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画起名字的吉利字(给画起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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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详情介绍：
闻玉梅：为了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
【大家】
作者：任鹏、颜维琦（均系光明日报主任记者）
学人小传
闻玉梅，湖北浠水人，1934年出生于北京。医学微生物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历任上医大微生物教研室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为复旦大学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教授。曾任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主编《中国的病毒性肝炎：问题与控制策略》等。
纯白如玉，火红如梅，一幅融汇东方文化意境与西方绘画风格的油画《冰雪傲红梅》，已在闻玉梅的办公室墙上悬挂了十年。
这幅画出自闻玉梅堂兄、闻一多之子闻立鹏之手。如冰与火般纯粹与热情的画面，构成了闻玉梅的名字，也象征着她坦诚待人、用心做事的品格。
闻玉梅著《我的乙肝情结》
实验室的主心骨
今年89岁的闻玉梅，仍然经常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复星楼四楼办公室上班，腰杆直挺，谈起话来思维缜密，中气十足，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近些年，她的身影几乎每周都会出现在这里，与团队的年轻人一起忘我地并肩战斗。这个团队为我国疫苗研发和抗病毒治疗提供了有力支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闻玉梅团队取得的非凡成绩，不仅有赖于团队在病毒分析方面较强的专业水平，也离不开生物安全防护3级实验室（P3实验室）的助力，而这座上海唯一的P3实验室正是闻玉梅主持建设的。
二十年前，闻玉梅应钟南山之邀去广州开展科研工作，研制灭活SARS病毒的免疫预防滴鼻剂。当时已年近七旬的闻玉梅亲自进实验室，与学生将SARS病毒株培养出大量用于实验的病毒液，工作成果斐然。
回到上海后，闻玉梅便积极推进上海P3实验室的建设。2008年，一座能抵抗8级地震的复旦大学3级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顺利通过国家评审，投入使用。
十多年来，实验室一直保持着安全高效运转，不仅为本校科研人员服务，还向全国开放，成为全国开展高致病性病原体科研工作的重要支撑。
“科学这个利器，必将在人类与病毒等病原体的斗争中发挥更大作用”——近几年，低调的闻玉梅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撰写文章，做科普讲座，呼吁公众科学认知新发传染病。
“从历史来看，病毒和人的斗争是长期的，是循环性的，今天你‘灭’了它，明天又来一个新的病毒，所以不要太紧张。”闻玉梅面带从容，“但是同时，要有防范意识，要有技术上的储备。”
闻玉梅建议，未来中国有必要在预防医学下面设立分支——疫苗学。“研究免疫学的学者是不研究疫苗的，现在的疫苗都是医药公司当作产品在做，因此，需要把疫苗的生产、应用以及储备综合在一起，成立疫苗学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
闯入乙肝防治领域
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闻玉梅还是能讲一口纯正的北京话。1934年，闻玉梅在北京出生，7岁随母亲来到上海。20世纪50年代初，她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疗系。留校担任助教后，闻玉梅拜林飞卿教授为师，承担微生物学的讲授与实验课程。在林飞卿教授的推荐下，闻玉梅于1963年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免疫学研究室师从谢少文教授。
两位老师科学、严谨、求实的作风，不断追求创新的科学精神，深深影响了求知若渴的闻玉梅。在细胞免疫学研究方面，闻玉梅的研究不断进步，到1972年前后已经开始在实验室使用细胞免疫技术，进行体外淋巴细胞转化、白细胞黏附等实验，可以在体外检测人体细胞免疫水平。这时，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消化科的姚光弼医生找到了她，二人开始合作对慢性乙肝患者细胞免疫进行研究，闻玉梅也由此开始了与乙肝防治长达半个世纪的缘分。
在这次合作中，闻玉梅提出了用皮肤迟发性变态反应作为评估慢性乙肝患者固有细胞免疫的实验方法。也是通过这次合作，她深深感受到，只有与临床合作，医学基础研究才有生命力。
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被称为“乙肝大国”。那时，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高达10%左右，而感染率（有乙肝病毒的抗原或抗体）更是高达60%左右。每年大约有27万人因乙肝病毒感染相关疾病而死亡，乙肝是仅次于烟草的第二大致死病因。
这些与乙肝相关的数字，离闻玉梅并不遥远，身边的现实不断刺激着她，使她经常感到忧虑和困扰。上海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的一个和她关系很好的同事，由于感染乙肝病毒，从慢性肝炎发展为肝硬化，最后不治身亡。还有一位上海医学院超速离心室的讲师，一直是闻玉梅乙肝研究的合作者，有一年暑假过后，没能来上班，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重症乙肝去世了。
除了那些因乙肝去世的患者，中国还有很多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工作、婚姻等各个方面受到歧视，许多人甚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闻玉梅办公室的书架上有一本册子，那是她给实验室成员定下的“必读书”——里面是部分病人的来信，闻玉梅把它们整理成册，书名定为《人民的重托》。“他们受病魔折磨的经历催人泪下，他们对治疗乙肝的迫切要求鞭策我们奋斗。愿我全室科研人员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在治疗乙肝方面继续努力，为国争光。”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
“过去，中国的肝病患者太多了，严重威胁人民健康。一定要摘掉‘肝病大国’的帽子！”这最朴素的想法，正是她日后一往无前投身乙肝研究的动力源泉。
海外深造之路
1980年，闻玉梅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在我国的第一次奖学金考试，远赴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病研究所肝炎研究室进修。世卫组织只提供3个月的奖学金，她暗下决心，抓紧一切时间，“即使只有3个月的时间也要做出成绩，不负使命”。
第一次进入国外实验室，一切都很生疏，像微量加样器、微量离心机这些如今看来很普通的实验用具，闻玉梅以前都没见过，她形容自己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令实验室主任和同行惊讶的是，闻玉梅真的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做了亚克隆分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量的研究，还利用免疫荧光技术在细胞内做了HBsAg的定位研究，并在国外专业期刊上发表了论文。
在英国的3个月，闻玉梅节衣缩食，世卫组织提供的生活费她省下了不少，除买了一台低温冰箱和一台幻灯机以补国内实验用具的不足，余下的全部交给了卫生部，自己分文未留。
“当时就是希望把外汇留给国家，资助更多的人出去深造。”回顾这段往事，闻玉梅说，现在时代不同了，科研条件改善了，但是科研人员为国奉献的精神不能变，“我们要更多考虑如何创新，一定要放弃一些个人利益，踏踏实实多做一点事儿。”
1981年，闻玉梅又远渡重洋，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进修。她当时已经47岁，人到中年，为了今后能从事分子水平的研究，她毫不犹豫地报名选修学校夜校开设的分子病毒学课程，不是旁听，而是修学分，每天准时上课并参加考试。为了学好这门课，闻玉梅要和那些20多岁的同学一样，记住每种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特点。夜校下课时，已没有公共交通，闻玉梅自己不能开车，经常需要搭同学的车才能回到住处。
在紧张的学习与实验之余，闻玉梅还编写了医学分子病毒学讲义，为回国后建立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开展医学分子病毒学的教学与科研打下了基础。
“愚公移山”40年
回忆起在美国进修的经历，闻玉梅说：“那时，我与同龄的美国学者学术水平差距太大，已无法竞争，但我相信我的学生与他们的学生，也许是我学生的学生可以与他们学生的学生竞争。正是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鼓励着我，一定要把分子病毒学课程学好。”
从美国回国后，闻玉梅开始集中精力研究乙肝病毒。当时，医学界对于慢性乙肝患者能否有效治疗的问题存在较多疑虑，主要是认为如果乙肝病毒基因已经整合入患者的肝细胞，就不可能清除病毒，达到有效治疗。为此，闻玉梅团队选择从乙肝患者肝组织是否整合病毒基因组入手，探讨乙肝患者的治疗前景。
1986年，闻玉梅团队首次公布了我国乙肝患者肝内病毒复制状态的资料。与此同时，他们运用分子技术在乙肝患者白细胞中开展了乙肝病毒DNA的研究，扩大了研究肝外乙肝病毒的领域。这是国内首次展开分子水平的乙肝病毒研究。
此后，闻玉梅团队对我国一些乙肝病毒变异株进行了解析，通过研究这些突变株的基因序列及其在细胞中复制与表达蛋白以了解变异株的功能，积累我国乙肝毒株有意义的生物学特性及与疾病的关系。
1986年，上海医学院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成为国家卫生部第一批部级重点实验室。到2022年，这个实验室（包括病原生物系）已成长为拥有25名正高级科研人员、20名副高级科研人员以及200名研究生的科研团队。
让闻玉梅欣慰的是，她40年前说的“愚公移山”，正慢慢化作现实。在许多科研领域，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已经可以与国外研究机构平起平坐，某些方面还略胜一筹。但闻玉梅说，绝不能自满，更不能报喜不报忧，这对国家没有好处，对百姓也没有好处。“我们一定要对国家真正负责，对学生、对青年真正爱护，把爱心拿出来，付诸实际行动就足够了。”
近年来，在单用免疫治疗尚难以治愈慢性乙肝患者的情况下，闻玉梅团队开始为乙肝患者的免疫治疗探索新的路子——将抑制病毒和调动机体两方面结合起来，探讨加用单克隆抗体的“三明治”治疗策略。目前，团队正在向临床研究努力迈进。
是科学家也是外交家
两次赴国外进修，以及科研过程中广泛的国际交流，让闻玉梅在肝病领域结交了诸多海外科学家朋友。
在闻玉梅看来，国际交流是科研的重要环节。一方面，科学研究应该服务于全人类，将科研成果发表共享，才有可能为人类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国际交流可以获得全方位的信息与评价，听到各方意见，从而达到考核科研价值的目的。闭门造车、放弃交流，则难以获得对科研成果的客观评价。
闻玉梅还记得，当初三个月的留英之旅虽然短暂，但也让她感受到了全新的研究气氛。每天上午和下午，研究室分别有两次“咖啡时间”，这时大家都会停下手里的活，聚在一起边喝咖啡、喝茶边聊天，咖啡和茶都是免费的。开始，闻玉梅不愿停下实验去参加，认为太浪费时间，但研究室高级讲师柯林·霍华德（ColinHoward）告诉她，其他时间喝茶、喝咖啡都要自己付钱，“咖啡时间”是鼓励大家交流的一种方式。久而久之，闻玉梅也养成了与大家一起喝咖啡聊天的习惯。后来，柯林与闻玉梅建立了终身友谊，并在闻玉梅的影响下爱上了中国文化，学习说中文、写中文，还多次到上海为闻玉梅的学生讲学，至今两人还互通邮件。
闻玉梅在英期间还结识了一些著名免疫学家和病毒学家，他们都为闻玉梅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给予了有力支持。
2020年，当美国学者查尔斯·赖斯（CharlesRice）凭借对发现丙型肝炎病毒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闻玉梅向他表达了祝贺。令闻玉梅没有想到的是，赖斯却反过来祝贺她——十分钦佩她在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培养出来的学生，做事非常严谨。“也许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比，我们的学术水平还差得很远，可是你的一种精神能让人家认可，人家会佩服中国科学家。”说这话时，闻玉梅的眼睛里泛着光。
“我们是人民的科学家，也是人民的外交家。”闻玉梅说，各国人民的交流是保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奠基石，在学术交流中多做些民间外交，是学者不可忽视的责任。
2012年在上海举行的国际病毒性肝炎与肝病学术大会，至今仍为闻玉梅津津乐道。在担任大会组委会委员期间，闻玉梅力促上海代表亚洲承办这个三年一度的学术大会，使中国有机会向世界展示在病毒性肝炎领域的重大成就。
这次大会，1500余名国内外专家齐聚一堂，进行精彩的学术报告及自由的学术交流，其中就有甲、乙、丙、丁、戊型肝炎病毒的发现者。“在一个大会上能见到5种病毒性肝炎的发现者，实属难得。”闻玉梅说，会上还组织了一次高端论坛，讨论20年后的病毒性肝炎与肝病，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在学术交流之余，一场由上海各医科高校师生及附属医院员工带来的文艺演出，震撼了所有与会者。瑞金医院的男声小合唱、复旦大学的飞天舞蹈、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传统武术，都赢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演出最后，数十位白衣天使手持蜡烛，合唱《医者之歌》，让不少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次活动让国外学者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医务工作者的专业水平与人文修养。”谈及此事，闻玉梅非常自豪。
“多给年轻人机会”
2022年春天，闻玉梅在家中用三个月时间做了一件大事——将50年来坚守乙肝防治事业的奋斗历程写成《我的乙肝情结》。书中不仅记述了她投身乙肝研究的缘起、出国求学的经历、与恩师共事的点滴，还回顾了她研究治疗性乙肝疫苗、参与推动国际乙肝研究交流合作的历程。
“我一直对乙肝不能释怀。”闻玉梅说，虽然全世界都在努力，但乙肝患者至今无法完全治愈，这是她深埋心中的遗憾。她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主要是想让读者，特别是年轻人知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是怎样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希望能把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怀传递给下一代。同时，也想让乙肝患者和感染者看到我们的努力，看到未来的希望。”
写书的过程并不轻松。由于眼底视网膜变形萎缩，闻玉梅几乎是在半失明的状态下一个字一个字地把书稿打出来的。需要查阅的图书和资料，大多字号比较小，她就拿着放大镜一点一点地读。这部书出版后，闻玉梅送给分子病毒学实验室200位研究生每人一册。“我特别喜欢青年人，给他们点一把火，让他们心里的火燃烧起来，这就是我的希望。”
“科研的核心是创新，科研的态度是求实，科研的道路是勤奋，科研的目的是为人民。”时至今日，闻玉梅在20世纪90年代拟定的实验室格言，仍然醒目地写在复星楼四层的走廊上，传递给从这里走出的一代代青年科技工作者。
“现在的条件比我们那时改善了很多，但年轻人也有年轻人的难处。如何让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仍能不忘初心，实现理想？我们要多为他们着想。”闻玉梅说，比如在基金及大项目申请时，可以多给年轻人机会，“钱不一定很多，但要给他们希望，鼓励他们创新。”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我国在预防乙肝的道路上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1986年，血源预防乙肝疫苗批准上市，2002年，乙肝预防性疫苗全部由国家免费提供。以预防接种为主的综合防控病毒性肝炎策略取得显著效果，乙肝病毒携带率也大幅下降，我国从乙肝流行大国降到乙肝中等流行国家行列。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目标，全球应在2030年消灭病毒性肝炎，据统计，我国至今仍有约86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其中大概1500万人需要治疗，乙肝的防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由于乙肝病毒只感染人类，并无动物宿主，而乙肝预防性疫苗又较为有效，全球消灭乙肝应是可望而又可即的目标。”对于未来，闻玉梅充满乐观。她在《我的乙肝情结》一书中最后写道，“勇于探索、有创新意识、不畏艰难、多能化的后来人，一定会超过我们，预祝他们为全球消灭乙肝创造奇迹。”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03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青青河教你画传统名字字画（画中有字，字中有画）（一）
这里面有花，有鱼，金鱼，太阳，蝙蝠
这里面有竹子，小鸟，花朵
这里面有蝴蝶，猴子，鸟
这里面有龙，兔子，花朵，丰富吧朋友们。
我前一段时间在西瓜视频看到一个网友发了一段视频，视频的内容是一个街头有一个艺人在画名字画，围观的人非常多，留言的朋友也一百多人，我仔细看看，其实我觉得那个艺人画的太简单了，没有我老师教我画的精彩，他的笔画除了花没有其它东西，我老师教我的就丰富多了，里面有鱼，有鸟，有兔子，有猴子，有龙，等等，直接上图吧！
在电脑上发文章有点生，排版很别扭，想把图片放下面谁知道跑上面了，朋友们凑合凑合看吧，喜欢名字画的朋友要留意我后面的文章，我会教大家画的，昨天晚上直播了，不知道你喜欢吗？欢迎留言，点赞，谢谢大家了。
姓名里的生僻字，让我成为数字时代的「隐形人」
中国有 6000 万人名字里有生僻字，数字化时代的便利，却是他们的噩梦。
贝贝调侃自己是一个「生僻字患者」。她的名字左边一个王，右边一个莹，意为「光洁像玉的石头」。在数字世界，这却是一个无法被计算机语言识别的生僻字，常常被显示为一个问号或者白色方块「?」，有时只能改用拼音「yíng」。
麻烦从未停止过。在买一根大葱都能扫码支付的时代，名字有生僻字的她，无法完成实名认证，是一个被线上支付隔绝在外的人。微信抢红包的热闹，支付宝、微信支付的便捷，在 2022 年 1 月 28 日之前，她都未曾体验过。
这样的权利是通过反复多次，长时间地沟通才重新找回的。贝贝一边找支付宝、微信客服反馈，一边找人民银行监管投诉寻找解决方案。最后通过绑定 3 个账户姓名一致银行卡的办法，才终于「变成了正常人」。
她把经历发在社交平台，2 年里，陆陆续续有相似经历的人和她互动。有相同困扰的人不在少数，据统计，名字中有生僻字的人大概有 6000 万。背后的原因是：在电子设备上可以无障碍使用的常用汉字大概在 3 万左右，也意味着，有超过 70% 的汉字被排除在数字世界之外。
这些生僻字往往暗藏着最初起名时，对人希望的寄托。被最多人提到的「由页」是美好，「华韦」是光亮，?意为「飞龙在天」。但在数字化越是深入的地方，这些寓意美好的生僻字带来的困扰就会越多。
从出生前在医院建档案，到上户口，办理身份证，银行卡，医院挂号，再到保研时信息录入学信网、玩游戏时的实名认证、乘飞机在线选座……有一个有生僻名的名字，生活中的困难几乎会伴随一生。一些人被迫改名、换姓。
在数字化时代，生僻字困扰的不止是人，还有地。有生僻字的地名，因为无法正常输入、显示而彻底消失在电子地图上。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在元明更替之际就已经存在的「贝亅 (zhī)」尔庄，就因为生僻字问题，两度更名，一开始叫则尔庄，后又在 2019 年更名为芝尔庄。存在 600 余年的「贝亅」就这样消失了。
中国从 1974 年，开始源源不断地帮助汉字「上网」，最先在计算机语言中通行的，是只有 26 个字母的英文，但汉字是表意文字，只有将字、形状、编码，三者一一对应，一个汉字才可能出现在数字世界。当编码或者字形不被系统所支持时，就成了数字世界的「门外汉」，被归类为生僻字。
除了让汉字有统一的编码之外，它仰赖输入法、手机厂商、APP 制造商的一套完整且成规模化的体系。生僻字带来的问题，很难依靠市场的商业选择而解决，「很少人会为了输入或者显示输入法而买单」。
50 年时间过去，变化正在发生。越来越多汉字拥有了数字世界的「身份证」，2022 年 7 月 19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信息技术中文编码字符集》（GB 18030-2022 国标），收录的汉字已经达到 88115 万个。这其中，最重要的更新就是收录了公安人口信息专用字库新增的 614 个汉字。
今年 8 月开始，这将会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政府服务和公共服务的信息产品都必须执行这一标准。而在这之前，这是一个很难衡量得失的产品改进，在做任何选择都要更考虑投入产出比的今天，一群人正在努力拉回这些被落下的名字。
01 一个名字带来的难题
云南丽江永胜县的一个傈僳族村子里，一群姓「鸭」的人最懂得生僻字为生活带来的苦楚。
在更换第二代身份证时，原本姓「nia」，字为「上鸟下甲」姓的村民们，集体将姓氏换成了鸭。
傈僳族有氏族文化，「nia」在他们的语言中，是鸟的意思。但曾经靠手写传承的氏族之名，在电脑系统中无法输入，让他们遭遇了办证件、出行、求学的困难。全村 700 多人，集体改名，姓「鸭」。
从那之后，这个有氏族文化的民族，姓氏就从天上飞的鸟，变成了地上跑的鸭。人们甚至找不到这个姓氏更改的由来，谁做的决定，谁定下了「鸭」这个字。在数字化升级的过程中，他们的名字被落下了。
一位村民提到了他们对此仍有避讳，不愿意让孩子继续姓「鸭」。
在越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生僻字带来的难处就更加明显。
一位从英国回国的女生，因为名字中有生僻字无法输入，申请不到健康码，反复给大使馆打电话希望能特殊处理。回国后，无法实名做核酸检测也成了问题，最后跑了上海的四五家医院，才通过手填的方式才做上了当时随便在小区楼下就能做上的核酸检测。这次的困扰之后，她果断改掉了名字。
一部分人选择死磕。贝贝不愿意改名，但名字无法输入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知道症状出现在哪里，贝贝就成了这个名字的专业「医生」。她几乎可以反射性地告诉同样因为这个名字而困扰的人，在各个场合输入「ying」字的诀窍：身份证 U+E362、安卓 U+2C386、搜狗输入法 U+E052。
这是她长期通过各种渠道反馈，才终于赢回来的名字。甚至在哪些银行，这个名字能通过什么方法办下银行卡，她也门儿清。名字同样有「王莹」的一位女生，至今都只能绑定父母的信息，才能正常使用微信。
侯先生名字有「?」字，他能使用的银行卡只有两张，一张靠拆字，一张靠拼音，「只能祈祷别出什么幺蛾子。」
也有人未能掌握要领，打不出自己的名字。只能在互联网上求救。用最原始的办法，让别人先用可以输入的键盘打回来，再进行复制。而在多数需要人脸识别的场合，他们多数情况会被拦住，向各种工作人员一遍遍解释。
蒋燡出生于 70 年代，在越来越多手机 APP 都需要实名认证的今天，生僻字带来的麻烦越来越大。
她曾遇到过在医院看病，门诊收费处可以打出名字，但医生的问诊系统却没有的情况。交得了钱却看不了病，得不到检查报告。这背后的问题是，即便是在同一个体系，使用的程序有差别，生僻字也照样会带来问题。
「数字化都已经很发达了，打出这个字不应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毕竟科技在发展，生僻字不应该成为一个难题。」蒋燡说。
02 生僻字到底难在哪里？
让生僻字能被输入和显示，无障碍地穿梭于数字世界，需要依赖多方的意识与决心，也是一场不能以商业收益衡量的共谋。
一个生僻字变成「正常字」，从被找到，到考证、赋码、扩容国标、字形设计、再到最终的推广应用，中间是漫长的过程。只有从工信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字库厂商、输入法、手机厂商，APP 制作方等软硬件厂商，中间各方彻底地打通，才有正常输入、显示生僻字的可能。
有时，生僻字只是被阻拦在赋码环节，都会折损大量的时间。
工信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中文信息研究室主任黄姗姗长期在跟汉字打交道，她说，一个字的编码依赖于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IEC 10646 的工作，他们会对全世界各国提交的所有汉字进行统一编码，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的汉字细微差异和连接认同与查证，因此，生僻字赋码的过程非常复杂且漫长。
每年中国提交的汉字都在 1000 字左右，而负责给汉字编码的国际标准化组织，每年工作组只开两次会，「这次无法解决的问题就留到下次」。这就导致，一个汉字从提交到最终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认定的编码，基本都需要 4 至 5 年的时间。
生僻字编码的过程是漫长的，但用字的需求随着数字化的到来却更加紧迫。
搜狗输入法生僻字项目负责人辜海玻记得，他们拨通蒋燡电话时，她在电话的那头哽咽了，她觉得自己的需求受到了重视，问题有了被解决的可能性。
去年 11 月，搜狗输入法中新增了「生僻字征集」功能，希望征集在 8 万字新字库基础上，仍然无法打出来的生僻字。蒋燡迫切地希望新的公共字库中，能增加自己的名字，分别在第 1457、5528、7327 次重复提交了这个字。她遇到的问题中，最显著的就是跨系统使用的障碍。尽管在公安、社保系统中，蒋燡的名字已经能显示，但在其他场合，例如银行、医院，这仍然是一个生僻字，无法通用。有一家银行曾经多次给她打电话说，银行已经能打出她的名字，但她不敢用，也不敢改，因为她担心这会打破现在的平衡，反而让要给她汇款转账的人无法继续正常使用。
受限于这样的机制，标准化研究院也在考虑，通过自主性更强的国家标准，先收录汉字解决未来的问题。
本质上，两者技术上工作并无大的差别。但新提交的生僻字有了一个更快速的响应流程，涉及到急用的人名、地名等，通过数据考察和有实际应用需求的汉字就会更早通过国家标准先流通起来。时间也能缩短到 2-3 年，甚至更短。
根本上，生僻字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跨系统的显示才是棘手的问题。一部分机构为了解决用户的困扰，会通过不同的编码来登记名字，但这带来的问题是，一旦涉及到联网环节，又会造成一个接一个的差池。
从今年 8 月开始，随着将会强制执行新标准，过去各方落下的功课，也需要快速补足。建立统一的标准只是解决生僻字问题的第一环。
据不完全统计，汉字的总数约为 10 万个，其中仍有许多生僻字尚未被编码，但具有实用价值。数字世界的汉字从 3 万到 8 万，花了 50 年，而之所以从规则人要求把生僻字重新捡起来，大扩容，本身也在为了避免过去被忽视的生僻字会从「罕用」变成「不用」。
03 商业公司并不商业的选择
「适配需要成本，大家都不动，这件事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搜狗输入法 2022 年去寻找厂商合作时，吃到了不少的闭门羹，「这不是我们 KPI 里最重要的事」。
尽管生僻字影响着 6000 万人的生活，但解决生僻字问题，却几乎带不来任何的商业利益。在互联网公司都在「降本增效」时，生僻字的改造很难被划在优先级更高的位置。
而此时，生僻字在搜狗输入法内部，已经与无障碍化的改造划上了等号。搜狗输入法 CEO 鲁剑告诉极客公园，从 2023 年开始，公司的 OKR 里面除了用户增长和商业价值之外，多了一项「社会价值」。
事实上，搜狗输入法至今一直处在亏损状态。「在腾讯内部做一个亏损产品，确实是有压力的」，鲁剑说。但好在，过去搜狗输入法做的通过眼睛控制输入的眼动仪，2022 年搜狗输入法重投入的「众声无障碍计划」，在社会价值层面都有其回报，也契合近几年腾讯力求的，投入更多钱做更多有社会价值的贡献。
这些支撑搜狗输入法去做市场上第一家快速响应投入到解决生僻字问题的商业公司。而随着新中文编码字符集将在今年 8 月 1 日开始强制执行，生僻字的解决开始变成一件「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从解决编码到让各个场景都支持，这是一条走了很久的路。
一群以商业银行、相关政府机构、微信支付宝相关人士，受生僻字所困扰的普通网友共同创建了的「生僻字交流群」。群从 1 个扩散到两个，如今已经超过 700 人，他们在群里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从各个平台如何解决生僻字认证，到具体的生僻字编码，在处理各类公共事务时可以采取的方法，在这里，可以围观到「一个普通人因为生僻字导致的充满麻烦的一生」。
事实上，系统对字符的支持分为数据库和客户端，能输入却未必能显示。腾讯搜狗输入法早在 2021 年 11 月就上线了「生僻字键盘」，这个特殊的输入法拥有笔画、拼音、「拼音+笔画」三种输入方式，帮助生僻字都能被打出来。但在不同的手机系统、电脑系统，甚至不同的 APP 中，显示仍然是一种麻烦。
让生僻字显示，手机厂商起至关重要的作用。鲁剑举了一个例子，集成生僻字虽然不会影响手机的运行，但假设字库分别搭载在各个手机软件中，一个 10M，100 个手机 APP 就会用掉 1 个 G，字库占据的内存就会指数级增加；但假设是厂商接入，那各个产品就可以直接调用厂商字库，「厂商一旦适配，下面的各个应用的适配就水到渠成，产生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但问题仍未被完全解决。在未能有统一的国家标准时，「一字多码」的状况层出不穷。在不同系统之间，统一生僻字的代码一旦不相同，仍然会出现无法显示的问题。「王莹」在搜狗输入法使用的 PUA 码与户籍系统仍不相同，PUA 码（Private Use Areas）是解决未被 Unicode 标准收录文字，在某些特定场景使用文字的一种方法，搜狗输入法、乃至户籍管理系统中，都存在这样的 PUA 码。这样的状况同样需要时间去一一解决。
另外，8 万字的新标准还未能囊括全部的汉字。2023 年 4 月 20 日，腾讯联合工信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等发起的生僻字征集小程序，第一天就收到用户提交生僻字 1404 个。提交次数最多的是陕西知名的 biangbiang 面，有些人用手写，有些靠拍照，更多人参与进来试图让更多汉字留在中文数字世界。
这些都是问题正在被解决的信号——很多人也都不再需要主动或者被动地换掉名字。曾頔初中升高中时，正值全国统一更换户口本。工作人员找不到「頔」，就打成了「硕」，直到中考前夕这个错误才被发现，「差点耽误了高中升学」。折腾许久，换回来后，她的户口本上就多了一个她从未用过的曾用名：曾硕。
工作时她也有一个「替代名」，单位打卡机上也找不到頔，她只好选取别的汉字代替，胡乱选了「曾翟」，这个名字陪她打了四年卡。8 月新标准强制实施后，意味着生僻字问题有了第一条休止线，在数字化的世界中，像曾頔一样的人找到自己的名字未来就不再是问题，也不应该是问题。
本文源自极客公园
祖国万岁还是蛙声十里，你给一幅画起名要想多久？
有朋友过来让我给他的一张画起个题目，说是要参加全国美展的。虽说是任务，但对他来说也相当重要，要不然也不会深夜跑来我这儿，拿着一张2×2米的大画。
画是一张水墨山水，主体只是一座大山，黑黑的，连树也不画一棵，也没什么云。这相对本地江南才子们画的以树与云为主的东西来说，有点不一样，大概是特意拉开一点距离。
画看上去还是大气的。有点范宽《溪山行旅图》的范儿。但这样一来，也就不“江南”了。不过，“江南”了又怎么样。现在都“全球”了。
我说：就叫“顶天立地”好了。
他也不好意思说不好，但从他吱唔的称赞中我看出了他的不太满意。大概，这和他的预期差异有点大。他婉转地说：是不是有再诗意一点的。
我想“顶天立地”不“诗意”吗。又一想，现在一般的情况下，“诗意”一点就是“小资”一点。这真是一件让那些真正的诗人大为沮丧的事，好在现在真正的诗人也不太有。
后来，我只能又给了他几个。
第二天，我手机没开，又不在家里，他打了十几个电话找我。我以为，他越想我的题目越好，要再次向我表示感谢。哪知道，他是越想越不对，要我再给他想几个。
我这个人是从来没有给人家选择的习惯，我给的就一个，这肯定是我以为最好的，当然，在大多数时候，也是我自己从无数种可能中选出来的。
于是我说：我只是一个看画的人，我看到的和你想表达的肯定是有差距的。我不可能和你想的一样。再说，题目真的这么重要吗。你以为《溪山行旅图》就是范宽想要的题目？《游春图》就是展子虔想要的？
当然，后来还是又给了他几个。他比较琢磨了好一会，才定了一个，并且表示满意和感谢。我也不知道他是因为不好意思还是真的满意。
等到平心静气时想想，“顶天立地”是我的风格，但不是他的感觉，对于他来说大概也嫌太强硬了一点，你更不能强硬地塞给人家。
于是在想，有题还是无题，这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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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画，干吗一定要有个题目？这大概是为了当画不在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文字和语言来指称它。因为如果画在场，我们完全可以指着它说，就是这一张。画的题目，就如人的名字。
中国人对于“名”的重视真是有点儿至高无上的。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正名”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但有时“无名”本身就是一个“名”，也是可以“言顺”的。看看古诗里，有相当多的经典名作的题目就叫“无题”。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过：“诗有题，则诗亡；词有题，则词亡。”想想也不太对，历代有那么多的有题的诗和有题的词，不但没亡，而且现在还好好的活在各种文本里，活在人的嘴里，更是活在人的心里，千百年了，还是活得相当的滋润。
再想想，可能王国维并不是这个意思。他大概想说，不要让题目限制了你的想象力和阐释力，不要让题目屏蔽了诗词中丰富的意义资源。
就如苏东坡说，写诗的时候，“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一样的道理。董仲舒老早就在《春秋繁露》里说过，“《诗》无达诂”了。
西方音乐家大概也是知道王国维的意思的。在浪漫主义之前，音乐都是“无题”的，这就是所谓的“无标题音乐”。至今，这种音乐仍然被看作是最纯粹——也是最高端的样式。
艺术的“达诂”果然不好，但是，太不“达”恐怕也是个问题。你看，在19世纪中叶浪漫主义之后，西方音乐的主流就“标题”了。
但到了现代主义里“无标题”又回来了，动不动就“标题”为“作品XX号”。其实，这才是“标题”的本意——区别于其他，就够了。而现代绘画，也很有学着这招的。
谭平（北京） 无题
160×200cm 2015年
所以，当我们在为城市新修的街道起名字大伤脑筋——又是征集又是海选又是专家论证又是领导定笃的时候，有人就说了，干吗这么费劲，吃饱了撑着。看看人家纽约，就叫“第X号大街”，想都不用想，找起来又方便。
想到我所在的城市里的几座跨江大桥，之初只是按建成的先后叫一、二、三、四桥，后来有话语权的人认为这样太没文化，于是大动干戈，像是全民总动员似的来起名字，结果，当然是有名字了，不过至今人们还是叫它们“一、二、三、四”。
“达诂”不好，不“达”也不好，这真是个问题。用中国特色的话语说，就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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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其实就是一个观看与阐释的标准。艺术的标准——艺术的“题目”本来就是一个“问题”，时不时就有好事者或者没事者要出来谈论——研讨“标准”问题。
本来，不谈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一谈，倒真成了“问题”，这个“问题”好像就是“谈”出来的。所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最后结论是，“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就应该保持沉默”。
这让人想起好莱坞警匪片，警察抓住犯罪嫌疑人时说的第一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你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其实，康德早就说过了，“如果艺术是有标准的，那么我们有什么好争论的；如果艺术是没有标准的，那么我们又有什么好争论的。”话是这么说，如果真的这样，那么，我们这些靠“争论”艺术吃饭的人怎么办呢？
在中国画里，有时候有题就是无题，比如题为“山水”，“仕女”，“梅花”……谁看了还不知道你画的是山水、仕女、梅花。
有时候无题就是有题，比如题诗与跋语，尽管不能算是题，但是，题中应有之意已经说得明白无误了。
就如“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题也不如无题。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主任黄克武告诫胡适文本研究者们，对于胡适自己的解释要特别当心。
他说：“胡适和徐志摩是很好的朋友，徐志摩会把他的日记拿给胡适看，然后胡适在上面做批注。徐志摩也很了解胡适，他说，凡是胡适文章中有按语的地方都要好好考究，因为这些按语往往都是导引你往错误方向理解的，所以胡适说‘知我者志摩’。”
按“诗无达诂”的说法，其实并不存在“错误方向理解”。
齐白石 祖国万岁
67×33cm 纸本设色
聪明如齐白石者是“玩”题之高手。不用说应老舍之“蛙声十里出山泉”之题而成就的经典之作。你看他，只用了“祖国万岁”这“四”个字，便让一棵普通的万年青荣升为“国家级重大题材”，这可真是“四”两拨千斤之大师。
* 本文刊登于第817期《美术报》文 | 曹工化 文艺评论家、作家、书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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