆开了,
杨绛寄给钱钟书的信,信中写道:
“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
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
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
钱基博不禁赞叹:“真是聪明人语。”
之后,钱基博亲自给杨绛回信,
信中大大称赞她的孝悌明理,
且立即认可她和钱钟书的恋爱关系。
而婚后,钱钟书更给了她最高的评价:
最才的女,最贤的妻。
正是这样的“优优联姻”,
使钱家基因不断优化。
钱钟书和杨绛
更令人佩服的,
是钱氏家训中的家国观:
“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
“利在一时故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
早就1000多年前,钱氏家训,
就提出了作为社会人的担当,
实在令人汗颜。
不做蝇营狗苟的“小我”,
要做利国利民的“大我”,
弱则发奋图强,强则振兴中华,
更成了钱氏子孙自觉背负千年的使命!
比如钱穆,即使到晚年,
仍不忘教导子女:
吃点苦没有什么,我希望你们,
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
其实钱伟长是个严重偏科生,
他英文成绩0分,物理成绩5分,
但他以国文和历史满分的成绩,
考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
可当看到中国因为没有飞机,
被日军打得节节败退时。
他毅然选择为救国换专业,
去学习如何制造飞机大炮!
之前毫无物理基础的他,
以弱博强,发奋苦读,
在短短4年里,
就完成了一般人8年才完成的学业,
终成一代物理大师,实现科技报国之志。
中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
他是一名五四先锋,
是他催成新文学的诞生并予以奖掖支持。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
就是鲁迅在他的敦促下创作的。
而他的儿子钱三强,
没有继承他的衣钵从文,
反而选择了理科,他非但没有失望,
反而鼓励儿子追求自己的兴趣。
1937年,钱玄同染上重病,
孝顺的钱三强不忍离开父亲,
犹豫是否出国学习,
没想到钱玄同却坚定地对他说:
“你学的科学,将来对国家有用,
你还是出国好好学习吧!”
后来,钱三强师从居里夫人,
钱玄同又写信激励儿子:
“你有了很好的指导老师,
要努力攀登科学高峰,振兴中华!”
正是在这样父亲的教导下,
钱三强始终怀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
他与妻子何泽慧在国外取得巨大成功后,
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生活,
回到当时一穷二白的祖国,
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的原子弹事业中,
成为了中国原子弹之父。
钱玄同与钱三强
当年钱学森赴美留学,
他的父亲钱均夫就根据钱氏家训,
专门为他写了庭训:
“人,生当有品:
如哲、如仁、如义、如智、
如忠、如悌、如教!
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
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乃父告之”。
在二战中后期,
钱学森已是全美国乃至全世界,
顶尖的空气动力学专家。
可他却一心回祖国效力,
美国得知后,多次阻挠,
更将他软禁,
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甚至咆哮:
“钱学森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
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
也不让他回到中国!”
得知儿子被软禁的消息,
钱均夫给他写信勉励道:
“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赘述。
吾所嘱者:人生难免波折,
岁月蹉跎,全赖坚强意志。
目的既定,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
即使弯路重重,
也要始终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
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
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
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觉醒……”
之后历经千辛万苦,
钱学森终于回到祖国大地,
而在他的带领下,
中国国防事业实现质的飞跃:
1964年10月16日,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
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970年4月24日,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个个忠勇为国,
代代皆是豪烈,
钱氏家族不愧被称为:
“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
正是“钱氏家训”的内容,
影响了一代代钱王后人,
也塑造了一批批钱氏杰出人才。
就连中纪委都特别推荐这份家训,
钱氏家训更被记录在“非遗”名录里。
即使今天看来,钱氏家训的理念,
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值得发扬光大。
钱家,如此的豪门望族,
可他们传承的却从来不是钱,
而是宝贵的精神食粮。
所谓“家国天下”,即是:
先有一家、后有一国、
最后形成天下。
而良好的家训是“好家风”的开端,
《钱氏家训》,
不只是钱氏家族的财富,
更是整个中华民族,
乃至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最后附上宝贵的钱氏家训,
与大家共勉!
钱氏家训
个人: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
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
曾子之三省勿忘。程子之四箴宜佩。
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
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
尽前行者地步窄,向后看者眼界宽。
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方见手段。
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是脚跟。
能改过则天地不怒,能安分则鬼神无权。
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
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
家庭:
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
内外六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
父母伯叔孝敬欢愉。
妯娌弟兄和睦友爱。
祖宗虽远,祭祀宜诚。
子孙虽愚,诗书须读。
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
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
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
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
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古同烹),
忠厚传家,乃能长久。
社会:
信交朋友,惠普乡邻。
恤寡矜孤,敬老怀幼。
救灾周急,排难解纷。
修桥路以利人行,造河船以济众渡。
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
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
不见利而起谋,不见才而生嫉。
小人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
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和。
国家:
执法如山,守身如玉,
爱民如子,去蠹如仇。
严以驭役,宽以恤民。
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
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
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
聪明睿智,守之以愚;
功被天下;守之以让;
勇力振世,守之以怯;
富有四海,守之以谦。
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
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
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
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
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