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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冯时：汉字一统天下之前的“夷夏东西”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整理
三皇五帝，各种神兽如共工、蚩尤、祝融，以及华夏族与四方夷狄蛮戎的战争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起源，这些载于古籍的传说或记忆碎片，与晚近一百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能否拼出完整而逻辑自洽的中国上古史？中华文明的源头究竟能不能说清楚？人们耳熟能详的“华夏民族”“炎黄文化”概念，与15万多片出土甲骨文所建构的早期汉字文化体系，会不会局限我们对中华上古文明的想象？
7月12日晚，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以线上讲座的形式，举行了今年首场“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著名古文字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冯时以“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举办演讲，并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戴向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易华等进行对话。
冯时认为，长期以来，“春秋大一统”思想是人们的“共识”，但不断破译的考古资料反映出的史实显示并非如此。在中华文明的上游，汉字不是独霸天下的存在，在夏王朝之前，文明并非一统，而是呈现出“夷夏东西”的事实，也就是说，“夷”与“夏”的文化，在相当长时间里交相辉映。
古彝文里的“夷夏东西”密码：只有东西之分，而无南北之限
“夷夏东西”之说最早由傅斯年提出。他认为中国所谓“南北”格局是比较晚近才形成的，而在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从1994年到2009年，冯时先后发表了《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试论中国文字的起源》等论文，在傅斯年的基础上，对文字起源、“夷夏东西说”和文明起源进行了持续的研究。
如何从考古发现，来解释傅斯年所说的“夷夏东西”格局？冯时首先列举了一块出土于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龙山晚期陶片，上边镌刻有11个文字符号。很多学者试图通过甲骨文破译，但这套系统显然与汉字系统不同，徒劳而无功。1994年，冯时发表《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用古彝文释读出这11个字符，从右到左汉译为：“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 “魅”为占卜对象，意即为恶鬼诸邪而卜；“阿普渎祈”意即祈求阿普渎，“阿普渎”为洪水后的彝族始祖；“百鸡拐爪”意为以鸡骨卜卦，属彝人传统的占卜形式。这片陶文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仪。
出土于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龙山晚期陶片上的文字符号
古彝文是今天生活在川、滇、黔、贵等省的彝族古文字。冯时认为，如果说在山东邹平出土的这些文字属于古彝文，而不是我们习惯接受的汉字系统，这就意味着：生活在410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的族属，不是华夏族而是“夷族”。那么，“夷族”与“彝族”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彝族以前的称呼“夷族”带有汉人歧视之意，于是改为“彝”。但彝人积古以来便自称为ni，汉译为“夷”，其字与古彝文的“人”字同源，“人”为本字，“夷”为后起再造；而且古彝文“人”字本又为彝族始祖之名，彝人以其始祖之名作为族称。
傅斯年通过文献考证，将上古文明区划为“夷夏东西”，所谓“东西”的地理标志就是太行山，太行山以东属于夷的文化区，太行山以西属于夏的文化区。冯时认为，傅斯年的这一论点，无论从考古学研究还是从文字起源的角度分析，都是吻合的，太行山以东的史前文化，和太行山以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在讲座中，他举出以下三个例子来进行说明。
首先是很有名的一件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距今约5300年的玉版。这块玉版藏于一件玉龟之中，内外有四重图像，最中心是一个指向四方的八角图形。汉人常认为这是所谓“龟书”或“洛书”。但冯时提出，与这块玉版图案相似的考古材料的出土地点，都在太行山以东，北至辽河下游，向南到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而太行山以西至今未见一件。并且这种图像今天在西南少数民族如彝族、苗族、傈僳族等的风俗里还大量存在，有些图像配以八卦，彝语把八卦称作“八角”。因此，通过考古材料，太行山以东的上古文明可以与今天西南少数民族建立某种联系。
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玉版
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玉鹰，同样有八角图案
现在的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织布中大量使用的八角图案
自内蒙古东部以至山东、江苏、湖南和江西地区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间，这一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被学者称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其文化面貌与西部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有着极大不同，冯时认为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独立于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体。
在讲座中，冯时举的第二个例子是来自良渚等地出土文物上的图像。这些图像像一个斗魁，中间有突起，这在东部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中大量出现。
东部新石器时代大量出土的“斗魁”形兽面纹
良渚文化中大量的兽面纹的文物遗存
冯时认为这即是汉文典籍里描述的“璇玑”，也就是古人认为的“天极”，所谓天极，实际就是北天之中不动的那个点（北极星），北斗星会围绕着北极星旋转，规划出一个圆形的空间，这个空间古人称为“璇玑”，北斗七星中有两颗即叫“璇”和“玑”。但是，今天我们从华夏族遗物中很难寻觅到这种中央凸起的“天极”文，而纳西族的象形文字里居然还有，比如“天”字，正是这种中央突起的造型。这些图像在太行山以东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里都能看到，而太行山以西却没有。
西南地区纳西族文字中频繁出现的中央凸起的造型文字
“中国”的“中”，是四方之“中”，还是南北之“中”？
从“夷夏东西”的遗存和观念差异，冯时关注到，“中国”的“中”，以及古代政治观里“居中而治”的“中”，到底是四方之“中”，还是南北之“中”？他从天文考古学的角度推论早期统治者“立中测影”的圭表，其中暗藏着线索。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距今6500年前有圭表的遗存；而太行山以西，位于山西襄汾的陶寺，出土了距今4700年左右的圭表。尽管二者年代相差久远，但几乎在同一纬度线上，冯时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至少是在夏之前人们所认识的“地中”。后来“地中”变成了今天人们熟知的河南登封告成镇，也就是传说中周公测影的地方。
河南登封，周公测影台
这一作为“地中”的地点是谁建立的？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书《保训》告诉我们，这个“地中”系商汤的六世祖“上甲微”所定。《保训》描述了“地中”变迁的故事，“上甲微”认为早前所定的“地中”并非真正的地中，于是他重新测定，将“地中”定在今河南嵩山登封告成镇，即现在所说的周公测影台。《保训》记载，周文王将这个秘密告诉了其子武王姬发，嘱咐他守着这个“地中”。西周初期的青铜器何尊上，周成王还追溯了武王的话：“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也是迄今发现“中国”一词最早的记录。
冯时指出，如果将西水坡（河南濮阳）和陶寺（山西襄汾）连成一条直线，居中引出一条垂线，这条垂线刚好落在告成镇，一度不差。可见“上甲微”当时重新定的“地中”，不仅取了南北之中，同时还取了东西之中，真正形成了所谓“四方之中”的概念。而这个概念是在夏王朝之后形成的，夏朝建立“家天下”之后，整个天下格局变了，原来“夷夏东西”格局所定的地中，已不再是真正的“地中”，必须重新测定四方之中。
从这些考古学和文献学的证据，再回顾傅斯年先生早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很多线索可以得到互证。在太行山以东，上古文明时应属夷文化区，而在太行山以西应该就是夏文化区。如果这能成为一种基本认识，那么破译新石器考古遗存中的图像，就可以突破汉字文化的思维惯性，从夷文化的视角打开新思路。
早期文字中的秘密：目字图像是“吉”而非“目”
冯时列举了山东大汶口出土陶器上日月山或日火山图像，以及安徽蒙城尉迟寺出土陶器上的类似图像，指出其与彝文中的“天”和“地”字形一样。而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龟腹甲上所刻“目”字图像，也未必是甲骨文中的“目”字，而极有可能是古彝文中类似的象形文“吉”字，彝语念“MA”。这个符号并非孤立，在良渚文化的玉璧上也有出现。“如果我们把这个文字认成‘吉凶’的‘吉’，我们遇到的麻烦就少多了。”冯时说。
文物遗存中的日月山或日火山图像
龟甲上的被认为是“目”的图案
为什么古人要用眼睛表示“吉”？冯时认为文字的发明与早期人神交流的需求有关，凡是宗教性质的文字，都是象形文。而人神之间的交流，除了嘴，眼睛特别重要，通过文字完成眼神的交流。三星堆出土的人像只有两种经典形象：一种是只有空洞的眼眶，嘴角都往下撇，一副哀苦的样子；另一种则是眼珠夸张地突出，嘴角都笑着上扬，很欢快的样子。
此外，新石器时代很多玉饰上，也可以看到类似三星堆的两种表情，开嘴笑的有眼睛，而撇嘴哀苦的则没有。这样一些实例，从古彝文的“吉”字来解释，强调的就是眼目通神的意义。汉字系统中也是如此，古人画仓颉像，有四只眼睛，特别强调他的“目”；而沟通人神的“巫觋”，“觋”字左边是一个巫，右边是“看见”的“见”，一定要看；庙主称作“视”，视就是看的意思，视庙主就如同看到了祖先。
三星堆面具表情中“目”的形态是着重刻画的
当然，这样的结论也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夷（彝）族的文化真的有那么久远吗？冯时认为，不仅古彝文中一直有“人”（ni）的自称，殷商甲骨文里多有商王征讨“人方”的记录，而且，彝族古文献中也能发现强有力的证据。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地质学家丁文江在贵州毕节调查，将搜集的彝文典籍出版为《爨文丛刻》，其中收录了彝族水西土司安氏的族谱，从其始祖记到1930年，还不包括断代缺漏的部分，一共120代；而按《孔子家谱》的记录，从春秋晚期的孔子到如今的孔门直系，也才不过80代。
从空间上看，如果“夷夏东西”这个局面是事实的话，那就意味着太行山以东，北到辽河下游，南到长江中下游乃至上游，这一半月形地带可能都属于广义的夷文化区。可为什么现在的彝（夷）人仅分布在西南地区呢？冯时说，华夏族势力的扩张史，也是夷族遭受不断挤压的历史。商周对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不断打击，夷（彝）族文化在此过程中或融合，或南徙，到宋元以后最终偏守一隅，落脚于西南的川、滇、黔、桂等地。
陶寺文化与夏启建立“家天下”王朝的事实
今天找到的夏代文字，出土地点在山西襄汾的陶寺，属于陶寺文化的最晚期。在这里发现的一个陶罐上，用朱砂写了两个字，一个是跟甲骨文完全一样的“文”字，另一个字符冯时认为就是族邑的“邑”，而“文邑”是早期夏王朝的王庭，确切地说，也就是夏启所建的王庭。
山西襄汾陶寺文化的陶罐上的文、邑符号
关于“文邑”最早的材料，在甲骨文里可以找到。商代甲骨文里，目前发现五条有关“文邑”的卜辞，如“癸酉卜貞，文邑受禾”“壬申卜貞，文邑受禾”等。古籍所载，夏禹名叫“文命”，夏代也叫“文夏”；而今天推考的夏代王庭叫“文邑”，都强调这个“文”字。那么“文”是什么呢？冯时认为，“文”就是修养自己的内心，修养道德。这样的一种文化面貌与太行山以东的夷文化完全不同。《礼记·表记》中说：“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夏人奉的是尊尊亲亲，商人是敬事鬼神，“尊尊亲亲”是重德表现，说明在夏代已有“文”的思想，这是非常进步的。
陶寺最晚期实际上就是夏启所建的王庭，支持这一说法的还有很多证据。比如陶寺出土的彩陶龙纹盘，冯时在《夏社考》一文中考证出盘上画的龙就是夏代的社神（夏社）“句龙”，而夏社句龙的嘴里叼的东西，就是社树的符号。他还搜集了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汉代有关社树的图案，发现都是这个样子。
陶寺出土的彩陶龙纹盘
各种文物遗存汇总的社树符号
从夏社句龙与社树，进一步佐证陶罐上的“文邑”为夏代文字，也就是甲骨文的祖先。而“文邑”出土于陶寺文化的最晚期，这与“夷夏东西”的事实有什么关系呢？
陶寺遗址分成早、中、晚三期，没有城墙的文邑出土在最晚一期，而早期和中晚期都发现有城墙。冯时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早期的城墙被推倒，宫庙被毁弃，男人被杀戮，甚至女人被绝嗣。
“这不是一场革命是什么？”冯时说，“这个转变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把它设想成这就是夏启建立夏王朝的这样一场革命，那么这个事情在文献里边或许就有记载。”研究发现，周易《泰卦》“上六”爻辞中记载：“城复（覆）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易经》的卦爻辞体系，最晚成于西周早期，而殷商的大邑没有城墙，不可能有“城复（覆）于隍”的事；商汤灭夏桀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夏朝就已经叫邑了，商汤所建的即叫亳中邑，不可能有“城复于隍”这样的事。那么，造成这一革命性巨变，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夏启建立他的“家天下”时，开创了文邑制度。
陶寺遗址的发掘，不仅找到推倒城墙、毁坏宗庙、壮丁被杀的证据，还有女性被绝嗣的残酷画面，比如一副女性骨架的阴部插着一根牛角，并且是被活埋的，至死还保留着挣扎的样子。冯时推测，如果陶寺能证明夏启建立“家天下”王朝的事实，那么，从古史系统去分析，就不排除“益干启位，启杀之”这样的权力斗争。
陶寺遗址出土的女性被绝嗣的尸骨
通过对陶寺遗存的分析，冯时指出，夏代早期，以夏启为代表建立了“家天下”王朝，并将文邑作为宫廷，如果这种分析成立的话，我们对上古的文明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夷夏交胜”“夷夏东西”的格局，随着夏王朝的建立而改变。随着夏、商、周三代政治势力的强大，夏文字在殷承夏制、周承殷制的接续中，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正统文字而得到强劲的发展。这一过程中，统治者为实现其政治扩张和王权统一的理想，将文字变成最主要的文治教化工具。
点评：从巴蜀到良渚，早期国家并非都有文字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研究馆员戴向明，与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就冯时先生演讲分别发表了评论。
戴向明指出，夏商时期开始，中原文明在中国地域之内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而实际上，西南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也是非常特殊的文明景观，“假如把中原夏、商、周三代文明形成比作一个太阳的话，古蜀文明就是个月亮，它足可以代表当时国家层次的文明社会。同时期的其他地方都达不到，只有古蜀文明才可以，它是连续不断的，从宝墩文化之后，到三星堆、十二桥，古蜀文明的兴起，它是连续不断上升的。”
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没有从发达的古蜀文明中发现文字。中原生长出来的殷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往前追溯到夏之前的龙山时代，山东邹平的丁公陶文能够用古彝文念出来，这是令人惊奇的。再往前追溯，五千年左右的良渚文化达到了早期国家水准，但只发现刻在玉器上的图像符号，而没有发现像丁公陶文那样能多字连缀成篇的文字体系，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能确认出良渚有成熟的文字出现。戴向明认为，早期的刻画符号数量很多，形态也很多样，比如更早的仰韶时期遗存，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可能会推测这是不是早期文字？但多数学者还是持谨慎态度，认为这些仍是符号，而不属于文字。
针对冯时所论证的“夷夏东西”说，戴向明指出，前辈考古学者将史前中国，依考古发现，作过文化区的划分，除了夷、夏，还有苗蛮、百越等等，北大的严文明先生甚至划分出八大文化区。这种史前文化的多元，经中原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不断滚动，越滚越大，最后形成“秦汉归为一体”的大一统局面。这里也涉及到如何看待“夷夏东西”文化区的划分粗细问题。
冯时回应，通过文化大区块的划分，来区别夷与夏的不同，是带有根本性的。宏观的夏，也包括后来的周；广义的夷，实际也包括了苗。今天我们其实很难用考古材料去对应某一个具体的族，将来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或许我们能够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新的认识。
易华认为，早在4000年以前，夷文化在东亚就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有发达的农业，像凌家滩的玉器等等，工艺达到了世界领先的高度；但是到了4000年前左右，夏代开始的时候有了很大的变化，进入青铜时代，东亚文化从相对比较独立自由的发展，到遭受外来文化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成系统的，并非偶然的小影响。
易华向观众展示了一份夷与夏的关键词对照表
易华同意冯时讲的陶寺可能是夏邑，他认为在尧、舜、禹时代，以祭祀为大，用玉器祭祀是最大的事情，打仗是次要的，战争不是主旋律。从夏启开始，战争变成主旋律，一方面夏代开始进入青铜时代，青铜兵器的出现，使得戎与祀都成为国之大事；另一方面，夏启的王位权力是通过战争夺取的，而不是禅让而来的，这个战争正好是陶寺的灭亡和石峁的兴起，可以作为中国从“玉帛古国”进入“干戈王国”的主要转折点。
责任编辑：陈诗怀
校对：丁晓
东夏教育.寻根之旅.安氏
东夏教育
五代时期，天下大乱，而安氏也出过三位当时最有实权，最为神气的节度使，那就是西川节度使安潜，永兴军节度使安光邺，和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他们三位，虽然都是独当一面，大权在握的重臣，但都能行仁政，一点也不飞扬跋扈，所以能在青史留名。其中的安重荣，更曾在石敬塘答应当契丹人之子时，痛言此事乃“诎中国以尊夷狄，此万世之耻也“而流芳百世。
01.安姓来源
源出
一、出自华夏族原有姓氏。秦朝时有安期生，一名安期，人称千岁翁，安丘先生。琅琊人，师从河上公，是秦汉期间燕齐方士活动的代表人物，黄老哲学与方仙道文化的传人。
二、出自他姓或赐姓。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北魏时有鲜卑安迟氏改为安姓者；唐时安禄山由康姓改为安姓；明朝时有元人孟格、达色等被赐姓安；另有唐时回鹘人、奚人，明清彝族沙骂氏、村密氏、吉巴氏及其它少数民族中安佳氏、阿尔丹氏、德力根氏、安帐氏等众多别姓改为安姓者。
三、以国名为氏。汉代有安息国王子入华改姓。唐代西亚、中亚有“昭武九姓”之一，隋唐时期，祁连山北邵武城（今甘肃省临泽县）有康国，后为匈奴击败，迁回至中亚（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一带），建立了安，曹，何，康，石，米，史，火寻，戊地等九个小国。唐高宗永徽年间，「昭武九姓」先后归附内地，其中有汉字音译为“安”的安氏。
以其原“安国”国名首字为氏。
四、出自满族改汉姓而来的安姓。满族最早使用的汉字姓，在渤海国时即有此姓。改为安姓的满族固有姓包括：安佳氏、额勒赫氏、纳喇氏，以及加入满族的阿尔丹氏（达斡尔族）等。
源流
源流一
安息国(古帕提亚帝国，今伊朗)，其王族后代皆以国名位姓氏，称安帕提亚氏。到了汉朝时期，汉武帝刘彻派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抵达安息国以后，中国与安息国开始有了往来。安息国太子安清将王位让给叔父，自己出家为僧。东汉桓帝刘志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安清来河南洛阳宣传佛教，随后便定居了下来。
在安清的后裔子孙、以及当时随同太子安清一同入汉的侍从随员们，皆以原国名的汉译名称为姓氏，称安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安氏正宗。有相当一部分安氏族人多尊奉安清为得姓始祖。
源流二
源于昭武九姓，出自唐朝时期中西亚的昭武九国，属于汉化改姓为氏。唐朝时期有外邦“昭武九姓”，以原国名“安国”为氏留居中原，并逐渐融合到汉族之中，后省文简化为安氏。
源流三
源于鲜卑族，出自南北朝时期鲜卑安迟部，属于汉化改姓为氏。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吐谷浑部中有安迟氏族，后被鲜卑拓拔部所吞并。
北魏王朝建立后，北魏孝文帝拓拔宏在迁都洛阳后实施全面汉化改革措施，将其改为汉姓安氏，其后代多称安氏，后逐渐融入汉族，世代相传至今。
源流四
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满族额勒赫氏，满语为Elhe Hala，汉义“平安、康泰”。后改汉字单姓为安氏。蒙古族族中原有阿尔丹氏、德力根氏、安帐氏等，化为满族姓氏后，其后均改汉字单姓为安氏。
满族昂刚氏，亦称昂冈氏，满语为Aangang Hala，为满族脱谱姓氏之一，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安氏，少数为汉姓刚氏、冈氏。
源流五
源于回族，出自唐朝时期由西域阿拉伯地区来中国传播伊斯兰教的嘎宛思，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安氏是中国回族的古老姓氏之一，为回族著姓。
明朝时期来中国的苏禄国(今菲律宾苏禄岛)东王巴都噶·叭喀刺的第三子巴都噶·安都鲁，其后裔融入回族后，也取汉姓为安氏，现其家族主要在山东德州、天津两地繁衍。
源流六
源于奚族，出自唐朝时期奚族人，属于汉化改姓为氏。唐朝时期，有回鹘民族、奚族人，之中有人以“安”为汉姓留居中原地区，并逐渐融合到汉族之中，世代相传至今。
源流七
源于蒙古族，成吉思汗弟弟别勒古台后裔改姓安，出自明朝初期蒙古诸部，属于帝王赐姓改姓为氏。明朝时期，有前元朝蒙古族人孟格、达色等族人归附大明政府，其后皆被明太祖朱元璋赐汉姓为安氏，意为“安分守己”，其后代子孙以汉姓安氏世代相传至今。
源流八
源于彝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明、清两朝时期，在西南地区生息的彝族中有沙玛氏、村密氏、吉巴氏等众多部落，后在中央王朝政府推行的改土归流运动中，均流改汉姓为安氏，世代相传至今。
源流九
源于达斡尔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黑龙江志稿·氏族志》记载：达斡尔族阿尔丹氏，世居黑龙江地区。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Ardan Hala。
清朝中叶以后，达斡尔族阿尔丹氏多改汉姓为安氏。
源流十
源于锡伯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锡伯族安佳氏，祖先原为汉族，东汉末期被辽东鲜卑乌桓部虏携后融入鲜卑族，后逐渐演化为辽东锡伯族，世居普塞屯村(今辽宁大连庄河)。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Angiya Hala。
清朝中叶以后，锡伯族、满族安佳氏多改汉姓为安氏。
源流十一
源于外夷，出自清朝时期沙俄侵略军俄罗斯族、哥萨克族战俘，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源流十二
朝鲜族（中国、韩国、朝鲜）安氏：本姓李氏，始祖安瑗中国人。唐宪宗元和二年丁亥 东入於高丽松岳山下， 有三子：长子名枝春、次子名叶春、三子名花春，新罗景文王四年，甲申倭乱，三兄弟平乱，故赐姓安氏。
02.安姓始祖
得姓始祖
安清、安禄山、嘎宛思、巴都噶·叭喀刺、巴都噶·安都鲁。
安 寿：字厚卿，宋进士第，调蔡州亲察推官，至太常丞，秘阁校理检正中书，修起居，元丰初使高丽，加左谏议大夫，迁龙图阁直学士，改户部尚书，六年同知枢密院，元佑二年进知院事，拜亲文殿大学士，授光禄大夫，传戴宋史，元佑党人碑，名列政大臣，挥麈前录称公，在政府父尚康宁，且具庆焉，宋史载父曰华封光禄大夫，年九十余岁，子扶，给事中，殉靖康难。是为江苏安氏始祖。
山东日照安姓是相传明洪武年间，长支孀居夫人携子孙自江苏东海迁至日照安家村，次支男性长者携子孙自江苏东海迁至云南景洪。
安天乐：元至汉元年辛酉二月十二日午时生，世系本源江西省吉安府太和县吉水版籍鹅劲大丘，于明洪武初年来宾庆邵邑，旦落南门数年，转住城东关外张家冲，殁葬张家冲。生子五：佐；伟；亿；任；伯。是为贵州安氏始祖。
03.郡望堂号
安姓的郡望主要有凉州、姑臧、河内、武威等。安姓的著名堂号有剖心堂。“剖心”堂号出自唐朝安金藏。安金藏为武后朝时太常寺乐工。有人诬告太子要造反，武则天命酷吏来俊臣办案。闻讯赶来的安金藏剖开自己的腹，指着自己的心，以此证明太子不会谋反。他的肠子流了出来，人也倒地昏死过去。武则天命用自己的辇把他拉进宫中，让御医抢救，整整一夜才苏醒过来。武则天很是感慨，下令放了太子，并封安金藏为代国公，死后谥“忠”。
04.通用联
（1）源自轩辕；望出武陵。
——佚名撰安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安姓的源流和郡望。
（2）才堪济世；学足通经。
——佚名撰安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北魏辽东人安同，性格端庄来谨，有济世之才，为道武帝所器重。太武年间被封为高阳公，历任征东大将军，冀州、青州刺史。为官严明，长于校练，一时为人称颂。下联典北宋初朔州人安德裕，字益之，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的儿子。安重荣因不满高祖石敬瑭向契丹自称“儿皇帝”而反晋，被杀，其属下秦习把安德裕藏匿养大。他幼年时就喜欢笔砚一类文具，读书后，博贯文史，尤其精于《礼》、《传》。北宋开宝初年进士，官至金部郎中，出任睦州知州。著文集四十卷。
（3）仙人食枣；乐工剖心。
——佚名撰安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秦代方士安期生，琅琊人，相传曾跟从河上丈人学仙术，常在海上卖药，称他为“千岁翁”。秦始皇东巡时，方士李少君曾对武帝说：仙人安期生吃巨枣，大如瓜。武帝曾派人到海上寻找他而不得。下联典指唐代长安人安金藏，在太常寺任乐工。当时有人诬告太子李旦（武则天的四儿子，后为睿宗）谋反，武则天命来俊臣追查。安金藏说：“你既然不相信我的话，请允许我剖心来表明太子不反。”说完便抽出佩刀自剖其胸，肠子冒出来而倒地，经抢救后苏醒。武则天听说后，马上下令停止追查，睿宗景云年间，安金藏官右骁卫将军，封代国公。
（4）长髯太保；千岁老翁。
——佚名撰安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代名将安俊，字智周，太原人。官至陵川防御史。久在边地，羌人识之。知环州，种世衡得俘虏，问：“尔畏谁？”答：“畏安太保。”种指安，说：“此长髯将军正是。”下联典指战国时琅玡乡阜人安期生，卖药海上，受学于河上丈人。时人称他为千岁翁。秦始皇东游，请与语三日夜，赐以金璧，值数十万，出阜乡亭，皆置之而去。后始皇遣人求之，不可得。
（5）耻为夷子；洗此胡儿。
——佚名撰安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五代晋·安重荣。下联典指唐·安禄山。
（6）河内世泽；琅琊家声。
——佚名撰安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秦·安期生，琅琊人。
（7）画超溪径外；诗在颐山中。
——佚名撰安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清代画家安广誉与明代进士安盘二人的事典。
（8）端溪石砚宣城管；王屋松烟紫兔毫。
——安鸿渐撰安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唐代诗人安鸿渐《题杨少卿书后》诗句联。
（9）石刻二字蕴厚意；胸剖一刀揭沈冤。
——佚名撰安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代长安石工安民，熙宁间颁蔡京所书元佑党碑，刻石于州县，民被役。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闻者愧之。下联典指唐代右骁卫将军安金藏，长安人。在太常工籍，时唐睿宗为皇嗣，被诬谋反，武后命治罪。金藏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引刀自剖胸，肠出。武后感动，不疑皇嗣。命医治愈其伤。后为右骁卫将军。
（10）博通群史，荣居司马；屡建宏功，耻同禄山。
——佚名撰安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代金部郎中安得裕的事典。下联典指唐代名人安袍王的事典。
05.历史名人
历史上安姓的重要人物有：东汉佛教盘一家安世高；北朝北魏高阳公安同；唐朝九姓商胡安门物，代国公安金藏，东平郡王安禄山；五代后唐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宋朝知枢密院、诗人安惇；元朝集贤殿大学士安祐，宰相安童；明朝诗人兼画家安绍芳，万历进士安希范；清朝收藏家兼书画鉴赏家安岐，著名太监安德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人事部长安子文。
这么通报男孩“被逼吃粪便”事件就更清晰了 _ 新京报快评
小男孩被逼吃粪便。图/网络视频截图
备受关注的“男童被3名未成年人逼吃粪便”一事迎来新的官方通报。
7月6日，山西省介休市委市政府工作专班通报，经调查，6月17日15时许，郎某1（男，12周岁）、原某某（男，案发时不满11周岁）、郎某2（女，11周岁）三人遇到李某某（男，12周岁）后，质问是否骂过他们。随后，郎某1等三人将李某某带到小区公厕附近，再次质问是否骂过他们并对李某某进行殴打，强迫其吃异物，录制视频后上传网络。
因郎某1等三人均系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二条规定，对郎某1等三人依法不予处罚，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学校对郎某1等三人给予记过处分。经调解，李某某及其家属已接受当面赔礼道歉。
虽然和解的处置结果并未改变，但相比此前的官方通报，这份回应要详细得多，披露了更多的关键信息。比如，三名霸凌者的具体年龄及其监护人信息都有公布。同时，也还原了相关部门在介入调查、调解上的种种细节。
很明显，这更契合公众对此事的知情权，也有助于打消舆论的疑虑。之前，由于对三名欺凌者的年龄只强调是“未成年人”，一度让部分网友担心是否存在“从轻发落”乃至包庇的可能。现在披露三人均未满14周岁，公安机关“依法不予处罚，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的处理结果，也就更容易让人理解。
当然，此事由于性质确实过于恶劣，不少网友对于家属接受调解和赔偿的和解结果，可能还是心存芥蒂，认为欺凌者及其监护人付出的代价太低了。但客观说，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以及未成年人欺凌处置机制下，如此处置也是依法进行了。
事实上，社会上发生的热点事件，舆论关注度高的争议话题，之于地方来说，的确承受着不小的压力，尤其是处理事件的相关方面，在具体事件处理过程中，如何处理、处理方式乃至处理过程，都备受关注，也必定要经受各方打量。过去，惯常所见的百字通报，不仅难以起到答疑解惑、平息争议的目的，反而会被网民过度解读、甚至脑补情节。
回到此事中，发生在未成年人之间的欺凌现象，社会关注度始终非常高。权威回应滞后，就难免放大舆论猜疑，也容易造成更大的次生舆情，以至于当地为回应舆论关切，不得不再次发布详细通报。
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已有不少，无论此前的“高铁掌掴”事件还是“指鼠为鸭”事件，仅就相关方发布的首份通报来说，不仅没有厘清公众疑虑，反而引发了更大舆情，进而影响了自身的公信力。
一份权威机构的通报，本就是面向社会公众的，理应契合公众的知情权，对于案件的梳理、疑点的解答应予以全面而又充分的说明，甚至具体到分秒的详细情节，如此才能起到厘清是非、引导舆论、安抚人心的社会功能。
因此，与其被动回应，不如主动作为，让详细版通报成为信息发布的标配，从而真正起到预期效果。
撰稿 / 杨末（媒体人）
编辑 / 喻辛
校对 / 卢茜
周子美：近百年来江南著名藏书家概述
江南，一般泛指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区。本文所指江南，其范围，东至滨海，南到杭州湾，北抵长江，西达南京，这里历史上是鱼米之乡的富庶地区，曾经产生过不少官僚地主阶级的藏书家。远的不算，拿近百年来讲，就有几十个著名藏书家，有些是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已经提到的，但大多数是叶氏没有记载过的。
先从南京市说起，南京是大都会，但兵灾频仍，所以藏书家不十分多，现在只提两家，就是江宁邓氏群碧楼和上元宗氏咫园。邓名邦述、号正闇，是进士出身的官僚。他藏有宋刊的群玉、碧云两种唐人集子，因此自号群碧楼，刻有《群碧楼书目》六卷。他又得到唐诗人孟郊、贾岛两集的明刊本，因此又把郊寒岛瘦做他的书斋名字、刻了《寒瘦山房鬻存书目》七卷。他藏书的精华是抄校本，大部分在《寒瘦目》中。他的书身后都散出。咫园宗氏名舜年、号子戴，清举人，他父亲宗源瀚就喜欢收书、本人更精于鉴别。尝编刻《咫园业书》未及印行，书板后归合众图书馆，始刷印了五十部。但他死后书多散出、也没有目录流传。这两家后来都迁居别地，邓住苏州，宗住常熟。
其次要谈到南京东面的镇江地区，这里本是历史上著名的南北交通要道。是旧日繁盛的大都会。清朝乾隆时代修《四库全书》，就有一部放在金山寺里的文宗阁。在太平天国时代、金山寺被焚，文宗阁里的《四库全书》也付之一炬了。但是镇江的知识分子还念念不忘此事。到了民国年间、就有一位吴季诚(名兆曾)独立出资建造一个“绍宗藏书楼”。在伯先公园内的云台山上。用来继续文宗阁的事业，这位吴先生虽然经营商业，做过南通大生纱厂的经理，因为本人原是文士出身，所以慨捐巨款购买了不少古书。在1933年间建造了这所藏书楼。共有藏书八万多本。解放以后，藏书楼归由镇江博物馆管理、保存，这是我们写藏书史的重要史料，听说，有一块石刻碑记可以查考、所以不再多谈。
谈到镇江其他有名藏书家，首先要推横山草堂陈氏。陈名庆年、字善余，清季优贡生，江浦县教谕。缪荃孙创办江南图书馆时，曾请他做坐办，他在横山草堂后面建造藏书楼，藏书近十万册，生子五，能读父书，在文革时始散尽，庆年著有《横山草堂集》。其次是丁氏白雪庵藏书。丁名传靖，字秀甫，号闇公、副贡生、清末任礼学馆纂修。丁氏先世入翰苑者四人。传靖官京师时，常于厂肆收罗古书，积有数万册。解放后，由其子缓捐于镇江绍宗藏书楼。媛在沪续购亦有四万册，于文革中失去。传靖著作甚多、有《闇公文存》、《诗存》、《沧桑豔传奇》、《甲乙之际宫闺录》、《宋人轶事汇编》，皆已刊行。第三是鲍鼎的默庵藏书、鼎字扶九，曾任上海各大学教授，精于甲骨金文之学，著述宏富，藏书数万册、文革时不幸逝世、近年始得平反，但藏书已荡然无存。镇江其他藏书家尚有多人，不及悉举了。
镇江再东是常州地区，早有名望的是江阴缪氏艺风堂藏书，缪名荃孙，字筱珊，是清末著名目录版本学专家。曾帮助张之洞氏编过《书目答问》，北京的京师图书馆，南京的江南图书馆，都是他一手创办的。他还代许多藏书家编刊丛书，自己也刻《艺风堂文集》、《续集》、《藏书记》、《金石目》，《藕香零拾》、《对雨楼》、《烟画东堂小品》，《常州词抄》等丛书。他收藏六百多种善本，但晚年都陆续让给别人了，又藏金石拓本一万余种，亦售给北京大学。
常州另一藏书家是武进盛宣怀的愚斋藏书。盛是洋务派大官僚，《清史稿》有传。藏书十余万卷，内中六百多种方志有七种是孤本、三百多种医书有三十多种孤本、印有《愚斋图书馆书目》。他曾在上海住宅旁边建筑一所愚斋图书馆、也聘请过缪筱珊、罗集臣等编辑书目，后来因他死亡而停顿，到了1933年，被四大家族所掠夺，把全部图书分给三个学校。解放后，在交通大学图书馆的书，已调到合肥安徽大学图书馆;在圣约翰大学的书调到华东师大图书馆;在山西太谷县铭贤学校的书已归到山西农学院。盛氏的书多数是苏州江氏灵鶼阁、巴陵方氏碧琳琅馆。杭州王氏退圃三家的旧藏，以及在日本和其他各处采购来的古籍，内中有不少好书。
常州以东的无锡县，古来即是藏书的名区，南宋尤延之氏的《遂初堂书目》出世，可说是私家收藏最早的书名目录，后来藏书家继续不断、最后到清末的小绿天孙氏也是后起之秀。孙名毓修，曾在南菁书院读书，从山长缪荃孙学习版本目录之学。后来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并主持涵芬楼购买古籍的工作。他著有《中国雕版刻书源流考》是最早讲求版本学的专著，还主持《四部丛刊》的编印工作。丛刊的一部分说明书即是他编写的。此外还编辑《涵芬楼秘笈》十集，每种都有他的题跋。他自己也有收藏善本的目录，第一种是郑西谛书目所藏的《小绿天孙氏鉴藏善本书目》不分卷;第二种是王绍曾氏的《小绿天善本书辑录》刊在无锡图书馆协会会报七卷一号(1933年3月)。关于孙氏生平事实，最近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1期，沈雁冰的回忆录里讲得很清楚，沈氏是和孙氏做过多年同事的。
苏州是历史上藏书家的集中地。嘉、道时代的黄氏士礼居是鼎鼎有名的。以后要算到滂喜斋潘氏和灵鶼阁江氏。这是《藏书纪事诗》己经提到的。潘氏书目早己印出。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江氏灵鶼阁藏书残目》一卷，清末香影庵抄本。华东师大图书馆的愚斋书里有江氏收藏和亲笔题跋的书，约150余种。苏州还有吴县曹元忠氏，所藏虽没有目录，但善本极多。他的目录校勘学极深、所著的《笺经室集》里宋元本的题跋评价很高。同时有章式之氏名钰，有《四当斋书目》抄校本极精，后来全部归到北大图书馆。曹、章两氏可以算得为近代的目录校勘学家。此外，外地侨寓苏州的藏书家也有两人:一是独山莫棠，字楚生。他的伯父友芝、父亲祥芝、都是著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室名铜井文房，书的质量超过邓、宗诸家，可惜没有编出目录。另一是吴兴许厚基氏，家富不甚识书，因好名之故收书也不少，曾请曹元忠氏替他看校本，这两家的书也都散了。苏州还有著名书画收藏家顾麟士氏，字鹤逸，本是名画家。祖父文彬有《过云楼书画记》，本人收藏善本古书极多，《北平图书馆馆刊》曾刊出它的书目。又著名词曲大师吴瞿安氏名梅，收藏珍本词曲数量极为丰富，为海内学者所称道。斋名百嘉室。解放后，所藏词曲精本，均由其子捐献北京图书馆。
苏州后起之秀还有二十八宿砚斋王氏。王名祖询，字次欧，原籍浙江秀水、后迁苏州。是前清优贡，选授湖北通城知县《吴县志·人物门·流禽》有传。他收藏宋元善本三十余种。宋本《陶渊明集》最出名，后归张之洞氏。此外如双鑑楼傅氏的小字本《通鑑纪事本末》，周氏自莊严堪的余仁仲本《周礼郑注》，涵芬楼《四部丛刊》景印的《陈伯玉集》，都是王家的旧物。他的两个儿子荫嘉、欣夫、也都喜欢收书。欣夫名大隆，曾任复旦大学教授，辑有黄丕烈、顾广圻的题跋成《黄顾遗书》。又编校胡玉缙的《四库目录补正》、《许庼学林》，还把自己收集各种名家抄校本写成《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数十卷，共一千余种，这对于校勘学上是极有参考价值的，欣夫已于1966年逝世，年66岁。
苏州略北的常熟县，古来就有许多藏书家。《常昭合志》人物传中就有藏书家一门，也是别的方志中少见的。常熟著名藏书家，首推铁琴铜剑楼瞿氏。这是清末全国四大藏书家中的第一个，《藏书纪事诗》早己提到的。它收藏既多又精，宋元本就有二百多种，其他抄校精本更是多不胜举，不愧为近代藏书家的巨擘，刻有藏书目录24卷。他的书经过四代收藏，解放后才归国家，也可以说最久的收藏家了。此外还有缃素楼丁氏，名祖荫，是以藏有明清常道人的海内孤本《元明杂剧》而出名的，但他还刻《虞山丛刊》、《虞阳说苑》两书，并代瞿氏撰写《宋元本书影》跋语，他的目录学也很深的。还有赵惠甫氏名烈文，常州人迁居常熟、他的日记是咸同时代的重要史料，可惜已被劫往台湾了。
苏州东面的昆山县，明清时代曾有不少藏书家，如叶文莊盛，传是楼徐氏兄弟等，久已名播海内。近代有赵元益氏广收古书，其子赵诒琛氏编《峭帆楼善本书目》一卷和赵氏《图书馆藏书目录》五卷《补遗》一卷，是民国中铅印的。诒琛字学南，居于苏城，我曾见过他多次的。
苏州东南的松江县，这里有一个不为当地所知道的藏书家:读未见书斋韩氏，名应陛，字绿钦，道光时举人，所藏四百多种善本，大半是士礼居黄氏的旧物。他的书一直深藏秘守没人知道。四十年前，他的子孙标价出卖，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而《读未见书斋书目》也被人印了出来，松江还有封文权氏，字衡甫，藏书也很多，有《篑进斋书目》，内中宋刊数种和方苞手稿见曹元忠《笺经室集》里。又金山高燮字，吹万，藏书三十万卷，抗战期间金山沦陷时全部损失。只有各种《诗经》注本一千多种，现归复旦大学图书馆，又高氏的外甥姚石子氏，名光，也有藏书五万册，解放后捐献上海图书馆，受到嘉奖。
松江再南是浙江嘉兴专区，这里有海日楼沈氏和平湖传朴堂葛氏的藏书。沈名曾植、字子培，藏书不多但很精，有宋本多种，郑西谛藏有他的书目，葛名嗣浵，藏书三十万卷、平湖沦陷后全部被毁。目录十册还保存七册，只失去经部三册，据目录来看、有四个特点、一是方志，有一千多种、二是平湖县的乡邦文献，三是清代历科朱卷几千种;四是未刻的抄校本稿本，明本也有不少。葛氏藏书源流有缪荃孙的《平湖葛氏书目》序在《艺风堂文集》内，和金兆蕃《安乐乡人文集》内《守先阁藏书记》都可以参考。
从嘉兴往南是海宁县的硖石镇，清嘉庆间著名的藏书家有吴兔床(名骞)的拜经楼，他是以千元十驾来与苏州的黄丕烈士礼居的百宋一廛校量的。还有陈仲鱼(名鳣)的向山阁、蒋梦花(名楷)的来青阁也很有名。后来归到他的堂侄蒋生沐、光煦、成为著名的别下斋藏书，这是《藏书纪事诗》里已经记载的。别下斋书虽在太平天国时代散失，但是他的堂弟光焴(字寅昉)收藏的善本数十万卷、却保存到解放后才散出。他的《衍芬草堂书目》中最著名的宋刊《小字本晋书》，已由商务影印在《百衲本廿四史》内了。解放后、蒋氏藏书已归到北京、浙江两图书馆、《衍芬草堂书目》是寅昉的孙子谨旃(名钦顼)编成的，只有抄本流传，《藏书纪事诗》只提他的名字没有详细记载，大概不曾见到书目的缘故。
太湖南岸的吴兴县，有四大藏书家，最早是陆心源的皕宋楼、是《藏书纪事诗》所提到的、但已全部售给日本静嘉堂文库，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事。其次是刘承干的嘉业堂，他是《十通》中的《清朝续文献通考》作者刘锦藻的大儿子，字翰怡，秀才出身，传他父亲的史学，对于清代掌故非常留意，著有《再续清代碑传集》、稿本已归中华书局、尚待出版。他藏书六十万卷二十万册，有宋元本二百种、明本二千种、方志一千余种、清人集部五千种、抄校手稿约二千种、丛书约一千种。内中珍贵的秘本很多，他又在故乡南浔镇建筑嘉业藏书楼，规模宏大，沦陷后停顿，解放后一部分书籍设备捐献浙江省立图书馆，其所藏清人文集及地方志大部分售给复旦大学图书馆。刘氏于一九六三年逝世，年八十二岁。
第三是蒋汝藻的密韵楼藏书，蒋字孟苹，光绪癸卯科举人，学部总务司郎中。他思想很新，曾参加辛亥革命，做过首任浙军政府盐政局长及浙江铁路公司董事等职。后来专心办实业、一九五四年逝世、年七十八岁。他的祖上早有藏书，祖父维培有《俪赢馆书目》，藏宋本22种、元本37种、明本43种，抄本195种。他本人的《传书堂书目》，有宋本83种、元本102种、明本863种、内中宋刊孤本周密《草窗韵语》一册，当时以一千五百元高价购进，因此把密韵楼做他书斋名字、又请海宁王国维编《密韵楼藏书志》二十卷、但没有出版。他的书后来都让给别人，大部份归到商务书馆的涵芬楼。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中所收批校本多半是蒋氏密韵楼藏书，这些书解放后归北京图书馆。
第四是张钧衡的适园藏书。张字石铭，光绪甲午科举人，兵部车驾司郎中。藏书十余万卷，精本很多，他的《适园藏书志》是清缪荃孙代做的。他为人性情谦和，除书外没有别的嗜好。民国16年逝世、年五十六岁。长子乃熊、字芹伯、清秀才、能传他的版术目录之学。所藏胜过乃父。有宋本88种、元本74种、明本407种，黄荛圃跋的书101种、后来都归到国家。孙子葱玉、名珩、也精通版本目录之学，并善鉴别书画，解放后任职中央文化部文物局。
吴兴西北的长兴县、有王氏诒庄楼的藏书，王氏名修、字季欢，久居北京、收书很多，编印《诒庄楼书目》八卷，共1200余种、有若干宋元本、明本也不少、内中高丽刊活字本颇有罕见的书，解放后已归到浙江省图书馆。
再南要谈杭州的藏书家，最著名是八千卷楼丁氏。这也是清末四大藏家之一，早已归到南京江南图书馆，《藏书纪事诗》也早提到。其次是退圃王氏藏书，王文韶是清末的大学士，藏有很多的御赐的内府刻本和抄本，这是外间不容易看到的、后来他的子孙把全部图书送给盛宣怀的愚斋图书馆。又次有丰华堂杨氏藏书、杨名文莹，字雪渔、清季进士、工书法。藏书共五千七百多种，四万八千多本。内中有不少明板和精刊、后来让给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里把它的目录登载在校刊上。又次为东海藏书楼的书，是陆军中将浙江内河水上警察厅厅长青田徐则恂、（字允中）所收集的。徐氏虽为军人、但本系诸生出身，对书特别爱好、购买而成大家，共收书2176种，内有元刊三种、明刊约三百种。民国十四年间印出了《东海藏书楼书目》六本。序文说将在灵隐购地建楼以供众览，但结果没有能实现、后来把全部图书售于杭州日本领事某某，徐氏晚年的行踪也不明了。只有此目录成为藏书史上的陈迹而已。最后有九蜂旧庐王绶珊氏、王名体仁，是绍兴人迁居杭州、秀才出身、经营盐业起家。他藏书重点在方志、共有千数百种、内中有不少孤本、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曾登载他的方志目录、此外宋、元明本也有不少、有多种是群碧楼邓氏的旧藏。抗战初期、王氏病故，藏书陆续散出、他的生平，上海图书馆藏有袁思亮做的《王绶珊先生行状》是可以参考的。王氏生于1873年、卒于1938年，终年66岁。
杭州另一藏书家叶葵初氏、名景葵、清光绪癸卯进士，生平是政治家兼经济家，晚年才收买古书，他文化水平本高、见识也超人一等。他在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捐募基金，建筑馆舍，不但把自己藏书全部捐出，还号召友人纷纷捐入图书，这种做法有利于保存古书是应当肯定的。该馆并接受杭州蒋抑卮氏《凡将草堂藏书》，闽县李拔可氏《硕果亭藏书》、泾县胡朴安氏《朴学斋藏书》，番禺叶恭绰氏藏地理书。还有海盐张菊生氏《涉园》藏书、和所收罗的嘉兴《先哲遗书》、都是很名贵的。关于张氏生平，也须一提。他名元济、光绪中进士、是参加康有为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后来脱离政界，投身实业，参加商务书馆的创业、主持商务编辑所事务。商务所印古籍，都是他一手经理的。所以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有相当的地位，也可以说是世界名人。他版本目录学极精、藏书也不少、他藏的书多数让与商务，商务仍保留他涵芬楼原名，这是外间不大知道的。
最后谈谈上海几个著名藏书家、上海是世界大都会、外地侨寓的藏书家不在少数，现在举出四个来谈、就是刘世珩、徐乃昌，刘体智、潘宗周。
刘世珩是安徽贵池县人，字葱石、号聚卿、又字厂、别号楚园。他父亲刘瑞芬曾做过广东巡抚。他是光绪甲午科举人、江苏候补道，做过江宁商会总理、湖北造纸厂总办，天津造币厂监督、直隶省财政监理官，度支部左参议等职，是财政金融界的人物。他收藏古籍极为丰富、可惜没有印出目录。他又喜欢刊书，刊有《玉海堂景宋丛书》五十二种，《宜春堂景宋元巾箱本丛书》八种、大约就是他所藏的宋元本。他曾得到两部宋刊《玉海》、和唐代留下来的大小忽雷两具琵琶，他有对联《古今双玉海、大小两忽雷》。《聚学轩丛书》六十种、《贵池先哲遗书》三十一种，《暖红室传奇汇刻》五十一种，刻得都很精美。刘氏在1926年去世、年52岁、他的生平，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有《刘聚卿先生行状》可以参考。
徐乃昌是安徽南陵县人，字积余，号随厂，光绪癸已科举人。做过江苏淮安府知府，江南盐法道。办过江宁积谷局、通州、金陵厘捐局、盐督通海垦务，金陵关监督等职。还办过一些教育事业，如江苏高等学堂总办，三江师范学堂监督、考察日本学务等等。他刊有《积学斋》、《许斋》、《随厂》等丛书、《南陵先哲遗书》、《宋元科举三录》，《闺秀词》等书。1945年逝世，年76岁、曹元弼做了他的《南陵徐公墓志》。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有他的《积学斋善本书目》和《金石拓本目录》的稿本。
刘体智是安徽庐江县人、字晦之，他的父亲是做过四川总督的刘秉璋，他因父荫得到度支部郎中的官职。后来侨居上海，做过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所藏《远碧楼书目》32卷、共二万四千部、七八万册。有宋本八、九种，方志一千余种、解放后已捐上海图书馆。著有《善斋吉金录》、《小校经阁金石文字》等书。郑西谛有《远碧楼书目提要》五卷。潘宗周、字明训、广东南海人，商业起家、是买办资产阶级。生平专收宋本、共得104种，都是精品，由张元济为编《宝礼堂书目》、所宝的宋本礼记也影刊流传。一九三九年去世、年七十一岁。他的书后人全部捐献北京图书馆。
以上四家之外。还有捐助藏书给合众图书馆的南洋中学前校长王培荪氏(名植善)，银行界的谢光甫氏，秦曼青(名更年)氏，都是著名的收藏家。复旦图书馆收藏的合肥李国松氏望云草堂，吴县王同愈氏栩栩厂，吴兴庞元瀓氏百柜楼，上虞丁念先氏念圣楼、无锡丁福保氏等大批善本书，内中很有极名贵的。此外墨海楼蔡氏的藏书是值得一提的。
蔡名鸿鉴，字菉卿，号季白，喜欢文学、酷好金石书画，原籍是浙江宁波，常住在上海，家有园林花木之胜。著有《二百八十峰草堂诗集》(有印本)、也刻过董沛的《明州系年录》，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所提到的蔡公子、即是此人，可惜年纪只有二十七岁就死了。(生咸丰末年，卒光绪初年)，这是藏书家中年龄最轻的人。《藏书纪事诗》并没有提到他，他藏书的来源，大多数是《抱经楼卢氏》和《大梅山馆姚氏》的旧藏，共有七万卷。后来虽已散出，但子孙都住在上海，所以也附在这里，上海的藏书家决不止此，限于见闻，不能一一都举了。
载于《图书馆杂志》1982年01期、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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