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起名字大全免费(程子卿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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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详情介绍：
100个好听时尚，创意独特的男孩起名用字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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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听时尚，创意独特的男孩起名常用字大全
1、【杰、轩、风、翱、明】
2、【杰、星、磊、彬、凡】
3、【昱、刚、俊、弼、元】
4、【凯、华、奥、熙、枫】
5、【昌、阳、语、蕴、景】
6、【海、晋、明、寅、耀】
7、【恺、乐、荣、明、澳】
8、【哲、澜、峻、良、聪】
9、【明、展、涵、衍、凌】
10、【孟、曜、翮、荣、龙】
11、【奇、玮、宇、文、淳】
12、【载、棠、良、权、岳】
13、【博、新、经、亘、德】
14、【泽、博、弘、梓、吉】
15、【伦、晓、若、展、奇】
16、【甫、华、池、秉、胜】
17、【致、闲、龙、仁、齐】
18、【轩、辰、锟、运、鹏】
19、【泽、岩、弘、道、益】
20、【鹤、星、睿、蕴、业】
免费公司取名字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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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非知己莫与谈：陈独秀胡适交往记忆
有人曾说，陈独秀和胡适之间的友谊不能用常人的眼光看待，因为二人性格迥异，还经常摆出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面孔，可在大事大非面前，二人又能瞬间化干戈为玉帛。
鲁迅就曾经这样评价二人：“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鲁迅的评价，不可谓不精辟。
与人打交道，陈独秀总是剑拔弩张，胡适则待人温厚平和。但即便是争论得再激烈，二人也都严格遵循一个原则——“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这是陈独秀的主张，亦是胡适的观点，因此两人即便矛盾再大，也会“很客气地辞别”。
相 识
1915年，刚刚从日本回国创办《青年杂志》的陈独秀，与亚东图书社老板汪孟邹闲谈。
《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封面
期间汪孟邹谈到，他有位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的老乡，文笔极佳。陈独秀当即问道：你是说胡适之吗？
汪孟邹大感惊讶，后来才得知，陈独秀早在日本留学时就曾收到一位美国留学青年的来信，当时便对他的文采大加赞赏，而这个人，就是胡适。
回国后，陈独秀对胡适的文笔依旧念念不忘，此番听说汪孟邹与之是老乡，便动起了向胡适约稿的心思。
这稿约的可谓一波三折……但也许就是缘分使然，陈独秀和胡适这两位素未谋面的文人，竟然在几封书信的往来间，成就了一番传奇的友谊。
陈、胡未曾谋面，便在《新青年》这块阵地上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运动口号，宣扬民主与科学，诸多新思想、新理论在当时相对封闭落后的中国迅速蔓延开来，焕然一新的文字风格也为看惯了八股文的年轻人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窗。
这场影响力极大的运动，也为早就想将陈独秀招致麾下的，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添了一把火。
陈独秀与蔡元培
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正式将陈独秀招致麾下，任北大文科学长，每月发放300元薪酬给他，这对正在穷困潦倒中的陈独秀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
然而在当时的北大内部，传统文学还占据着主导地位。陈独秀自觉孤助无援，他又想到了自己曾向蔡元培力荐的伙伴——胡适。
正是蔡元培的成全，使得陈独秀和胡适这两位相隔万里的伙伴终于有了共事的机会。
陈独秀和胡适的到来，无疑让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如虎添翼。此时的北大文科部，既有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旧教员，又有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人新思想的汇入，使得当时的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在北大刮起，并迅速在全国流行起来。
分 手
几封书信，促成了陈独秀和胡适传奇般的友谊。按理说，二人从素昧平生发展成知己、同事，理应有一个完美的大结局，然而二人的关系却并未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发展。
胡适从美国回到上海后，曾发誓20年不谈政治，20年离开政治，只从教育思想文化等方面入手追求一种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这与陈独秀“不谈政治”的宗旨是契合的。然而1919年11月11日，一战停战的消息传来后，陈独秀竟忍不住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舞文弄墨，饱含情感地形容起北京市民欢庆胜利的景象。
同时激情澎湃的还有蔡元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胡适，然而恰在此时，胡适的母亲去世了，他“谈政治”的热忱一下子沉寂了下去，再加上他本来就更加热心于文艺，所以但凡遇到陈独秀管他要有关政治的稿子，他也只是敷衍几篇了事。
之后，二人在政治、思想上的碰撞多了起来，分歧日渐凸显，这引起了有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胡适的不快，乃至后来二人爆发了激烈的矛盾。
胡适与陈独秀因《新青年》结缘，也因《新青年》分手，然而二人始终未在公众场合表达过对对方的不满，直到30年后，胡适回忆起这段历史还明确地表示他和陈独秀之间的矛盾并非个人矛盾，而有关主义。
二人也并未因此中断往来，恰恰相反，陈独秀此后曾有过数次被捕的经历，甚至差点丢了性命，正是因为胡适的出手相助，才得以化险为夷。
营救
陈独秀和胡适的关系，就像是两条曾经汇聚于反封建主干道的河流，大部分的时间，它们分流而去。不过，在这两条河流中间似乎总有一些支流将它们连结，藕断丝连的二人时而势不两立，时而同仇敌忾，时而在关键时刻为对方挺身而出。
1922年8月9日下午，陈独秀的新居——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闯进了一帮不速之客。这几个人，是法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长西戴纳、督察员黄金荣、探子程子卿、李友生和包探曹毅卿。
他们所来当然不是什么好事，而是以陈独秀家中藏有违禁书籍的名义，将陈独秀抓进了牢房。
这并不是陈独秀第一次被捕，所以他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恐惧，他照例配合巡捕做完询问笔录，又被量了身高：一米六三。
陈独秀被捕当晚，胡适就得知了消息，并在一个大雨过后的清晨，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顾少川，详细说明陈独秀案内的证据，并说法国人今年做的事，实在大伤中国青年的感情，请他以此意劝告法公使，请他们不要如此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排法”的感情。
复审当天，律师博勒在公堂上说，陈独秀家中确实有《新青年》杂志，但他家仅有此书，并无印刷设备，因此也不违背法租界条例。
就这样，法国会审官商议后，判罚陈独秀大洋400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
第二天，顾少川秘书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胡适，胡适连声道谢。
陈独秀十分感念胡适搭救之恩，他写信给对方，并寄出自己的一篇文章——《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给胡适新创办的《努力》杂志，虽说陈独秀的观点依然与胡适相左，但二人抛开思想之外的情感却从未间断。一直以来，陈独秀就好像是那个冲锋在前、无所畏惧的少年，而胡适则像是一个心思缜密的长辈，穷尽所能为其搭建了一个又一个避难所。
最后的共鸣
晚年的陈独秀，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一身傲骨。
1937年，刚刚出狱不久的陈独秀去中英协会和胡适等人晤谈，期间胡适对陈独秀说：“我觉得仲甫可以进国防参政会，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我现在也是国防参政会参议院，仲甫若进来，我们又可以轰轰烈烈在一起干了。”
面对胡适的邀请，陈独秀丝毫没有给这位曾多次营救他的老朋友面子，直摇着头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胡适听了默不作声，他知道陈独秀的脾气，也不便再强求。而这次不算愉快的会面，也成了二人此生当中最后一次晤谈。
晚年的陈独秀选择偏居在四川江津的一个小县城，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此后，陈独秀与胡适就没有什么联系了。然而在陈独秀最后的日子里，乃至他去世以后，两人在思想上的共鸣依旧没有中断。
也许胡适也没有想到，二人最后的共鸣，竟是在陈独秀过世之后产生的。他将老友的遗著重新编辑出版，定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
他还为这本书撰写了一篇序言，由衷赞美老友在“最后见解”中发掘出民主真谛的意义。他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
有人说，晚年的胡适变得无所畏惧，这与当年的陈独秀颇有几分相似。
1962年2月24日，72岁的胡适在台湾的一场鸡尾酒会上发表演说，那场演说的内容涉及“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等话题，他始终慷慨激昂，早已忘记自己久病初愈的身体，说到激动处他当场昏厥、后脑着地，当天便在台北医院去世。
晚年的陈独秀和胡适，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思想，或笔耕不辍，或据理力争，这让人不禁想起梁启超的一句名言：“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此二人，正可谓得其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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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非知己莫与谈——陈独秀胡适交往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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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晓倩、子凌、晓静
他是青帮大佬，要写中共党史初始，他的名字一定和毛润之同时出现
在中共党史的开篇中，有一个人，因为闯进了中共一大，从此注定不会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而只要写中共党史开始部分，他的名字注定一定会和毛泽东同时出现。
他，就是上世纪旧上海法租界政事治安处主任、督察长，青帮悟字辈成员程子卿。
右一薛耕莘（巧，我故旧之父），中间为程子卿
程子卿，字则周，又作泽周，1882年3月3日（光绪八年农历壬午年正月十四日）出生。江苏丹徒 （今镇江市）人。家庭贫困。在镇江私塾高功书院三年肄业之后，到镇江南门越城内何益顺米店当学徒。
1900年前后，从镇江来到上海，当时他的姐姐在上海福州路当妓女，由姐姐出资，程子卿在上海广东路满庭芳开了一家小栈房。由于生意萧条而关门，他不得不到上海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他在那里结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结拜为帮，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又因为他的皮肤黝黑，绰号叫“黑皮子卿”，青帮悟字辈成员。
流氓有文化，名头满天下。虽然这是夸张了，但程子卿的确在码头工人中，因为有文化，头脑活络，又有一身力气，为兄弟们打抱不平时敢出头‘拉场子’，更加之有在帮身份，逐渐的，也是一块地皮上的‘小老大’。
如今的上海延安东路，在1914年前是一条黄浦江的支流，即赫赫有名的“洋泾浜”。川沙、南汇、奉贤等郊县的农民摇着小船，满载着农产品从浦江而来，泊在洋泾浜的郑家木桥畔，与两岸的居民交易。
旧时洋泾浜
这条也是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界河，因此形成了“三不管”的局面。最开始时，有一些上海话称之为“小瘪三”的混混在此乞讨、敲诈甚至抢劫，来做生意的农民大声呼救，若是法租界的巡捕赶来，这些小地痞就踏上郑家木桥逃到公共租界，反之，则从公共租界逃到法租界。
渐渐地，流浪儿、浪荡子、青皮流氓会聚于此。租界警方也曾合力遣散，甚至用拖船将他们“流放”到浦东。但没多久就恢复原样，而且愈发混乱污秽，简直是盗贼渊薮。因此，“郑家木桥小瘪三”成为了上海人家喻户晓的俗语，用来指称那些无耻无畏又屡教不改的小混混。
郑家木桥早已拆除，原址上建了石桥，今也荡然无存
正在租界当局为此烦恼的时候，一个法捕房的“包打听”（老上海人对便衣探员的俗称）将这事儿麻利地解决了，他就是黄金荣。
步入中年时期黄金荣
此时是1905年，郑家木桥周围的青皮已经结成了几个帮派。黄金荣当差十年，相当有破案经验，而且出手豪爽，善于花钱笼络“线人”。这样，没几天就了解到，这些小混混无论跟哪个老大，大都听一个叫程子卿的镇江人的号令。
据说程子卿虽然身材瘦削，却臂力过人，因此黄金荣见他的时候，带了好几个弟兄。程一听是巡捕找上了门，并没有反抗。不过令他吃惊的是，这个一脸麻子、颇有点矮胖的巡捕没把他抓到大自鸣钟捕房，反而进了法大马路聚宝楼（法大马路是旧上海俗称，当时正式名称是公馆马路，也就是今天的金陵东路）的一个小包间。在这里，黄金荣要和他谈一个交易。
条件很简单，黄氏承诺和程结拜弟兄，并介绍进法捕房当差，只要他把手下的徒众组织起来，不再敲诈抢劫，而是规规矩矩地向在郑家木桥卖货的农民征收管理费。当时黄金荣还并非帮会中人，但这一做法开启了上海秘密社团日后四十余年的行为惯例，那就是背靠租界当局的政治势力，在灰色地带以保护者而非掠夺者的身份出现，一方面维护市面安定，另一方面得以上下其手，大发其财。顺便也可以帮租界当局处理一些用法律手段无法解决的难题。
黄金荣更是把程子卿安排进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他虽然不懂法语，但臂力惊人，抓人一抓一个准，又特别机警，办事能力超强。程子卿也没有忘记投桃报李。黄金荣还是青帮‘空子’的时候，因为势力在法租界已经无出其右，便冒天下之不韪，公开开香堂以青帮身份收徒。这就是后来江湖传说中他‘天字辈’由来。当然，若干年后，还是在青帮老人的压迫下，给大字辈张镜湖递进了门生帖子，成为了通字辈。
而当时黄金荣开香堂的地方，便是法大马路聚宝楼，这座聚宝楼黄金荣一分钱没出占了半座楼的股份，就是程子卿和丁顺华去‘谈’下来的。而且顺便替大哥收了这座茶楼的老板史少卿做徒弟。史少卿一跃成为帮会掌管上海城隍庙小生意人之人，得到的钱财何止一座聚宝楼。
旧上海城隍庙一景
辛亥革命时期，程子卿跟着大哥结识了孙中山，专门负责保护孙的安全，程子卿和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后来干脆加入了国民党。他的简历中关于入党是这么写的：上海，入党为“孙总理代办”。程子卿从此靠山是青帮，又与法租界内的国民党来往密切，因此消息十分灵通，愈加受到法租界当局和黄金荣的青睐。
‘误闯’中共“一大”会场
当时，租界当局已经得到不少关于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但时间和地点都不那么明确。陈公博就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法租界当局加强了警戒，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条例，要求租界内的任何集会必须于48小时前取得警察局长许可，否则一律严惩不贷。
开会当晚，程子卿听到望志路106号（今上海新天地区域兴业路76号）里有外国人说话的声音，直接闯了进去，正是“一大”会场！当被询问时，他反应很快，说了声“对不起，找错房子了”，这也成了他在中共‘一大’会场上的讲的话。随后程子卿赶紧撤出来，回去喊人。趁着这个空档，中共嗅到危险气味，迅速转移到那艘游船上，这得感谢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她实际上一大的总务。代表住宿、会议材料整理等，她都出了不少力。另题外说，一大代表中，周佛海到了上海，但由于腹泻，没有进入会场。实则在望志路会场的加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就十四人，而程子卿那闯入的‘一分钟’，使他成为党史上一大第‘十五人’。
今天的一大会址
而针对‘误闯’一说，其实更确切的是祸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1920年，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他是该党创建人之一）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已经是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马林在1921年4月动身来华。因为马林早已引起各方注意，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马林（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
1921年6月3日，马林乘坐阿奎利亚号（Acqulia）客轮抵达上海之后，密探们更是把马林的行踪查得清清楚楚，并记录在案。法租界巡捕房当年的“S”或“R”类档案中可查到准确的原始记录。
1921年7月23日当晚，马林进入一大会场时就已经引起了密探的注意。首先进入会场侦查的便是一向胆大的程子卿。
当时借用的名义是搜查一个叫‘全国各界联合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总部设在法租界贝勒路口的树德里，门牌是望志路104号，以前还曾临时借用过106号办公。这个联合会支持孙中山，反对北洋政府，法租界就以此派出了程子卿。
关于后来搜查的细节，陈公博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回忆比较详细：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那个侦探告诉我，他实是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又补充了一个重要情节：“(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陈公博
整个过程，陈公博自称曾不停地抽烟，竟然把整整一听长城牌四十八支烟卷全部吸光。（这个我个人认为是夸张很多，作为老烟民，抽一支烟是多少时间，3到5分钟，而且，连续抽人肯定受不了，我个人在极其郁闷之际，估计最高纪录也就不停抽了十来根儿。更况且，以前没过滤嘴的，更醇更浓烈）
在中共一大结束后不就，黄金荣和程子卿还两次同时抓捕同一个人，谁？中共领袖陈独秀。
1921年10月6日《申报》 第14版报道：
住居法新租界地方之陈独秀，迩因编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党主义、劳动主义、新青年等书籍，被特别机关探目黄金荣、包探程子卿侦悉，以其有过激性质，于前日偕同西探至该处，抄出是项书籍甚夥，当即将陈及其妻林氏并牵涉人褚辅成、牟有德、杨一生、胡树人等，一并带入捕房。
1922年8月10日上海 《时事新报》 报道：
陈独秀氏寓居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二号，昨（九日） 被法总巡捕房特别机关西探目长西戴纳，会同监察员黄金荣，华探目程子卿，李友生，包探曹义卿等捕获，带入芦家湾（引者注：即卢家湾）总巡捕房，候请公堂讯核。
陈独秀
1927年，程子卿参与了“四·一二”政变，获得“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胡汉民、汪精卫分别赠他亲书字轴一幅，着实让他激动了好几天。
后来，程子卿也为中共、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帮过一些忙。比如，他给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提供过保护；帮忙疏通、释放过共产党员；为农工民主党领导人邓演达通风报信等。这些，可能与他入教有一定关系，但很快引起国民党右翼分子的不满。他曾在五年之内，先后收到7次匿名警告信，有时信封里还附有子弹。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留在了上海，因政治问题受到政府审查，遂求助于宋庆龄，经宋庆龄出面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后，方才避免被捕的命运。程子卿以后回忆说：“由于他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解放后被审查时，幸蒙宋庆龄先生力保，在年老患病期间，才未予关押。。。也没有被怀疑是帝国主义买通的间谍。”
宋庆龄年轻时
而宋庆龄能为程子卿作证明，有个很大还情之由。曾经国民党特务机构一直监视宋庆龄，但只能在外围，无法深入，得知宋庆龄身边保姆李燕娥单身，便选美男特工与李燕娥恋爱，以求打入宋庆龄家中。程子卿把那美男身份悄然告诉宋庆龄，使宋庆龄及时识破这一“美男计”。
程子卿的太太叫杨景德，两人一起加入了天主教，育有两女一子。他原在上海建国中路（薛华立路）137弄建造4幢三层新式里弄住宅。除了其中一幢自住之外，另外3幢出租。在程子卿晚年，靠着收取租金，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只是后来消化道、泌尿系统患病，在病痛之中度过最后的日子。
今建国中路137弄和平里弄口
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病逝于建国中路私宅，终年79岁。
1980年， 程子卿太太杨景德因患肺炎离世，终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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